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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见中，霍英东先生还用他那粤语味甚浓的普通话告诫我方领导，他和震霆已在亚洲和国际上为恢复我国在国际足联的席位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好不容易把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请来了，请我方务必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
5月5日，阿维兰热主席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凯泽尔（瑞士人）陪同抵京。考虑到阿的祖籍在比利时，他的法语讲得很好，领导决定让我做翻译参与接待工作。但考虑到会谈的重要性，临时借了外交部的葡语翻译担当会务谈判翻译，但我也少不了要加班为葡语翻译准备相关参考资料。
5月6日，还是由国际司那位负责人和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出面与阿维兰热和凯泽尔先生会谈。霍英东和霍震霆先生坐在国际足联一方参加会谈。
出席会谈的还有国际组织处的副处长王亦洲、张千同志和工作人员楼大鹏、吕圣荣同志以及从欧美处借调来讲西班牙语的王正夫同志，我兼作会议记录。
当阿维兰热主席把当时国际足联关于解决中国席位的主流观点介绍了一半时，我方领导就迫不及待地指责说：“这种观点实际是###论调的翻版”，“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阿维兰热主席被中方两位主谈判者的态度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口结舌。好在霍英东父子打圆场，谈判才继续下去。当我方两位领导听完阿维兰热和凯泽尔的建议后，又以训斥的口吻教训对方“要站到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不要为帝修反帮腔”。阿维兰热是位十分耿直的人，虽然耐心听完了两位的“教训”，了解了中方的观点。但他也一肚子气，会谈开始时的笑脸随着会谈气氛的沉重一直未能再现。
上午会谈结束时，阿维兰热主席仍不失真诚地说：“今天了解了你们的要求和观点，我将向国际足联执委会通告。但请你们相信，我本人是真心实意愿意解决中国问题的，只是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途径。”
下午我和王亦洲同志陪阿维兰热等去登长城。不知是时差影响，还是上午会议气氛太压抑所致，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内他只讲了几句话，就打起了瞌睡。只是在登上长城后，他才做出少有的伸展双臂的动作，笑着说：“解决中国席位问题，像登长城一样，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欲速则不达。我绝不是反动派！”
三十多年后，时任香港奥委会主席的霍震霆先生在与我提及阿维兰热先生的第一次访华时，仍会提起当时他们的尴尬处境和对阿维兰热主席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动派”一说。
当天晚上，当时的国家体委一把手庄则栋（王猛同志被江青“四人帮”打击排挤，已调离国家体委）会见并宴请了阿维兰热、霍英东一行。然后根据我们安排的日程又去看了中国和芬兰队的篮球比赛。
5月7日上午，我陪主席先生一行去参观故宫。由于他是首次访华，我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故宫的建筑、历史和趣闻。他对宏伟的故宫建筑表示钦佩和震惊。当天下午，我们在首都机场为他送行时，他除了表示感谢外，还使劲握着我的手说：“我不再重复了，请相信，我绝不是反动派，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会有办法！”
阿维兰热先生是个真诚、耿直的性情中人。我通过与他老人家三天的朝夕相处，确信他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不是极“左”思潮的干扰，阿维兰热先生第一次访华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恢复我国在国际大学生体联的席位（1）
早在1959年时，我国就派队参加了在意大利的国际大学生比赛。但由于当时意大利仍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意方不允许在赛场升五星红旗，由此而引起许多国家同情我国，纷纷降下本国国旗，以表示对我国的支持，造成了赛场上竖立着许多光头旗杆的奇特局面。此后，我国不再派队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活动。
1973年4月，来华访问的国际大学生体联副主席、南通社总编辑奥里奇先生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
1974年年初，阿尔及利亚青体部副司长、国际大学生体联执委塞尔卡先生再次向我国体总提出希望我国提出入会申请。同年国际大学生体联主席内比奥罗先生在与我国体总领导谈话中，也提出希望我国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但由于当时江青“四人帮”正忙于在国家体委打击、排挤王猛同志，抢班夺权，所以虽然我们把尽早提出申请的请示报上去了，但当时的领导仍然坚持“暂不接触，待大多数会员都欢迎我们时再表示”的做法。
直到1975年初，国际大学生体联秘书长比诺（法国人）告知，台湾当局已正式提出申请，要以中国名义入会。他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能代表中国。他已把台方申请压住，希望我方尽早提出申请，这时才惊动了体委领导。在宋中同志的力促下，3月28日，我们上报了“关于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请示”。4月12日，宋中同志以中华全国体总秘书长的名义致函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内比奥罗先生，表示中国大学生体协是中华全国体总承认的在全中国管理大学生体育活动的唯一合法组织，全国体总支持它加入国际大学生体联。同一天，由中国大学生体协主席史道同志签署并向国际大学生体联发出了入会申请。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台湾方面从他们在意大利的代表机构了解内情后，随即向国际大学生体联执委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我们在分析了国际大学生体联17名执委的情况后，也及时发函电做了重点人物的工作。
