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一行过了黄河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宗泽劝阻说，金人险恶，不可轻信，况且金人已经迫近黄河，您就是去了也没有用处，还是不要去了。康王赵构准备留在磁州看看形势再说，王云作为使者，怕耽误行程，仍劝赵构前往金军大营。但是我们这位未来的皇帝就是不去，这下老百姓们可不干了。
自古以来，燕赵大地向来出慷慨悲歌之士，你宋朝的军队可以像豆腐一样，但是老百姓可不是好惹的。对于王云的所作所为，老百姓本来就很不满意，再加上从他的行囊里面搜查出了只有女真人才穿的“皂裘”，老百姓认定他是金国的奸细，你一拳我一脚就把王云打死了。老百姓也围住了赵构要求“讨个说法”，赵构吓得面如土色，幸好宋朝的相州知府汪博彦邀请赵构去相州组织河北的兵马，赵构趁机脱身到了相州。我们未来的皇帝从此开始了不受任何人约束的生涯。
靖康元年十一月，宋钦宗又派遣心腹大臣耿南仲和聂昌去金营议和，同时负责劝降仍在抵抗金兵的河北等地的城市。聂昌奉命前往位处河东的宗翰率领的西路军，走到绛州（今山西新绛）的时候，当地的军民坚守城池，奋勇抵抗金兵。
宗翰安排聂昌手持诏书在城下要求守军投降，守军置之不理。聂昌这人还真是执著，仗着自己的官位级别比守将高很多，要求守军放下绳子攀登城墙而上。登上城楼后，守将赵子清根本不管聂昌的诏书内容，立即大骂一番“奸佞误国”，然后命令士兵把聂昌杀死，连眼珠也给挖了出来，可见军民们对投降者的愤恨。
第十五回 折彦质兵溃黄河岸 胡直孺被执显英雄（2）
比较而言，给自己人劝降的大使耿南仲的运气不错，他负责前往宗望领导的东路军，在卫州（今河南卫辉）劝降的时候，军民们要杀死金国的使者王讷，王讷见势不妙，慌忙逃跑了。耿南仲被抓住，谎称自己支持康王，在赵构起兵的文件上签字了才保住性命。由此可见，以宋钦宗为首的朝廷做出的割让土地的决定是多么不得人心。宋朝的统治者把人民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随便就可以给予别人而不管人民是否同意，这样没骨气的行为当然要受到人民的抵制。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河北、河东的军民抗战情绪很高昂，如果运用好这份激情，抵抗金兵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但是，统治阶级最怕的不是外敌入侵，而是广大人民在思想觉悟后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至于江山社稷，要“宁与外虏，不与家奴”。
在这一点上，蒋介石说的最有代表性：“中国被日本人占领，我们还可以做奴隶；如果落在共产党手里，我们纵使为奴隶也不可得。”
宗翰与宗望都是很聪明的人，使用边打边谈的策略，把宋朝君臣玩儿得团团转。这个招数果然奏效，宋朝君臣被牵着鼻子走，往往是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让人疲于应付。而金军并不闲着，乘机向东京挺进。宋钦宗在知道金兵发起进攻后，命令河北、河东的宣抚副使折彦质率领十二万士兵沿着黄河布防，李回也带领一万骑兵协助防守。总体来看，兵力应该算是很雄厚的。
当金军杀至黄河北岸河阳（今河南孟县），准备在此地渡过黄河时，拆彦质已率十二万宋军在此扎营等待金军。金军知道硬要进行登陆战肯定有难度，毕竟折彦质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折家将”的传人，是折可求、折可存这两位折家名将下一辈中最厉害的。折彦质年纪轻轻就已经做到老将种师道的副手，曾在###农民起义和进攻西夏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金兵这次又玩了一个新的花招，搞心理战术。在战场中，德意志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可以说是一位欺骗专家，他的至理名言是“在打猎之后、在战争之中、在选举之前，都是一个人说谎最多的时候”。本来老实巴交的金人玩起欺骗战术来，可绝对不比这位在欧洲纵横捭阖几十年的老江湖玩儿得差。
金兵在宗翰的指导之下玩儿起来心理战，架起几百面牛皮大鼓，连夜派人轮流猛敲，宗翰自己也找来一面大鼓赤膊上阵。对岸的宋军多是河北路、河东路的军队，很多军队都是由溃散的逃兵组织起来的，对金军早有恐惧心理，听到北岸金军气势高昂的擂鼓声，神经本已经绷到极限的宋军将士，怎可再承受一夜的惊吓。
要知道军中宿营最忌炸营，一旦军卒在睡梦中惊厥，与之同样心理的军卒也随之惊醒，或惶恐四散奔走，或相互寻仇厮杀。如将领弹压不及时，势必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整个军营的崩溃。动物也有这个毛病，夜里一只鸡叫了起来，其余的也会跟着叫，这叫做“炸窝”。
折彦质也是一位勇武刚烈、颇有谋略的大将，而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折彦质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下令各军自守本寨，无帅令不可擅自出战。各个大营的将领恐怕金兵渡过黄河以后先攻击自己，有将领把营地撤离了几十里，但是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认为金兵已经过河，状况不明的军队因为恐慌就“炸窝”了，很快就做鸟兽散。
第十五回 折彦质兵溃黄河岸 胡直孺被执显英雄（3）
转天一早，敲了一夜鼓的金兵赫然发现折彦质的十来万宋军已经跑得一个不剩。于是金兵兵不血刃，只凭着敲敲鼓的战术渡过了黄河天险，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心理战。
折彦质乃北宋折家将后代中战绩优异的将领，又是进士出身，在武将里面是凤毛麟角的人物，真说得上文武兼备。第一次汴京被围他就积极勤王，后来又辅助李纲赴援太原，与金人血战而退。
但是在守卫黄河这一战，宋军兵将未战即溃，折彦质无可奈何，孤身一人也无能为力，只得随溃兵而走，随后因为此次大败而被贬至永州安置。宋高宗南渡后，折彦质被重新启用，后因反对议和，被秦桧排挤出朝廷。绍兴三十年，折彦质在悲愤中病逝，死前还“每以家世忠节不得归中原为恨”。
