曹聚仁、杨惠敏不是跟随谢晋元到四行仓库的。陈参谋长是否一同去过仓库“观察防务”已不重要。在其他人（如：孙元良、张柏亭、上官志标等）的回忆中均未提起陈参谋长。近日笔者查阅了手头的资料，他就是“八一三”战役开始时的524团团长陈素农，九月份调升88师少将参谋长，韩宪元则由中校团副升为524团上校团长。以后（注：具体日期不明）陈素农调升，再由张柏亭接任师参谋长。但是，杨瑞符在撤出四行仓库战斗以后直到1939年6月的历次回忆中都说到：“（28日）晚11时许，有一个新闻记者要见我和谢团副，这时我因事繁，当派机枪连雷连长代见。一会儿，雷连长来报告：‘记者说团副、营长既不能见面，要求给他写几个字’。我于是在百忙中，拿起他的笔记本写着‘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夜12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军杨惠敏小姐来，当派员很敬重的将国旗接过来，……”杨瑞符分两段写的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但是无论“派雷连长代见”还是“派员将国旗接过来”都说明杨瑞符（包括谢晋元）并未出来接见曹聚仁及杨惠敏。如果像曹文所说是与“谢晋元及陈参谋长”一同进仓库的。杨瑞符不可能说：“我因事繁，派雷连长代见”及“百忙中”之类的话，一定是早就出来迎接和见面了。所以“陈参谋长观察防务”之说也难成立。
同曹聚仁、杨惠敏进仓库的人到底是谁？杨瑞符的回忆在“记者要求签字”和“童军献送国旗”两节中间，写道：“我们的伤兵，因为医药困难，所以在电话通了之后，就请外面向英军交涉，请代设法在本晚将伤兵运出去，……当外面的人来运我受伤的士兵时，我事先因故未到的第一连上官连长、营部汤医官和机枪连杨排长，此次也冒极大的危险，抱牺牲的决心，而赶到四行仓库了。我极钦佩该员等人格之高尚和伟大的精神，当令各回原部服务。”所以，带着曹聚仁、杨惠敏“从杂伙店后壁”爬进四行仓库的不是“谢晋元与陈参谋长”，而是一连长上官志标、营部医官汤聘辛及机枪连排长杨德余。他们是26日傍晚因事请假去租界，原定于次日晨返回部队，半夜里队伍进驻四行仓库而滞留租界的。一连班长余长寿回忆：“26日晚11时接到转移命令，当时上官连长因家眷在租界内，已于晚饭后请假离队，故未随部队退入仓库。第二天晚上才回到仓库里来的。”担任租界英军翻译的郑侠飞也说：“在孤军营时，我碰到谢晋元的营附上官志标（注：他在孤军营时已升为少校团副），他对我说：‘我在北站阵地转移时掉了队，所以我是10月28日到达四行仓库的。’”以上诸多亲历人的回忆基本一致，说明曹聚仁把人搞错了。除了上述注明记错的地方以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他说：“我们便和受伤的杨营长从原路回到青年会来”也错了，当时受伤的是三连长石美豪等人，杨营长受伤是二天以后、31日凌晨撤退时的事，不可能在29日凌晨跟曹聚仁等人回青年会。
正如杨瑞符所述，他通过雷雄在曹聚仁的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谢晋元也写了：“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曹回到租界后，写了两篇特写，将谢杨两人的题字一同刊登在10月30日的《新闻报》上，其中说到“本报记者挥泪握别谢杨，行矣同志前途珍重。记者乃离栈而返，频行犹不胜依依。距知行未数十武，敌即大队驶至，一时枪声乱鸣，子弹四飞，冒绝大危险，出生入死，始抵华租交界处。时交通已断绝，不得已徒步至真如，经南翔辗转数十里，历时一昼夜，始安然返（报）馆。途中屡经危境，幸告无恙，执笔属稿时，犹忆念此两民族英雄不置也。”曹记者当时写的这一段精彩故事，同样也是虚构的，与杨惠敏编的游泳过苏州河返回南岸一样，也是当时防日本人找租界麻烦的客观需要。 txt小说上传分享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5）