6月20—22日国际大学生体联华沙执委会会议顺利通过了我方的入会申请。执委会决定提交9月份的代表大会讨论，并向我方发出正式邀请，希望我方派代表参加9月份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
1975年9月9日，我作为国际大学生体联外事主管和翻译陪王亦洲同志前往罗马出席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10日抵达罗马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拜会了国际大学生体联主席内比奥罗、秘书长比诺、首席执委海尔米达（西班牙人）以及几位副主席和塞卡尔（阿尔及利亚人）、冈巴纳（比利时人，后为大体联秘书长）等执委。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与许多国家的代表进行了交流，获得了十分积极、有利的信息，并争取到了最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国际大学生体联领导层的支持。
1975年9月16日上午，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入会申请进行讨论，请我们俩临时退席。后来我们听说，内比奥罗主席和秘书长比诺先生在大会上作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说明。他们向会议解释说“请各位代表注意，不仅是中国需要大学生体联，我们更需要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来自伊朗、罗马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都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发言。
代表大会在内比奥罗主席的引导下进行了罕见的公开表决，以42票赞成、1票弃权、无反对票通过我国大学生体协入会。当我们被邀重新进入会场时，会场全体代表起立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王亦洲同志随即向主席、执委和全体代表表示了感谢，并表示中国将积极参加国际大学生体联活动。
会后，内比奥罗主席对我们说：“在代表大会上接纳新会员，这是第一次采取公开表决的方式。以往只要有一个代表要求秘密投票，就不能公开表决。这次没有反对票也是空前的，说明你们无论如何也该入会了。”
这次会议给我们一个启迪，即在国际体育组织的重要大会上，由于代表间的地区分布、语言障碍和其他因素，会议主席和高层核心的导向十分重要，做好执委会领导层的工作是解决我国席位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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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前进的两年（1）
如果说1975年恢复我国席位的第一次冲击的近期目标是为了参加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21届奥运会的话，那么自1978年后半年开始的第二次冲击，我们的近期目标则是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尽管最后我们没有派体育代表团去莫斯科，那是后话。
在两轮冲击之间，特别是197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也影响到我们为恢复我国合法席位而开展的工作。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
——1976年上半年，“四人帮”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凶猛。
——1976年4月初，人民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四人帮”伺机把邓小平同志整下台。
——1976年7月28日，我国河北唐山地区发生震惊中外的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1976年10月9日，中央一举打倒了“四人帮”。
我作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大多数体育外事工作者一样，在心理上经受了失去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总理的悲痛，也压抑着对“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的愤怒，更享受了打倒“四人帮”的欢乐。也是在这一年，我的家庭遭受到重创。在军队医院当医生的大妹妹不幸在唐山大地震救灾中牺牲，父母因悲伤过度均引发了心脏病而住进医院。天灾国难和家庭不幸更加磨炼了我。
1976年3月30日，经请示当时司里的几位老领导，我作为国际司年轻的支部委员组织国际司70多名共产党员集体去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以悼念周总理。当时纪念碑前已有40多个花圈。没想到“4？5”###后，这次活动竟成为“罪证”，连同我传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一起遭到了清查。甚至差点不让我作为法语同声传译人员参加5月份在朝鲜平壤举行的亚乒联盟会议和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幸亏分管外事的委领导路金栋副主任和宋中、何振梁同志据理力争，才放我去了平壤。
1977年2月，应国家体委广大干部的要求，中央再次调王猛同志和于步血、陈培民同志重返体委领导岗位。一直到1978年5月，这可以说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肃清极“左”流毒的一年。
王猛等同志到任后，大刀阔斧地从思想上到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和极“左”思想的影响。1977年5月14日，国际司“揭批查”领导小组成立，朱仄同志为组长，李甦光同志为副组长，成员有赵启鑫、张全德和我。何振梁同志被调到委里参与“揭批查”工作。“揭批查”工作是当时司里的重点工作。在半年紧锣密鼓、认真谨慎的“揭批查”工作后，路金栋副主任来司里传达了委办公会10月5日的决定：撤销国际司“揭批查”小组，成立国际司临时领导小组，朱仄任组长，宋中、李甦光任副组长，成员有何振梁、赵启鑫、张全德和我。
1978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