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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特别是清前期，有这样的法律存在，一方面说明妓女并没有形成气候，八大胡同便也没有形成气候。另一方面说明，清政府的法律在逐渐地松动，为以后八大胡同形成气候与阵势，埋下了伏笔。
但是，即使清政府法律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禁嫖妓，并不禁玩相公，所以那时的官员便剑走偏锋，改玩妓女为玩相公，并且，竞相攀比，相当厉害。官府和私宅养戏班子成风，在八大胡同一带，相公堂子更是相当盛行。道光八年作的《金台残泪记》中，曾经记载当时八大胡同的情景：“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如此兴旺的男妓业或曰同性恋业，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男色之风，始见于《尚书》，大淫于六朝，清代则是于它们的继承，当时不止一本书中记载，说是：“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京师士大夫，一时好谈男色，恬不为怪。”乾隆年间诗人蒋士铨曾作诗讽刺：“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灯筵呈颜色。士夫嗜好诚未知，风气妖邪此为极。腼然相对生欢喜，江河日下将奚止？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
《燕京杂记》中介绍那些“相公”的主要成分——优童的来源时说：“京师优童者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其色艺甚绝者，名噪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挟资营干，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归者。”
《燕京杂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优童居住的地方，是非常讲究的，比日后的妓女待遇要高：“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可见那时的风气。这样地讲究，与其说是为了那些优童，不如说是为了那些贪恋相公的达官贵人。
所谓相公，是从“像姑娘”衍化而来，指的就是男妓。那时上等的相公，是非常讲究的。《清稗类钞》里专有记载，他们从小就要做一番特殊的打理和培养，成本比上等妓女还要高：必须挑选那些“眉目美好，皮色洁白”的幼伶，大多选自苏杭和皖鄂一带，先要教戏三两折，学戏中女子之语之步之态，然后，每天“晨起以淡肉汁洗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醴粹，夜则敷药遍体，唯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像姑娘”——相公，就是从此而来的。
最初的相公很多都是戏子，前面所说的优童，指的就是小戏子。《金台残泪记》中说：“京师梨园旦角曰相公，群趋其艳者，曰‘红相公’；反是者曰‘黑相公’。”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到和坤与魏氏蜀伶传言甚盛时，还可以看出男妓之风行。在这个时期，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乾隆几次下江南，在扬州看到了昆曲大戏，美轮美奂，目不胜收，喜不自禁，先后带回来四大徽班，而这四大徽班的主要演员，都落户在八大胡同。首先进京来的三庆班，住进了韩家潭；以后，四喜班住进了陕西巷；和春班住进了李铁拐斜街；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号称清同光十三绝的主要名角，大多也都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如四喜班的老板兼须生时小福，住在百顺胡同；春台班的老板兼须生俞菊笙，王瑶卿、姜妙香的老师陈德霖都住在百顺胡同；俞振亭和他办的斌庆社住大百顺胡同；就连后来梅兰芳从李铁拐斜街的老宅搬出，也在百顺胡同里住过。春台班的掌门老生金三胜住在石头胡同。在我国首拍电影《定军山》的谭鑫培也在大外廊营盖上的西式小楼安居，那小楼就在韩家潭的后身，我猜想，大概是韩家潭百顺一带已经住不下，才另毗邻而居，逐渐发展到它们的外围。所以，后来有民谚说：“人不辞路，虎不辞仙，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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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2）
那时候，戏班子住的地方，被叫做“大下处”，和末等妓院被称为“下处”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个“大”字而已。说明那时候戏子地位的低下，娼优是并列在一起的，而且优还排在了娼的后面。在相公花繁事盛的进程中，乾隆带四大徽班进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大徽班住进了八大胡同，一般都将自己的私寓命名为堂，比如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的景和堂、程长庚的四箴堂、朱小芬的云和堂、徐小香的闻德堂、谭鑫培的英秀堂、时小福的绮春堂、余紫云的胜春堂、刘赶三的保身堂。众多的“堂”中有的逐渐演变为“堂子”，和八大胡同原有的相公堂子相辅相成。于是，“逛堂子”和“逛胡同”，成为那时的流行语；“歌郎”和“相公”，也成为一时的同义词；捧戏子、喜歌郎、玩相公，便成为了那时去八大胡同的三级跳。可以说，自此之后，八大胡同才形成了规模，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八大胡同格局与走向，基本还是乾隆时的样子，并无太大的出入。
男妓成风，一直绵延到清末民初，民国时期秦瘦鸥的小说《秋海棠》里军阀霸占戏子的故事，是其回光返照。所以齐如山先生就一准儿地认为，那时“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院，可以说都是私寓”。私寓，叫白了叫“相公堂子”，当地人的白话说是玩“鸭子”，其实就是同性恋交游的地方。齐先生的话应该是属实的，因为京剧名宿田际云在1911年和1912年，先后两次呈文政府，要求取消韩家潭的相公堂子，说明韩家潭确实是男妓丛生之地，一直到民国初年还相当猖獗。据说，韩家潭的相公堂子，大门里面挂有一盏角灯，灯内绛蜡高燃，金乌西坠一般，很是特别，只要一看有这种灯，必是相公堂子无疑，那是它的招牌。
