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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长城抗战的战斗，尤其是中线东线的战斗，开始转移到了各个警戒阵地上。
在长城线上洒下过鲜血的各部队，宋哲元部，王以哲部，何柱国部，杨正治部等，接到后撤的命令后，官兵们的思想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绪。
有的人悄悄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来残酷的战斗使他们的神经高度紧张，身体疲惫不堪，这下总可以松弛松弛了。
有的人不理解：我们并没有打败啊！小鬼子已被我们打怕了，为什么还要撤？上司这是怎么搞的？
有的人不服气：为了这些阵地，不少弟兄们长眠在这里。我们用鲜血夺来的国土，为什么要扔给敌人？
但是，军令如山倒。
他们必须限时收缩阵地，组织后撤。
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一群老百姓拦住了张自忠师长，几个六七十岁的老者“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说：“长官，你们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呀！你们一走，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有活命吗？”
张自忠将军急忙把这几位老者扶起来，热泪盈眶地说：“父老乡亲们，我们也舍不得大家呀！可是军令如山倒呀！上级有令，作为军人就得服从。我这心里，比你们还难受呀……。
一个多月来，29军的将土们与当地老百姓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团结协作，结下了很深的军民情谊。
这几天，日军在被占领地区杀人、放火，血洗村舍的事，一桩又一桩地传来，搅得老百姓们惶恐不安，恨得当兵的牙咬得咯咯响。这些，张自忠将军当然也清楚，他一边挥泪同乡亲们告别，一边告诉大家：“我们走了以后，你们暂时先出去躲一躲。年轻力壮的，可以和当地的义勇军去联系，跟上他们去打鬼子！请乡亲们相信，我们的队伍将来一定还会打回来的！我们一定要把扫本鬼子打回他们的老家去！”
老百姓排成长长的队列，有流着鼻涕的小娃娃，有拄着拐棍的老婆婆，他们哭着，用满脸泪花，依依惜别地送着这使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队伍…¨
4月中下旬，除西线古北口南天门尚在对峙中外，长城中线、东线的中国守军，都先后撤到了警戒阵地和预设的二三线阵地，在这些阵地上，他们与尾随而来的敌人又摆开了一个个战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洒河桥、小龙湾狙击战，南北团汀争夺战，官厅反击战及遵化、石门、蓟县、三河、通县郊区等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虽人离长城，却仍心系长城，他们以长城精神顽强与敌拼杀，给了日军不少杀伤。
长城战役进行到4月底，中日双方都有结束作战的想法，只是在达成什么目标、以什么手段结束的问题上不同而已。5月上旬，日军越过长城各口，向长城以南的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守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400公里的长城线，“兵力显然不足，处于不遑应战的状态”，且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进行反击，致“使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关东军参谋部内产生了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作战”的设想，企图越过长城线结束长城战役。为此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于4月 12日到东京寻求军部的支持。
当滦东和南天门战斗进行之际，蒋介石继续在南昌督师“剿共”，而请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代替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汪上任后即起用黄郛为未来的华北政权首脑，目的是寻求与日本停战谈和的途径。从4月19日开始，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4项停战条件，并坚持中方先从长城前线撤军，否则不予停战，使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认为战争的“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于是陆军省与小矶国昭新制订了“以迫和为主”的沿长城线作战计划。武藤信义遂5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为“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此时日方对谈判已不感兴趣，而着手准备以更大规模的作战来夺取整个冀东地区。为此，将在黑龙江的第14师团之28旅团调至长城一线。
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已坚持了两三个月，人员、弹药消耗都很大，战斗力已经下降。何应钦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到4月下旬，何应钦已作了收缩兵力、确保平津的部署：一、为加强北平的防守，将驻滦西的第32军调往平东通县、三河、平谷一带。将驻张北的第59军傅作义部调往昌平，将第26军萧之楚部也调往平东地区；二、为防日军进攻，在滦西修筑三道防御阵地：主阵地在滦河西岸，第一预备阵地为唐山、丰润南北之线，第二预备阵地在蓟运河西岸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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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进攻战（5）
中国滦东部队在前线战斗
傅作义
字宜生，1895年 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别致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向长城各口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蒋介石谋求对日妥协，长城各口相继弃守，日军直趋平津。
蒋介石担心平津丢失，使华北局面难以收拾，一面派黄郛向日方求和，一面在北平周围布防。4月30日傅作义部奉命开往牛栏山西至昌平一线布防。日军为胁迫国民党当局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于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董其武团在牛栏山一带，孙兰峰团在怀柔以西阵地，与敌白刃相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双方形成拉锯态势。
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计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5月7日，日方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
5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南1公里）第 17军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重镇石匣（密云东北30公里）被敌占领。第17军的3个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下令后撤。日军于19日晨占领密云。
当守军溃退、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北平军分会急调集结于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布防，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保卫北平。由于北平危急，蒋介石急令冯钦哉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保卫北平。
在滦河地区，日军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先后从迁安的高台子、忍子口等地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第 67军的结合部突破，使滦河西岸的守军纷纷后退。第29军顽强抵抗到15日，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西撤退。16日，日军占领了滦西的丰润、遵化。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军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行，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日方获悉北平军分会已经准备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5月23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工事的傅作义第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了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当天，在北平城内，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这时，日军已全部突破长城各口和滦河防线，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长城抗战虽然失利，但是中国爱国军队以牺牲近2万人的代价，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喜峰口之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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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1）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后以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结束。这次失败，不仅使中国兵员损失巨大，而且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 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对华北地区直接的物资破坏更无法统计。
综观长城抗战，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政略上看，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致。虽然蒋介石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