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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般都有些夸大事实（或者把下乡的各阶层人士都混在一起算），但1969年期间公布的下乡数字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个前所未有过的有组织的移民潮。它并不像以往那样仅仅跟大中城市有关系，现在是连最小的镇都涉及到了。拉萨那么一个人口稀少的城市，在1969年10月第一次送走了一批知青。少数民族的子女、华侨子女，甚至外国专家的子女，都不能幸免。农村地区，过去有人对大批接待城镇青年持保留态度，如今也不敢再表示异议了。新闻报道了一些动人的事例：农民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接待好这些青年，有一位甚至把刚盖好的准备结婚用的新房让出来给他们住＇ 同上，页162…170。＇。
从1968年底到1969年春，下乡热潮风起云涌、震惑人心。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几次远距离移民。一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计划送62。1万知识青年到边远省份下乡。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运输问题。东北铁路线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必须把26万及5。5万青年分别送到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就是说在5个月内每天要开出两班专列＇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4。＇。沈阳军区（统管整个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司令员陈锡联调动所有资源保证完成任务。多亏了他和领导该省的毛远新（毛的侄子），辽宁成了下乡运动的卓越典型。在1968年底，这个省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则别出心裁，让下放干部带着知青及城镇居民插队落户，树立了另一种榜样。该省在短时间内就遣送了10万多青年下乡＇ 刘小萌，前引，页167。＇。
下乡的和留城的
1969年春，绝大多数“老三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也结束了，因为九大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伟大领袖的领导班子。5月，《人民日报》欣喜地宣称：在中国的每个公社和每个农场都有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届毕业生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张旗鼓地展开了。1968年，有一部分学生还能受益于“四个面向”的政策，幸免下乡的厄运，可是1969年毕业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时，很多地方的办事原则是“一片红”政策，就是说除了少数应征入伍的可享有特权，其余的毕业生全部都无例外地必须下乡。“四个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年届毕业生时，才又再奏效＇ 多次访谈记录。《上海经济1949…1982》，页87。＇。
正像我们下面谈到的，“老三届”＇ “老三届”有时也称作“老六届”，因为初中、高中各有三届学生，见《青年一代》，1984年6月，页36。＇毕业生过去现在都有强烈的归属感。知青中只有他们享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其实，他们是新下乡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文化革命前最后一批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学生。照毛的说法，那是“修正主义”教育，尽管如此，比起随后的12年，这种教育达到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这些“老三届”们在农村有时跟与他们同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相聚，他们的遭遇相似，多年间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以毛的观点来看，大学生比初高中学生还“臭”，因为他们念的书多。不过，通常不把他们列入“老三届”。有关知青的统计数字一般不包括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身份是不太一样。尽管毛再不愿意将他们直接分配到干部的职位上去，但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国家发给的固定工资。特别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几年之后被调往城镇的工作岗位而成为干部。这些年青人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称号：“老五届”，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在1965年进入大学的，而在1966…1970年间被宣布“毕业了”＇ 他们的学习期限通常是三四年，但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停了课，所以推迟了毕业。虽然他们的命运没有“老三届”那么悲惨，不过他们一般也都经历过混乱时期，走过曲折困难的道路。见观沧海（主编），《“老五届” 三十年风云录》。＇。在这个时期之前，除了个别情况＇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180名文科大学生自愿要求调到北京郊区，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全面革命化，也替农村干部搞宣传工作，并担任他们的副手；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15日，第二版，及1965年12月20 日，第二版。＇，大学生是可以避免下乡的；文化革命后，“工农兵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大批下乡。“老五届”没有构成像“老三届”那么显著的社会群体，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运道稍微好一点儿，而且在人数上，他们几乎少了10倍，总共有55万名，而“老三届”应该有500到600万之多＇ 观沧海提出有100万“老五届”（前引，页4），但官方统计没有列出如此重要的数字；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页963、966、969。