尽管宋朝的君臣软弱可欺，尽管宋朝的军队像豆腐渣一样一触即溃，但是金兵本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并没有因此放缓脚步，在渡过黄河后迅速向东京挺进，宗翰与宗望分别于靖康元年十一月中下旬率兵到达东京城下。
在此之前，各路的兵马在接到种师道的勤王檄文后已到达东京城下，但是都被唐恪等主张议和的人以京城粮草不足为由，遣散或者返回到出发地了。唐恪这样的做法主要是怕金兵找理由不进行和谈，因为宋钦宗已经许诺割让三地，如果这些军队在京城护卫，难免给金人破坏和谈的口实，真是愚蠢之极呀。
这些混蛋愚蠢得可爱，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苦苦哀求人家大发善心是没有前途的，这个简单的道理这群书呆子根本不懂得。结果，当金兵第二次包围东京的时候，东京城外连个勤王军队的影子都没有，而东京城内只有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守卫部队六七万人。
宋钦宗一看形势不对，接连派遣使者携带蜡书到达相州，任命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要他火速驰援东京，并且再次发出诏书要求各地派遣军队勤王。但是为时已晚，派出去的使者都被城外的金兵抓获，各地守军没有新的朝廷指示也不敢轻举妄动，万一被扣上“破坏和议”的罪名就得不偿失了。至此，东京被金兵团团包围。
投降与抵抗之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没有阻止金军前进的步伐。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宋朝君臣还没有吃够犹豫不决的亏，在此紧要关头，他们还在争吵不休。等到京城被困，投降派的代表人物宰相唐恪也觉得金人凶恶，“纵使为奴隶也不可得”，私下里建议钦宗赶快突围迁都，作为权宜之计，以备将来再恢复疆土。
但是其余的投降派引用了苏东坡大学士的一句名言“周朝失计，莫如东迁”这句话，劝阻宋钦宗不要如此行事。这群书呆子说的是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结果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导致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号令天下却没人理的局面。
这群书呆子的话确实也有道理，但是他们也不考虑一下，坐守危城难道就是好的策略吗？况且，宋朝的中央政权对各地的控制很严格，迁都的话也不会出现诸侯割据的局面，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后就证实了书呆子们的错误。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并没有出现诸侯割据的局面。
然而宋钦宗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终于下定决心，他用力跺着脚发誓说：“朕今日当死守社稷，绝不逃避了。”宋钦宗决定与东京共存亡，真是误国不浅呀。想当初金兵第一次围困东京时，他不应该逃跑却一心想逃跑，到了这一次，东京肯定是守不住了，该逃跑时他倒是不想逃跑了，准备与社稷共存亡。这与他向来犹豫不决的性格有关，真是应了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第十五回 折彦质兵溃黄河岸 胡直孺被执显英雄（4）
不过宋钦宗不准备逃跑也是有私心的，因为道君皇帝宋徽宗已经回到了京城，如果他逃跑了，宋徽宗宣布回复原位或者再立新君，皇帝的宝座就没有了。只要他在京城，跟金人好好谈判，就算是割地赔款也不会丢失皇帝的宝座。至于恢复失地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可以不管那么多。就这样，宋钦宗下定决心留在京城，也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了失败与屈辱。
金兵自从靖康元年十一月开始围困东京，宋钦宗命令将士、百姓、僧道一干人等上城墙守御，又设置了东西四壁的守城官员各一人，另外还准备了一万人的机动部队，随时防备敌人的突破。这些新招募来的守城士兵，很多是市井上的游手好闲之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干一些欺压老百姓的事情还可以，行军打仗就肯定不行了。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与金兵在城上城下对峙，任凭金兵在城下运石伐木制造攻城工具，他们竟在城头上老老实实看着，连弓箭也不“舍得”发射一支。让这些人保卫首都真是难为了他们，他们作战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给赏钱，否则就不动手，根本没有“抗金救国，保家为民”的想法。
金军在完成了初步的准备之后，昼夜攻打，每天都是矢石如雨，杀声震天。宋军被欺负到头了，也不等什么赏赐了，开始针锋相对抵抗，双方也互有胜负。宋钦宗也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每天都披挂着铠甲登城视察战场，用皇宫内廷做的御膳犒劳将士。
十二月的东京城十分寒冷，连日的雨雪，寒风刺骨，将士们在宋钦宗的感召之下，冒着风雪继续抵抗，冻死了很多人。宋钦宗被将士们的精神所鼓舞，他在宫殿中光着脚祈求上天放晴日出来，使他的将士少受一些罪。这一次老天不仅没有掉下他祖先最喜欢的“天书”，还变本加厉地把雪下得越来越大。
钦宗皇帝每天骑着马在京城里面四处督战，道路很泥泞，他顶着风雪艰难地行走。唐恪跟着钦宗出行，被人民群众认出这是投降派的代表，差一点就被打死了。他侥幸逃脱后，请求辞职。钦宗免去了唐恪的宰相之职，任命主战的何栗为相，孙傅为同知枢密院事。
但是，钦宗的这次任命可不比上一次李纲的临危受命。何栗虽说是主战派，但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