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劳卑自己已不能行走，由两名部下扶着走向码头。
九月二十六日，律劳卑躺在担架上，在澳门登岸。
九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满意地发出了开舱（恢复贸易）的命令。
一切恢复了正常。
律劳卑在到达澳门的第十五天上死去。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期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教堂不要敲钟，但这样的关怀也没有起作用。
这种情况看起来是清朝方面暂时获得了胜利。
但是，虎门内河的各个炮台却未能拦住两只护航舰，这一事实对清朝当局确实是很大的震动。
北京紫禁城的主人道光皇帝，打回了广州送来的奏文，愤怒地在上面加了这样的“批”：
……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兵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人轻视也。
六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次的律劳卑事件可以说是它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而中国方面虽了解到海防的漏洞，但在这六年期间并未能做好有效的防御。
第四章 论争（1）
广东的美梦
广州的粤秀山 有一所学校，叫“学海堂”。这所学校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由当时的两广总督、清代有名的学者阮元所创建，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停办的八十年期间，它不仅是广州学术界的中心，而且刻印了很多好书，对全国的学术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所学海堂的校长叫吴兰修，嘉应人，嘉庆十三年（一八零八）举人，曾任粤秀羊城书院的监院。他精通南汉学，著有《南汉纪》、《南汉地理志》、《南汉金石学》等著述，另外还有《桐华阁词》等诗集。
吴兰修通过友人何太清的介绍，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有书信往来。所谓太常寺并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政府机关的名称。凡带“寺”字的机关，主要是担负与皇室有关的工作，太常寺是掌管祭祀方面的工作。长官称“卿”，副长官称“少卿”，少卿也是正四品官，具有向皇帝呈递奏文的资格。
许乃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也在忧虑国家的衰落，并在摸索如何才能使这衰世振作起来的方法。他认为最可怕的现象是白银外流，他想出的挽救衰世的办法是整顿国家的财政，使其健全起来。
关于鸦片问题，许乃济认为只讲原则是无济于事的，尤其他二十年前曾在广州的官学粤秀书院当过教官，所以一贯主张：“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就没有资格谈论鸦片问题。”
他担任中央政府副部长的职务，待在北京，但他企图通过友人何太清，听取当地有识之士的意见。所谓当地，当然是指广东省。
吴兰修根据许乃济的询问，转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松弛严禁鸦片的制度来解决许多困难。
当时学海堂的教授们，如熊景星、仪克中等，大多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弛禁”——放松禁令的现实论，看来是学海堂系统的学者们的共同想法。
广州的官学还有一所名门学校，叫越华书院，从学校的历史来说，它比学海堂还要悠久。这里的主讲陈鸿墀等人一向是严禁论的急先锋。在鸦片的问题上，越华书院和学海堂这两所名门学校的教授们看来意见是对立的。
学海堂教授们的背后可能有公行商人的影子。——当然，这只是推测。
广州是富裕之地，到这儿来上任的大官儿们往往立即为当地的商人所笼络。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中说，一旦任命为广东的官吏，亲戚朋友们都额手相庆。看来一到广东就可以赚大钱。
广州的大富豪是垄断贸易商——公行的成员。伍绍荣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而且可以跟当时世界大富豪诺斯查尔德家族媲美。广州夷馆中的外国人在一些记录文献中曾作过这样的推测，事实上恐怕也确实如此。
前面已经说过，公行的其他成员中也有些商行已濒临相当危险的境地。
起死回生的办法就是使鸦片合法化， 由公行的商人来垄断鸦片的交易。
因此，鸦片弛禁论同公行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公行的首领伍绍荣同学海堂的代表吴兰修之间是否有某种特殊的关系，现在很难举出确凿的证据。不过，谁都可以看出，吴兰修向许乃济建议的鸦片弛禁，肯定是与鸦片的合法化密切相关的，这正是公行的商人所热烈盼望的。
如果两者之间确有某种形式的联系，那就应当说是“产学协作”。
许乃济参考吴兰修的意见，写了一篇奏文。这篇奏文于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四月二十七日呈递到皇帝的面前。
这篇奏文提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件划时期的事件。
其实与此同时，湖南道监察御史王玥也上奏要求放松吸食鸦片的禁令。不过，王玥的主张只限于鸦片的吸食，．因此缺乏引入注目的力量，未能象许乃济的奏议那样引起争论。
许太常奏议
许乃济关于弛禁鸦片的奏文，人们加上他所工作的机构的名称，称之为“许太常奏议”。
他虽建议弛禁鸦片，但也不是无条件地容许鸦片的存在。奏文的开头就列举了鸦片的弊害，主张应当根除这一恶习。
