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上半年，国际奥委会派出了考察团到5个申办城市进行考察，对申办报告中涉及的23个领域进行实地调查。3月初，考察团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考察后直飞北京进行调查，考察团抵京前，奥申委进行了十分充分的准备，相关陈述材料准备得全面而扎实，而且进行了四次演练，接待工作热情而周到。考察团给北京打的印象分相当高。据魏纪中同志向我们说：“尽管考察团提出了许多细节的问题，但对北京的总体印象很好，至少和悉尼打成平手。但在接待工作中暴露出我们内部不少同志对应该了解的情况不清楚的问题，仍然是所谓‘以我为主’的思想在作怪，国际意识较差。”
由于我方申办报告的出色和迎接考察团工作的成功，北京的申办形势也朝有利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外交的先行官
周恩来总理曾把我国的国际体育交往誉之为“我国外交的先行官”。除了1971年由他老人家和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的“乒乓外交”这一典型案例外，1979年我国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开启了我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国际比赛的大门，此后的大规模国际体育交往更验证了周恩来总理对国际体育交往的美誉。
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间，我国的国际体育交往活动大幅增加，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交流达8万多人次。新中国为22个发展中国家援建的体育场馆也达到了42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国际体育交往成了我国外交名副其实的先行官。
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先行官，利用国际比赛、国际体育会议的机会做好国际奥委会委员和有关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人的工作。
1991年我们正式启动北京申办工作初始，北京奥申委内部的工作方针是“广交朋友，加深了解，多做工作，争取支持”。
1991年在我的工作笔记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大量的人员调整以外，还有几段具体的工作记录都突现出当时申办工作全面展开的态势。
1991年4月16日；奥申委刘文斌同志来电话，询问我有关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赛联主席奥斯瓦尔德和夫人的情况。因我是国际赛联理事、亚洲代表，应当尽力。
7月15日，在先农坛体育场贵宾室召开第15届亚洲自行车锦标赛组委会会议。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朱祖朴和张立华同志出席，万向我提出：“在北京办国际比赛，需要奥申委提供什么帮助，请尽管提出，我们是来领受任务的，最好能把国际自联主席请来。”似应研究。
1991年9月，作者（后排中）在埃及世界
潜联大会开幕晚会上与当地演员同台表演
8月15—25日，我作为中国赛协副主席率中国赛艇队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锦赛并出席了国际赛联代表大会。分别向主席奥斯瓦尔德、南美洲代表伊万？迪波斯和阿尼塔？德弗兰茨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了我申办情况。
9月14—20日，赴埃及红海边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参加世界潜水联合会大会，途经开罗，拜会了埃及奥委会秘书长，介绍我申办工作。
10月13日，霍英东约见何振梁、魏纪中同志。霍先生提出愿出高额奖金，奖励在明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取金牌和奖牌的运动员。霍先生指出一个国家运动员成绩的好坏，会影响申办工作的结果。
下午，委办公会，徐寅生发言：决不当头，但要有所作为，提建设性意见。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可安排在申办表决战前于1993年上半年在上海举办。项目不必太多，多请些委员来参观。
北京奥申委的专职工作人员几乎利用了所有在国内外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特别是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体育活动开展申奥工作。我们也动员国家体委系统一切出访团队、会议代表尽可能带上北京申奥的宣传品，利用机会多做申奥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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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1）
1992年是奥运会年，也是冬季、夏季奥运会最后一次在同一年举行。由于我的第一外语是法语，又在法国长期工作过，且在司里的分工包括分管冬季运动项目，所以领导确定由我作为我国参加第16届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的奥林匹克专员或叫奥林匹克联络员。在冬奥会开幕前十天，我只身飞往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法国阿尔贝维尔，提前去安排我国参加冬奥会代表团的证件、食宿、报名注册、交通、票务、安保等一系列事宜。
出行前，何振梁、徐寅生两位副主任分别找我交代了任务。1979年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合法席位后，我国连续三次派团参加了冬季奥运会（1980美国普拉西德湖，1984南斯拉夫萨拉热窝，1988加拿大加尔卡里），但均与奖牌无缘，最好名次也只是第16名。这次内定指标是要力争升国旗，实现奖牌零的突破。同时，由于我的语言之便和在国际上认识朋友较多，要求我借机做好申办工作。何主任还叮嘱我要注意政治问题，包括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歌、徽问题。
