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刘知远让他掌管刑狱之事。但因为当时刘知远并不是皇帝，所以，相关法律并没有制定，即使制定，刘知远这样的人也不会遵守。有一次，刘知远过生日，他要苏逢吉去“静狱”。所谓“静狱”就是将一般犯人赦免释放。刘知远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为自己的生日祈福。可苏逢吉去了之后，竟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囚禁的犯人都处死了，回去后，他告诉刘知远，已经“净狱”了。刘知远问明原因后发现错了一个字，但也只是叹息一声，无数条人命就这样冤死了。
刘知远当了皇帝后，就任命苏逢吉为宰相，命他草创各种制度，主持政务。这个时候的苏逢吉倒还算卖力，对朝堂之事总是过问。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仅凭着主观感受对各种事情作出决断，刘知远让他草创制度，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无法可依由此成了后汉的主要特征。
早在后晋时，宰相李菘被契丹俘虏，带往北方停留于真定。刘知远称帝后，就将李菘的住宅赐给了苏逢吉。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改朝换代后，前朝宰相已经没有资格再住自己的府邸了。况且，李菘又被契丹捉去，根本回不了中原。但过了不久，李菘居然逃回了中原。这位李宰相对既成的事实并没有怨恨，相反，为了在新朝受到重视，他还百般巴结苏逢吉。
他将早已是苏逢吉住宅的宅契送给苏逢吉，可苏逢吉却认为这个小子不是好东西，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讽刺自己；另外，他能这样豪爽地将这么好的宅子送给自己，说明他肯定还有其他的财物。李菘讥讽自己，苏逢吉因而嫉恨在心。因为没有法律，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这种借口找起来简直易如反掌——因为李菘曾在契丹呆过，他寻找到的借口就是李菘“私通契丹”，并且立即将李菘下狱。在刑具的帮助下，苏逢吉得到了李菘私通契丹想要造反的“证据”。然后，他又把李菘的家属牵连进四十多人来，一同处斩，将李菘仅剩下的一点点财产也占为己有。许多大臣都为李菘鸣不平，但他们无法找到法律条文来为李菘说话。因为苏逢吉并没有蔑视法律，而是因为后汉根本就没有法律可依。
当他得到了刘知远的欢心、彻底掌握朝廷大权后，更是妄加杀戮，拿人命当儿戏。当时，朝廷想整顿各地拦路抢劫的盗贼，派人到各地前去捕捉，苏逢吉就草拟诏书，其中写道：“所有盗贼，其本家及四邻以及保人，加上住处人家的全族一并处斩。”
有大臣跳出来反对说：“盗者固然可恶，可只诛他一人即可，要是诛灭全族就不合王法，邻居和保人同罪，不是更过分了吗？”
苏逢吉冷笑道：“王法？我就是王法！”这句话说出后不久，郓州就有捕贼官吏张令柔将十七个村庄的百姓杀尽的惨事发生。
接着更大一起惨剧发生在卫州，刺史叶仁鲁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奉命到山里去围剿盗贼时正好碰上许多百姓也在山里追捕盗贼，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叶仁鲁明明知道这是些老百姓，但仍旧下令将他们捉了起来。百姓们大呼自己是百姓，叶仁鲁哪里肯听？最后竟残忍地命令手下人割断了百姓们的脚筋，扔到山脚下扬长而去。惨遭酷刑折磨的百姓疼痛难忍，躺在地上呻吟不止，几天后，这些不幸的百姓才惨死于山下。而这一切，完全都是苏逢吉那个臭名昭著的诏书所造的孽。
最标准的混蛋：苏逢吉（2）
为名为利是人的本性，但名利的获得如果不是通过正常手段那就是犯罪。苏逢吉有了名后自然也想有利，众所周知，他不可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法律。
曾是后唐李氏后裔的李永吉从凤翔来到后汉京城，苏逢吉认为他是王室之后，手里肯定有奇珍异宝，就派人到李永吉的住处，告诉他可以让他当一州之长官，但他必须将先王的玉带拿来交换。李永吉当场拒绝，在这位皇室看来，我有玉带就是交出来也应该是交给当今皇上，而不是你苏逢吉。可他错了，在后汉，一切东西，只要苏逢吉想要，就必须先给他。几天后，苏逢吉拿了一条瞎子都能看出来是破烂的玉带要李永吉买下来，价格贵得要命。李永吉不能拒绝，只好忍气吞声地买下了。
另一位同僚王筠并不比李永吉好到哪里去。早在后晋时，王筠就被派到南方出使楚国，等他回来时后汉刚刚建立。在苏逢吉看来，王筠在南方待了那么久，肯定捞了很多油水，于是派人到王筠的家里去，先许诺让他主管一州，但要他拿点宝物出来。王筠只好将半袋子金银珠宝送到苏逢吉的府上，苏逢吉乐得手舞足蹈，可答应王筠的事情早就忘了，王筠又不敢问，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为了贪财，苏逢吉可以说是不择手段。而且不论什么情况，只要能敛财，他都去做。他的老婆因病死后，他便让人传话给文武大臣和各地的大小官员们，让他们贡献绫罗绸缎，说是做丧服用。大臣们以为他疯了，因为依照民俗和律例，丧服的制作材料要用麻布，在为死者服丧的人中，和死者关系最远的亲属也只是穿用细麻布做的衣服，用绫罗绸缎做丧服，是一种不仅违犯伦理道德而且触犯法律的行为。但大臣们也只能按照苏逢吉的要求去做，因为他们明白，什么法律民俗的鬼东西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苏逢吉的一张嘴。
这样的“美日子”苏逢吉只过了不到两年，刘知远病死后，儿子后汉隐帝继位。在刘知远所选的顾命大臣中，苏逢吉同其他人的关系都不好，特别是后来成为皇帝的郭威，他过去曾经多次在喝酒时侮辱过他。