但是，要禁绝鸦片，说起来容易，实行起釆很难，现在虽有禁令，但几乎没有执行。既然如此，还不如把有名无实的禁令使其接近于现实，由这一基点出发，来寻求渐进改良的办法，并结合经济政策来加以探讨。这就是许太常奏议的要点。
第四章 论争（2）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推论逻辑。
奏文的点题说：“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在说明了鸦片的性质与种类之后，展开了以下的论点：
……乾隆以前，把鸦片当作药材，每百斤课税银三两，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以后才以法令禁止。嘉庆初期，吸食鸦片者的罪仅为“枷”和“杖”，而现在刑罚日益加重，但吸食鸦片者反而增多，几乎遍及了天下。乾隆以前，鸦片纳税入关后，即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商品。现在法令森严，不能公开兑换商品，人们都
偷偷地用现银交易。
嘉庆年间，鸦片的进口每年不过几百箱。而近年来竟达二万余箱，鸦片价款每年达一千几百万元（西班牙元），换算为白银则为一千万两以上。以前夷商携带洋银来购买中国的货物。自从走私输进鸦片以来，已无这种必要，白银终于有出而无入。
……以前纹银每两换制钱千文左右。而最近非换一千三、四百文不可。银价这样有增无减，这不正式因为购进鸦片而致使银有偷漏吗！盐足用铜钱来交易的，而纳税必须用银，所以盐商遭到很大的打击，各省的盐务疲弊。州县的钱粮税收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等于是以中原易尽之宝藏来填海外无穷之壑，其害实不忍言。
有人主张要“拔本塞源”，断绝同夷人的贸易。天朝本来不惜百余万两的贸易税收，但西洋各国通市舶已经继续一千多年，贩鸦片者仅有英国，不能仅英国而断绝同各国的贸易。而且沿海地方数十万人靠通商为生，对他们将作何处置？
并且夷船在大洋之外，可以随意选择海岛为市，内洋的商船皆可往之，怎么能断绝呢？近年来夷船还周航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各个海口，其意图就是销售鸦片，地方官虽然当即加以驱逐，但据说私售鸦片的数量也不少。即使断绝了广州的贸易，也不能止住走私商品不来。
有人说是由于官吏不努力，致使走私鸦片日益增多。但法令往往易于被下级官吏及无赖之徒为一己之私利所利用。禁令愈严，不法官吏受贿愈多，无赖之徒的私运计划愈巧妙。现在趸船停泊在水路四通八达的伶仃洋上，私买者将银交付夷馆，领得“票单”，然后用快蟹（鞋）船或扒龙船去取货。这些护艇装备有枪炮，快速如飞，各关卡均受重贿，兵役巡船捉捕，竟敢抗拒。而且內河的匪徒，冒名官吏搜查鸦片，肆意掠夺，良民受累者不可胜计。这些流弊均发生在严禁之后。
总的来看，吸食鸦片者均是游惰无志、无足轻重之辈。我国人口日益增多，即使吸食鸦片者死尽，也决不会有户口减少之虞。不如干脆将鸦片按药材课税，令夷商缴纳，过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能用银交易。进口税轻于以前的行贿，夷人方面也不会有异议。洋银、纹银一律禁止外流．
文武官员及其子弟、兵丁或担任公职者一旦染上鸦片恶习，就会废时失业。因此，应以法禁止，偷偷吸食者立即革职。
……有人也许产生疑虑，认为弛禁将关系政体。其实，酒色也会伤身，附子、乌头也不是没有毒性，但自古以来并未对此——禁止。而且弛禁仅对愚贱无职之徒，官员、士子、兵丁并不在此限，所以不会伤害政体。并且通过以货易货，每年可节约中原千余万两纹银。孰得孰失，是十分清楚的。
……臣以一介菲材，仰沐圣恩提拔，历官中外，前任岭表监司，几十年无任何功绩，深自惭愧。但有关地方的大利大害，未尝不随时研究。最近禁止鸦片的流弊，日甚一日，却无人据实直言。臣深知这些情况，因而不敢不上奏。
伏乞皇上敕下广东省的总督、巡抚、海关监督，仔细调查上述情况，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之章程。……此乃是防止国富外流、使国家富裕的大计。
另外，栽种罂粟亦被禁止，国內任何人均不敢栽植，因而更使夷人有可乘之机，利益全归外洋。我国的土性本来温和，可以种植价廉力薄之鸦片，吸之不甚伤人，上瘾也容易断绝。明代淡巴菰（烟叶）来自吕宋，烟性酷烈。国內栽种之后，遂停止自吕宋进口，而且国內的烟叶又无损于人。现在如果放宽栽种罂粟之禁，则国产鸦片无甚大害，且外来之鸦片亦会逐渐断绝。就广东省来说，如在九月收割晚稻之后种植罂粟，两三个月后即可开花结实，收浆后还可以种早稻，对农夫将人为有利。……
第四章 论争（3）
一看这种弛禁论的观点，脑子里立即就会产生种种的批判。
首先，把鸦片这样的麻药与酒色同列，同药用的乌头相比，这显然是偷梁换柱的诡辩手法。
其次，认为只要统治阶级的文武官员及其子弟以及为他们效劳的兵丁不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就万事大吉，这是露骨的阶级自私。而对所谓游惰无志之辈、愚贱无职之徒则任其自我毁灭，这种粗暴的主张应当说是不人道的。
关于罂粟的栽植，说什么中国的土性温和，鸦片的毒性薄，这恐怕应该说是中华思想在土壤学上的翻版。
不过，对于许太常奏议的批判，还是让我们在下面来听一听当时的批判者的原话吧。
引起反驳
绐皇帝呈递奏文说来容易，其实即使是有资格写奏文的人，如果没有勇气也是办不到的。上奏的意见如果皇帝满意，当然万事大吉；如果不满意，那就必须要做好遭到左迁或革职处分的思想准备，说不定还会有砍脑袋的危险。
想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人，脑子里也许马上会想起司马迁的事例。司马迁因为陈述了为李陵将军辩护的意见，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所以许乃济关于弛禁鸦片的奏议，也决不是灵机一动而写出来的。要求弛禁鸦片事关重大，是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