阿尔贝维尔市是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城市。本届冬奥会是法国第三次在阿尔卑斯山地区举办冬奥会。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沙莫尼举办的，1968年第十届冬奥会在法国格林诺贝尔市举行。第16届冬奥会的举办地阿尔贝维尔离位于法国的欧洲最高峰——白朗峰（4807米）直线距离只有40多公里。这个地区是全世界的滑雪中心。冬季雪上温度常保持在零度左右，气温十分舒适，降雪量最大可达半米。在冬奥会的滑雪项目范围内就拥有62条滑雪索道。我们下榻的冬奥会奥运村布里德雷班是一个只有1300人的小镇，海拔600米。我一抵达这里，就沉浸在这漫天飞舞的大雪里，脚下的积雪已有半米深！
当地奥组委为我们配备了三名懂中文的助理。首先与我接头的小伙子是个福建人，名叫陈涛，是我国地质科学院的一名留法学生，工作很主动，帮我落实了许多问题。本届冬奥会共有14个分项133个小项，分布在10个比赛场地进行。场地之间看似不远，但由于全部是山路兼雪路，车轮要装上防滑链才能走，所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动辄两三个小时。这真应了我们中国那句老话：“看见山，跑半天。”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事，显得工作效率很低。一晃三天，我检查落实我国体育代表团在三个地方的住地和注册事宜后，又去落实了伍绍祖主任、奥申委张百发副主席和何振梁、梁丽娟夫妇在国际奥委会总部饭店及周边饭店的住房问题。他们住的饭店全是四星级饭店，但在海拔2000米的山上，条件已经十分不错了。
关于旗帜问题果然如何振梁同志所料，法方组委会是按巴黎出版的一本所谓旗帜样本手册行事。中国台北代表团使用的是1979年名古屋决议之前的旗帜。我当然不同意，耐心向注册中心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作了解释。他们又找国际奥委会的总干事去核实了此事。在检查运动员报名单时，我又发现对方居然漏输入我11名运动员。后来又在制证升级问题上与法方组委会争执了起来。直到第一批人员抵达奥运村，上述问题还没有解决利索。后来我团主管报名、注册的专家张全胜和王雪涛同志抵达后，才彻底解决了有关问题。
在阿尔贝维尔第16届冬奥会开幕前几天，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行，奥申委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夫妇，奥申委副主席张百发一行以及体育考察团相继抵达法国。
各路人马一抵达驻地，就相继开始了申办和考察工作。伍绍祖主任由魏纪中、宋鲁增和王金榜等同志陪同，马不停蹄地拜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当地组委会官员，并由我国驻法蔡方柏大使和文化处张崇华参赞等陪同到我们奥运村看望了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员。
何振梁夫妇一抵达国际奥委会委员下榻的饭店就与我联系上了，叮嘱我每天要向他报告一下奥运村的情况。后来由于他的工作太繁忙，也不可能每天听我汇报了，但他还是到村里看望了我们代表团，并和徐寅生团长一起做了动员。他还挤出时间与美籍华人夏元春女士一起请叶乔波、王秀丽等著名速滑运动员共进晚餐，做运动员的思想工作。
由张百发副主席率领的北京奥申委代表团包括副秘书长、公联组长屠铭德、副组长李国宾及外交部的赵力平等同志。张百发同志可能由于水土不服，一到山里肠胃就犯了毛病，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
在开幕式前一天的团长会上，由于团长徐寅生同志还在路途中不能与会，我和张全胜代表徐团长与会。按惯例，这天的团长会仍由国际奥委会主持，主持人是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斯米尔诺夫、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主席洛佩斯和本届冬奥会组委会两位主席米歇尔？巴尔涅和世界滑雪冠军基利都出席了团长会。大家提出了不少问题，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后我主动与国际奥委会的几个熟人进行了攀谈。由于组委会主席之一的基利先生将通过本届冬奥会竞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所以，我还特别向他表达了祝贺与期望，祝贺他本届奥运会组织的有特色，期望他早日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他也对我国体育代表团和北京申办工作表示了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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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团长与获首枚银牌（1）
2月8日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开幕式，充分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奇特性和创造力，几乎每一个编排都令人惊叹。徐寅生团长指定我参加代表团入场式，他请译员陪同他上看台观看开幕式。当著名足球明星普拉蒂尼和一个小男孩一起手持火炬，从我们身边跑过共同点燃奥林匹克圣火后，运动场四周骤然冒出一圈几十米高的充气圆柱体，随风摆动。加上灯光效果，十分热闹、新奇、壮观。开幕式在人们的激情顶点戛然结束，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晚上9点我们就随车回到了住所，但唯独不见徐寅生团长回来。一问他的译员才知道，开幕式散场时，由于法国总统密特朗等贵宾离场，把徐团长与副团长、译员等冲散了。丢了团长岂不是笑话！有同志给我宽心说：“没事，再等等警察就会把徐团长送回来。”我立即询问组委会交通部、安保部和村内国家奥委会接待中心等有关单位，均答复没有见到我所描述的徐团长的身影。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10点仍没有消息，我急忙报了警。我与当地巡警部门交涉后，直到10点半，仍不知团长的去向。我也有点慌神了。当地巡警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是个部长级的人物后，一下又增派了三辆警车在阿尔贝维尔小城挨家饭店、酒吧进行查找。
正在我们焦急等消息之时，值班电话突然响起，张百发副市长从电话另一端告诉我们，徐寅生团长正在他那里吃饭。我们心头一块大石头落地。经过通话了解到，原来开幕式后，徐团长一行被法国总统一行贵宾冲散。他正犹豫时，张百发同志看到了他，就坚持拉他去山上北京奥申委代表团下榻的饭店吃饭。山路难行，当时又没有广泛配备现代化的通信工具，直到徐寅生同志抵达张百发同志住所才和我们联系。一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