一个人一旦想要把自己向地狱里推，任何人都休想拦住。汉隐帝为了抵御契丹，巩固北部边防，派郭威领兵去邺都也就是魏州驻守。在议论是不是带枢密使之职走时，苏逢吉和郭威一派发生了激烈争执。苏逢吉建议免除郭威的枢密使职务，隐帝问他：“有先例吗？”苏逢吉说：“枢密使这个职务，驻守外地的将领兼任不合适。”另一位顾命大臣史弘肇反对说：“兼任枢密使，可以使各地将领畏服。”因为此事，史弘肇对苏逢吉非常恼怒，苏逢吉却为自己辩解说：“这是国家大事，而且以内朝节制外朝则事顺，以外制内怎么能方便呢？”
而郭威更是恼火非常，过后不久，郭威造反。当领兵打到首都郊外时，苏逢吉跟着隐帝出兵，一战失利。晚上苏逢吉喝了很多酒，回首往事，悲从中来，向手下要刀自杀，手下不给。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又和隐帝跑到了一家农舍，偷偷地取了把刀抹了脖子。
从苏逢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畸形的朝代。这个朝代没有法律，全凭苏逢吉一张嘴。这是五代时期的一个最有戏剧性的特点，苏逢吉只不过做了他该做的事，就是发挥了这个朝代戏剧性的特点。
如果说，苏逢吉是最标准的混蛋人，那么，后汉就是最标准的混蛋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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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钉”的快乐生活（1）
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被别人视为“眼中钉”，那他的日子绝不会好过。因为“眼中钉”三个字本身就有着深仇大恨的意味，可这三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被视为“眼中钉”的人却过得非常好，有吃有穿，心中无愧。这个人就是五代时期的赵在礼。
赵在礼本没有被百姓视为“眼中钉”的机会与能力，但五代时期的大###帮了他的忙。他开始从军时是在刘仁恭手下当一名小校，后来又被编到刘仁恭儿子刘守文帐下，刘守文后来驱逐了浮阳节度使卢彦威，占据了浮阳城。赵在礼在这场兵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刘守文看好。901年，刘仁恭被他那个讨厌的儿子刘守光软禁，刘守文想要解救父亲，却被兄弟打败，最后死掉。这时，李存勗正在大肆招揽人马，他就跑到李存勗那里，因为屡立战功，李存勗称帝后，就封他为效节指挥使，屯戍贝州。
926年，贝州军士皇甫晖暗知军士思归欲为乱，就劫拥军将杨仁晸为师，杨将军坚决不从，被杀；接着，皇甫晖又推了一个人缘好的小校为师，该名小校也不从，又被杀。赵在礼得知此消息后，连衣服都不穿，就想逃跑，谁想，皇甫晖率一大帮军士把他从墙上拽了下来，并把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往他面前一扔，大叫：“不从者视此！”赵在礼只好当了他们的主帅。
五代时期，士兵拥戴一个人为他们的头领和朝廷叫板是很稀松平常的事，赵在礼就在这种潮流下当上了造反军的首领。作为首领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坏处，成功了就能称帝，不成功，就会被砍脑袋。但拥立他的那些士兵却没有一点坏处，因为成功了，他们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失败了，他们主帅的脑袋已经赎罪，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赵在礼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被众人推到了生死最前沿，唯一的办法就是艰苦努力，争取杀出一片天空来。
他首先向今天的河南安阳进军，为了感谢拥戴他的士兵，他允许士兵们在来安阳的路上可以随便抢掠。士兵们就像是一群蝗虫，所过之村落，尽成废墟。安阳城的第一把手王正言是个老头，人一老，做起事情来就不利索。当他得知赵在礼已经率兵进入城中时，大声吆喝幕僚写奏折，向皇帝报告。有人告诉他，贼人已经进城了，您的幕僚全都跑光了。王正言哆嗦着说：“怎么比我跑得还快呢？我如何跑？快，牵我马来。”有人说：“你的老婆都成俘虏了，哪里还有马在？”
王正言不知该怎么办，踉跄着走出府门，正巧赵在礼带领士兵要向里冲，一看到这位老头，先是一愣。王正言急忙下跪，赵在礼连忙扶起，像是很委屈地说：“不要这样，我之所以造反，都是军士的好意，并不是我真想这样做啊。”
他是否真的想这样做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李存勗认为他就是要造反，派出大将元行钦来征剿他。元行钦攻击安阳，赵在礼死守。元行钦千方百计想要攻进城去，可赵在礼偏不让他得逞。元行钦跟李存勗说，这个小子看上去不怎么样，守城本事还不错，我攻不下来。
李存勗就让李嗣源去剿赵在礼，李嗣源刚到安阳，赵在礼知道这个人的厉害，就跑出城来，跟李嗣源谈人生和理想，李嗣源就掉转马头向京师进逼。不久，李嗣源称帝，封赵在礼为义成军节度使，仍旧驻在安阳。可赵在礼坚决不受节度使一职，他对打仗并没有太大兴趣，他一心想的是如何能捞到更多的财宝。李嗣源只好封他为安阳留守、兴唐尹。
在安阳，赵在礼开铺子、放高利贷、大肆收税，当地百姓恨之入骨。可他在府里不知道百姓骂他八辈祖宗的事情，即使知道，他也装作不知道。他过得很快乐，但不久，他就有点不快乐了。拥立他的皇甫晖等人或是战死或是被调到外地，他感觉到了孤单。本来，他对军事就不太懂，对军队管理也是个外行，所以他的得力助手一走，他就成了个瞎子。
926年十二月，他被任命为沧州节度使，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