即使像曹聚仁说的，他、杨惠敏跟着谢晋元等从租界坐汽车，绕道苏州河北岸，爬过马路从杂伙店进仓库，杨惠敏向谢晋元献国旗，谢发现国旗太小，又打电话并派人要市商会去买新的大国旗……这些事情和记者要求题字等，谢在“租界青年会七楼”时都可以解决，曹聚仁、杨惠敏二人根本用不着到四行仓库去的。所以，有关说法的不合情理显而易见。
曹聚仁在有关“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回忆中出现较多记错的地方，一是那几天的战斗十分激烈，情况千变万化；在战局急剧演变中，曹对有关战局变化的接触并不深。二是曹聚仁没有见过谢晋元、杨瑞符，与上官志标、汤聘辛等人也只是一面之交，并不熟悉。曹在88师师部时接触多的是孙元良、张柏亭二人，与其他人打交道少。三是曹文中说到：“（11月）7日晚间，青浦也失陷了，连军部也摸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事出仓促，……我的卫士把我的行装背着来来去去，一直背到了南京也就不知下落了。”从中可以看出，曹当时的笔记、资料等很可能已经全部丢失。写*时参考了别人一些不一定准确的记述。四是在事件发生20几年后，单凭记忆写*而不免发生许多记错之处。
敌 寇 疯 狂
28日起，四行仓库屋顶就高高飘扬着国旗，以后又二次更换，一面比一面大（当时报纸报导有“阔四尺”，“阔六尺”，“阔八尺”等说法）。国旗对民心士气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央社28日的电讯写道：“我忠勇将士，高揭国旗，压倒四周的太阳旗，发扬我大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与国家无上光辉。此八百壮士之壮烈义举，已博得全沪中外人士无限之钦敬，并引起最热烈之注意，前线战事，反成视线次要……”
日寇见我楼顶高扬的国旗及民众的抗战热情，越加恼羞成怒，自交通银行窗口及屋顶向我军猛烈射击。我军沉着应战，毫不畏惧。敌机多批在空中盘旋，企图轰炸，我军高射机枪开火射击，击退其四、五次俯冲企图。丧心病狂的敌人见多次纵火无效，竟将国庆路北边德士古洋行石油库的汽油一桶桶的滚出来，到处浇洒，被秋雨淋熄的火焰又一次次燃起。28日午夜前，火势沿着地上流淌的汽油从西北东三面烧到仓库，把红砖混凝土墙都烧红了。从仓库各处窗口往外看，西藏北路一带的南北公益里、华通坊、更新舞台等处民房均熊熊燃烧。西边从开封路起到麦根路苏州河边以至更西面乌镇路一带的民房、隔满洲路的瑞大木行都在汽油所引起的火焰中燃烧不止。我军战士集中全力灭火，但仍感觉到处是火，似乎整个仓库快要被火焰吞没。而正当万分紧急之际，仓库内的自来水管均无水流出，不知是否外面的总水管被敌人炮火炸断，还是其他原因。谢晋元、杨瑞符赶紧命令以各楼大水缸所储存之水救急，并将所有污水及小便妥为保存，以作消防之用。还派出一班人从东南面绕出，到外面民房中找水，幸好不久便在约数十米外沿河的一处破房中找到一个有水的笼头，赶紧派人以仓库救火用的水桶接水，储存于大水缸中。熊熊的火焰在仓库墙外燃烧，把人烤得快要窒息，当火势非常厉害的时候，谢晋元只能叫守卫底层的一连长上官志标，命令战士暂停工事作业，抽人上二、三楼支援，不使大火烧入库内。在我军射击和手榴弹轰击下，当场击毙纵火的敌人十几名。午夜以后，仓库外的火焰才稍有熄灭，余火则一直燃烧到29日白天尚未停熄。
