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桌上捞回来。
就在谋求和谈的同时，辽军继续加强军事行动，绕过无法攻克的坚城，一路挺进到黄河岸边，十一月二十四日直抵澶州（河南濮阳）城下。只要过了黄河，宋都汴梁就近在咫尺。
澶州扼黄河两岸，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二城，辽军面对的是澶州北城，在这里辽军无法再前进一步，澶州牢牢地挡在前面，这里将是他们这次进军的终点。
另一方面，赵恒也在急急忙忙地向澶州赶来。寒风凛冽中，车仗一路向北，侍臣怕把皇帝冻着，就拿来貂裘和絮帽请赵恒穿戴上，赵恒此时表现出他关爱臣下的一面，说：“大家都在顶风冒雪，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呢？我要和臣子们同甘共苦！”坚决不穿。
赵恒的举动使军兵大受感动，在那个年代，皇帝是万金之躯，竟然和大头兵们一样挨冻，无疑会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看来赵恒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愚蠢荒唐，他很明白以身作则的效力。
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到达澶州南城，比萧太后晚了一天。
狂风呼啸，浊浪排空，大军云集黄河两岸，一场大战正在酝酿之中。
在千古奔涌不息的黄河岸边，宋辽两国的最高首脑将展开一场强力碰撞，较量的不仅是力量，更重要的是智慧、勇气和胆识。
谁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那支神奇的弩箭（1）
在赵恒到达澶州之前，一场规模不大的前哨战打响了，但就是在这次不大的战斗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辽军抵达澶州北城后，除去临河一面外，把其余三面团团围住，秣马厉兵准备攻城。
辽军的统军使兰陵郡王萧挞凛在督军前进的时候，亲率一小股轻骑绕城巡视，想寻找宋军防守的薄弱点进行突破。正当他左看右看的时候，不知道巨大的危险已经降临——城头上一张宋军的床子弩正在向他瞄准。
据守在城头的军兵是宋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继隆部，这部宋军是赵恒出发前派来打前站的。李继隆就是李太后的哥哥，在赵恒即位之初被外放。李继隆是能战之将，在雍熙北伐失利时，曾在拒马河边死战掩护宋军撤退，这次辽军入侵，他一再向皇帝请求出战，想上前线，赵恒就任命他为驾前东面排阵使，先行赶往澶州。
刚刚到了澶州北城外，就遭到几万辽军铁骑的攻击，李继隆和驾前西面排阵使石保吉将车辆围成营寨，将辽军挡住。在稳定住战局后，李继隆即加强城防，在城上关键部位多排强劲的弩箭，萧挞凛就撞在这些弩箭手的枪口上了。
城头上看见萧挞凛的是威虎军军校张，他负责放射床子弩，此时弩床上已经装好了箭，张见萧挞凛像个大官，便和弟兄们招呼一声：“快看，那有个鞑子的大将。”身边的宋军士兵都说：“那还等什么，给他一弩箭尝尝，让他知道咱大宋的弩箭是啥味道。”
张挥动大锤，猛地砸在床子弩的发射扳机上，弩箭带着尖利的呼啸声破空而去，正正地钉在了萧挞凛的脑门上，萧挞凛翻身落马，大吃一惊的辽军忙把他扶回营寨紧急抢救，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萧挞凛的生命之光也悄然熄灭。
击毙萧挞凛的床子弩是宋军的重武器，其地位类似今天的重炮，具有很大的威慑力。床子弩安放在弩床上，一般都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想张开床子弩很费力气，需要数十人合力才能拉开弩弦，有时还要动用手摇绞车。发射床子弩也不是像发射寻常的弩箭用手扳动弩机，而是像张那样用大锤猛击扳机，用手根本扳不动。
床子弩也分型号，最大的是《武经总要》里提到的“八牛弩”，它联装三弓，得用一百多人绞轴张弦，发射的箭叫做“木干铁翎”，又被称为“一枪三剑箭”。估计张使用的是小一些的床子弩，如果是“八牛弩”，萧挞凛的头应该都被射飞了。
床子弩因笨重、发射速度慢、用人多不便于野战，但在守城时可是个好东西，它威力大，碰巧了还会连续贯穿数人，再厚的重甲也没用。床子弩的射程很远，最远纪录达千米开外，是当时射程最远的武器。萧挞凛也许当时离城较远，没有提防偷袭狙击，所以会被一击毙命。
张他们不知道，本来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事，却打下了一个最大的枣，并由此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萧挞凛在辽军中的地位非比寻常，他不仅是萧太后的族弟（在辽国，只有帝族和后族才有姓，而且两族累世通婚，普通辽国契丹人没有姓，如果看到契丹姓萧的，可以肯定此人必为后族），还历任南院都监、彰德军节度使、西北路招讨使、南京统军使等职，加侍中、右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太师，可谓位高权重。
他戎马一生，在幽云之战中以诸军副部署身份跟随枢密使耶律斜轸战于山西，杨业就是被他生擒的。之后他还参与了征伐高丽、平定敌烈部反叛等战役，史称“有才略，通天文”、“屡任艰剧”。
在萧太后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大臣就是韩德让、耶律斜轸和耶律休哥这“三驾马车”，她这次进军宋境时，耶律斜轸和耶律休哥都已亡故，“三驾马车”里只剩下了韩德让，而韩德让主要功绩是在政事方面，萧太后在军事上倚重的就是萧挞凛。并且，这次出击宋朝，主意是萧挞凛给她出的，在征战中出力最多的也是萧挞凛，说萧挞凛是辽军的“军胆”并不过分。