可以看出，如果说明代即有了八大胡同的影子，还是因有玉堂春这样的妓女存在而打下了基础；到了清代，八大胡同的最初兴盛，首先得益于相公，而不是得益于妓女。妓女真正占领了八大胡同并成为八大胡同的主角，是光绪中期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对于嫖妓的惩罚，拘留十来天，罚金几块钱，已经是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法律的松动，政策的调整，风尚的变化，供需关系的市场自然法则，让八大胡同渐渐成为了妓女的天下。
销金窟、风流地、时代的凹凸镜
当然，如果仔细分析八大胡同形成与发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乾隆下江南带回四大徽班之后带动了相公堂子的发展，那样的简单和外在，它还应该有其独特的历史因素的作用。
其中主要的内在原因，在于清朝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在顺治五年（1648），下令居住内城的所有汉民官员一律迁到外城去，每间房子折合银子四两；以后在康熙十年（1671）又禁止戏园茶肆酒楼饭店和妓院在内城开设；于是，汉人住的会馆、宅院，开的买卖、茶园、戏楼，都集中到了前门一带。商业的发达，名人的聚集，使这些娱乐业自然地投其所好，也都开在了前门外，离着皇城最近的地方。八大胡同，才日益兴盛了起来，由它所繁衍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故事，才不紧不慢地展开了它的画卷。
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口岸通商，外国资本主义长驱直入，进一步刺激着商业的发达，直接影响着娱乐业。1901年，慈禧太后修建了前门火车站，全北京的交通中心在前门，下了火车，离八大胡同只有一步之遥，来去更为方便。清政府软弱无能，被外侵内患搞得焦头烂额，正事已经管不过来了，当然，就更顾不上康熙爷禁妓的明令严律，下面自然更是走马章台，寻欢作乐，世纪末的及时行乐主义靡靡之风盛行，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连同治皇帝都热衷于微服私游去逛八大胡同宿娼嫖妓，以致染上花柳病而早亡。就难怪当时有人作诗讽刺大才子袁枚八十岁高龄还要狎妓了：八十衰翁用白粉，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枪无敌，专救人间娘子军。
可以看出，经济的发达，政治的衰败，都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八大胡同的发展。八大胡同的畸形发展，和畸形的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八大胡同开放的是一朵莎乐美式畸形的恶之花。
这样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辉煌堕落场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达到了八大胡同的鼎盛时期，成为它的骄傲。不过，如果以为这种骄傲仅仅出于香艳的肉欲，则是对八大胡同的误读。在八大胡同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它的意义早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人讽刺袁枚的娘子军之例。不看别的，仅看民国初始，袁世凯梦想复辟当皇帝，贿赂国会议员，不选六国饭店，也不选京城有名的饭店八大楼中任何一家，偏偏就是专门选在了八大胡同，可见当时八大胡同的地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大饭店酒楼所能媲美。而当时的参议两院号称五百罗汉的议员，每人每月薪金是两百银元，那时买一袋44斤的白面才要两块银元，他们有足够的银两去任何一个地方挥霍，却偏偏也爱选择到八大胡同来，那不仅仅为了发泄自己的肉欲，更多的是和袁世凯一样为了政治利益疏通人际关系，八大胡同，成了他们的社交会所，成了他们另一处办公地。所以，那时有人讽刺地把八大胡同叫做“议员俱乐部”。
同样，那时大栅栏里的商家，哪家不和八大胡同有着明铺暗盖的关系，那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寂寞时分的挑灯夜语或脂粉撩拨，或为了自己纳妾私设外室的方便，更多是为了笼络客户而从事的经济利益和关系网络的铺设，八大胡同里的妓女，是他们招待客人的一道菜，是他们经营策略或手段的一张牌。这除了说明大栅栏和八大胡同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当时商业真实状况的写照，为了惨淡经营而不得不这样无所不用其极。谁让大栅栏和八大胡同挨得这么近，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呢？所以，那时大栅栏的商人也抱怨说，大栅栏里干一年，不如八大胡同干一天。
那时候，提起八大胡同，确实透出的底气都与众不同，有人指着客人说：今晚我请客，去八大胡同！或者有人指着马车或后来的洋车说一句：去八大胡同！那声调不同寻常得很，意味深长得很，并不像我们如今叫上客人到歌厅或洗脚坊或洗浴中心那样兴冲冲赤裸裸专奔买春而去。
八大胡同，不仅仅是销金窟、风流地，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面凹凸镜。要想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哪里能够迈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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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胭脂难敌南朝金粉的入侵（1）
八大胡同真正形成规模、日益走向繁茂鼎盛，应该是从清咸丰中期开始，到光绪年间完成的。
这期间，妓院的规模与规矩都已经形成。当时政府许可存在四类妓院，被分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