敌狂我无畏，国旗壮军威（16）
29日凌晨三时及上午七时十分，敌军两次偷袭，每次一、二十人，持枪荷弹，由交通银行方向沿墙边偷偷接近。我军瞭望哨早已发觉，但佯作不知，等敌军逼近仓库大门口时，纷纷登高以手榴弹掷下。敌人一遭打击，即亡命向西奔逃，每次均有数人毙命。
中午十二时起，敌军四、五辆坦克，沿着光复路、国庆路及四行仓库北面转向西藏路开封路口，往来梭巡，向我军威胁，企图掩护其步兵施行多路围攻。此时，仓库西边交通银行门口光复路上及西北面国庆路满洲路一带各有一二百名日军集结。
苏州河南岸观战的民众从各处高楼上密切注视着敌军的动态，他们以万分焦急的心情用几块大黑板拼在一起，写字和绘以图形，向我军示警。许多民众还以多种渠道，接连不断地用电话通知仓库守军，告知各处日军调动情况和“大队敌军准备今日午后向四行仓库发动总攻击，望你们多加注意。”
驻守新垃圾桥北堍的英军，也告知在北西藏路的曲阜路及开封路两侧共有日军二百余人，分批埋伏，拟从西藏路方向进攻仓库，同时劝告我守军：“敌人即将从几个方向发动对你们的总攻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仓库，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谢晋元十分明瞭守卫四行仓库在军事以外的政略意义，仍然婉言谢绝了租界英军的好意。
下午二时以后，敌军在坦克和平射炮火猛烈轰击下，从三路发起总攻，我军依托日益完善的工事，以逸待劳，坚决抵抗。六楼平台上我军以五、六挺轻重机枪，压制交通银行敌军机枪、迫击炮和国庆路一带敌三吋口径平射炮的射击，同时对敌坦克跟踪扫射，使其不敢接近仓库。敌军步兵从西边沿光复路冲近21号大门、北面从国庆路冲到四行仓库北大门，都想破坏大门后冲入库内。我军等敌人靠近后，立即投以手榴弹，将敌兵赶走。反反复复，相持一个多小时，敌人攻击毫无进展，遭到重创后束手无策。
当敌军在陆上以多路进攻，反复纠缠之时。三时半，敌人海军陆战队百余人，分乘汽船两艘，自黄浦江向西驶入苏州河。每船架机关枪迫击炮，其余持步枪及手榴弹，船身灰色，尾悬太阳旗，并有新闻记者数人，手持摄影机杂处其中。天空有敌机两架，往来盘旋，以为掩护。其时，河两岸滞留民船甚多，水道狭窄，敌船因不能畅行，不时以枪恫吓，叱令两旁船只避让。小船上的中国民众见敌船前往攻击四行仓库，便不顾生命危险，将船只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散停在河中间，有意堵塞河面，阻滞敌人前进。有人赶紧将此险情写在纸条上，画了一张草图，指明敌船开近老闸桥的位置，要八百壮士早作准备。谢晋元与杨瑞符紧急商议后，命战士从烟纸店窗口向光复路对面的英军碉堡喊话，要担任翻译的万国商团中华队队员郑侠飞告诉英军，不能让日军汽船开过来，如果敌船行驶到西藏路桥，八百壮士就立即开火，不管租界不租界，后果概由英军负责。守卫碉堡的英军小队长立即向对面中国银行仓库的队部报告。租界英军见事态严重，怕战火殃及租界，立即派兵往福建路老闸桥及浙江路老垃圾桥，架设机枪阻止日船前进，两岸英军伏于防御工事内，随时准备开火，以防万一。租界巡捕房亦派出中西警捕，于两桥的南北桥堍设置移动式铁丝网，封锁交通，禁止行人通过。下午四时许，英美法外交人员及万国商团、工部局高级官员相继到达浙江路老垃圾桥，劝阻日军前进。当时，日军官蛮横无理，竟说：“我（日）军已占领闸北，故有权行驶于苏州河。”租界官员明知东洋人无理纠缠，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