萧太后得到萧挞凛阵亡的消息，顿时大惊失色，赶到萧挞凛的棺车前放声大哭，并停止上朝五天。萧挞凛之死沉重打击了辽军的士气，在士气不振的情况下，萧太后决意与宋朝和谈。
赵恒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来到澶州的，澶州的南城大北城小，而且南城在黄河的南岸，与辽军隔着条黄河天险，相对北城来说要安全得多。赵恒就在南城安顿下来。
那些陪同皇帝亲征的大臣，本来就是战战兢兢的，隔河见辽军铁骑纵横，战鼓震天，腿都吓软了，纷纷对赵恒说：“不可再进了，您的安全要紧啊。”只要皇帝不前进，他们也就没有必要过河去了。赵恒也是心里惧怕，被这些“关心”他的大臣一咋呼，说什么也不愿再向前走一步了。
寇准力请赵恒过河：“如果陛下不去北城，就不会起到振奋军心、威慑敌人的作用，亲征的意义也就不大了。”为了给赵恒打气，寇准分析形势说：“我军精兵猛将都在北城，各路援军也陆续到达，有了这些保证，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赵恒还是不想去北城，高琼也恳请他过河，大臣冯拯不高兴了：寇准是宰相，劝劝皇帝也还罢了，你高琼一介武夫，凭什么也来插嘴？便没好气地训了高琼两句。
他不高兴，高琼更不高兴，他打心眼儿里瞧不起这些就会说黑道黄，有功就争、有过就推的家伙，也没好声气地说：“先生高官是靠文章得到的，今天国家危难，敌骑遍野，难道先生只会训斥我高琼无礼，就不能拿出获得高官的本事，写首诗把敌人赶走吗？”说完，丢下瞠目结舌的冯大人不管，厉声命令卫兵保护皇帝向北城进发。赵恒这个气啊，但在这种时候也不能把高琼怎么样，只好顺势下令“起驾”进了北城。
赵恒视察了军营和城防，登上澶州的北城门楼，在城楼召见了李继隆等众将，赏赐给军兵酒肉钱帛。宋军看见城楼上飘起皇帝的黄龙旗，士气顿时暴涨，数万大军踊跃欢呼，“万岁”声传出数十里。
最高首长的检阅，极大地提升了宋军的士气。而辽军那方，则因大将殒命，士气低迷。双方此时在军力、士气、后勤等方面的对比，宋朝已经占据了优势。
可赵恒还是害怕，回到南城后，派人去探听留在北城指挥的寇准在干什么（遗传了赵光义的小心眼儿），结果打探的人回来报告，说寇准和知制诰杨亿每天都在高高兴兴地喝酒，一喝就是通宵达旦。赵恒这才放心：寇准不是瞎吹啊，还真是胸有成竹，看来必有破辽军的计策。
赵恒至此才把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放了下来。
其实寇准比谁都紧张，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在大兵压境、吉凶莫测的时候安定军心，特别是要稳住皇帝。
寇准这宰相当的，难啊。
从暗通款曲到明面的讨价还价（1）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谈判也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谈谈打打的战争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这次宋辽战争走的正是这样的路数。
最先提出和议的是辽国的萧太后，早在大规模出兵之前，就通过前面说过的那位享受“烈士”待遇的王继忠给宋朝的皇帝赵恒写信，透露了要讲和的意愿，表示出“厌战”的情绪。
这不免令人奇怪，一面是有着和平的愿望，一面却大规模地兴兵，真是很矛盾的现象。
其实就萧太后自己本人来讲，她在治理国家期间大量吸收了中原的汉文化，致力于内部的发展，确实不愿意再开战端，但剽掠成性的契丹贵族可不这么想，他们获得财富的捷径就是发动战争。抢劫，在契丹贵族的眼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抢劫致富是他们传统观念的一部分，已经深深融入到了骨头里。
契丹族此时还是崇尚武力和掠夺的群狼！
面对整个族群渴望战争的压力，萧太后无法去用强力压制，她要敢那么做的话，就是无形之中把自己摆在了全体契丹人的敌人的位置上了。以萧太后这个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的精明，绝对不会去直接挑战全体契丹人的利益，她选择了逼迫宋朝和谈，并在谈判中最大限度榨取好处的做法。
在她的授意下，王继忠给赵恒写了萧太后有意和好的那封信，要求宋朝派遣使者前往议和。他派了四名辽军小校去见莫州部署石普，石普把王继忠的密信上呈给了赵恒。
赵恒得信后和大臣商议，毕士安相信萧太后确有和好之意，而赵恒却不太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对毕士安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辽国让我们派人去议和，等我们去了，他们就会拼命地讲条件要好处。假如只是给些钱财，那还可以考虑，但我最担心的是周世宗夺取契丹的关南地区（即瀛、莫二州），他们一定会让我们归还，这个是坚决不能答应的。我们拒绝了辽的这个要求，仗还是得打，所以现在就要加强备战。”
赵恒还给王继忠写了回信，拒绝先派使者，说如果辽真有和平的诚意，就得先派使者来天朝觐见。
从这里可以看出，赵恒也不是昏庸之君，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但他在强调备战的同时，也透露出以金钱买和平的想法，所以说后来给辽“岁币”的事，并不是突然的心血来潮。
再说那个王继忠，他被俘以后，萧太后很赏识他，给了他一个户部使的官职，并送给他一个契丹美女做老婆，王继忠这个“忠”，便从宋朝的身上转到了辽的身上。不过他没有忘记前朝，据说和议的建议最早是他向萧太后提出的，后来两国人民得以安享百年和平，和他有着很大的关系。
萧太后从王继忠那得知宋朝皇帝不肯遣使，就决心扩大战争规模，能通过战争夺取利益就顺势夺取，不行的话也可以战促和。
辽军围攻瀛州的时候，王继忠又给赵恒送来一封信，信中写道：“辽精兵云集瀛州城下，关南之地原来就是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