估计“老三届”的人数就更难了，因为教育部的统计没有列出一个主要的数据：中学生之中，有多少是具有城镇户口的。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专家们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些认为有400万，城镇学生占40％，这似乎有点儿太武断（顾洪章等，《始末》，页96、112），另一些说有500到600万，还有些说超过600万（史卫民等，《知青书信选编》，页3）。1985年一个官方资料来源称有640万（J。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 页XI）＇。见于1967…1969年间的知青下乡数字，我们很难同意只有400万这个数目。很可能是在500万和600万之间。虽然“老三届”已成了一个专门术语，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但这三届人的待遇不完全相同：下乡的机会以及形式一届跟一届都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1969那一届得到的待遇也是与众不同的。每届之间下乡比率存在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当时政治形势演变得太快，以及事实上分配安置是分届决定的。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那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各地政府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就出现了下述的情形 在北京1967…1969年间，有25万知青下乡。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1967年走的，大部分是1968年被送下去的，但68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比前两届都要晚，他们进工厂或者参军的比例比较高＇ 10月底，调动的7万2千名城镇知青中，2万3千人进了工厂，1万人入了伍；见《北京劳动大事记》，页180。＇。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此有所批评，结果69届毕业生几乎100％全部下了乡＇ 刘小萌，前引，页167。＇。
在上海，1967年没有人下乡，可是1968…1969年间的浪潮来得更汹涌，大约66万5千名知青被送到乡下去。然而，30％左右的“老三届”留城进了工厂，根据不同的届别，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初中生、高中生都不一样。跟北京相反，66届及67届毕业生进工厂的比例最高，但68届下乡的比例就高得多。根据不同年份，下乡地点也很不同。66届及67届大部分去了上海郊区，而68届则去了外省＇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22…31。1995年底到1996年初金在上海进行了一次饶有意义的案例调查。可惜，由于某些数据不足或含糊不清，调查没能提供每一届下乡学生的准确比例数。＇。至于上海的69届毕业生，下乡人数的比例与68届相似，根据上海劳动志，差不多是100％＇ 《上海劳动志》，页112。＇。
在同一个地方，下乡人数比例根据不同届别有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在某些省份，1968…1969年间下乡插队的人数相应地比较少，那就是说，与上海及北京相比，那里的毕业生下乡的比例要低得多＇ 在研究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省志中，我们发现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的因省而异。有关各省上山下乡人数，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2…303。＇。
同龄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根本的，比起他们所属的社会政治阶层带来的差别，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因为主要是以后者作为准则来筛选的。参军的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城市的工作职位则预留给一些工人及非军人干部的子女，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下乡插队了。至于普通出身或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说是所有其他的），他们就几乎100％地必须离开城市＇ 见J。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页134。 ＇。本来下乡最低年龄规定为文化革命前满18岁，之后降低到16岁。但1968…1969年间，在具体实行中，很多只有15岁的少年也不得不离家背井，有的还去了远在几千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恢复到16岁为最低年龄。
从全国来看，1967…1968年间下乡人数为199。68万，1969年为267。38万；总数为467。06万＇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新华社讯，1970年5月3日，刊于SCMP；4655；1970年5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3日第一版。＇。
狂热代替组织
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底到1970年夏，这场运动是处于形式上最正统的时期，那也是一个原则上人人必须下乡（无定期）的运动时期。这个阶段的纯粹的革命性不止表现在意识形态目标至高无上，而且可以由中央组织能力的减弱来解释。实际上，谭震林在1967年2月就靠边站了，从那以后，“领导小组”以及该办公室也销声匿迹了。当时，再也不是中央计划调度直接管理的时期，而是在开展运动的全过程中体现落实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毛派分子看来，伟大舵手发出的指示及思想足以令工宣队与军宣队在学校里好好动员并组织学生下乡插队。然而，就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国的官僚机构仍然凑凑合合地继续扮演它的角色。当然，那是在周恩来保护之下（毛心里明白不能完全把他甩掉），坚持执行落实领导人的各种政治决定。因此，很可笑的是，中央安置办公室在“地下”继续工作，还搬迁了两次。1969年12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撤销了，属下的安置办就并入劳动部，由该部的军代表负责领导。但是，平时把别人送到乡下去的中央安置办干部自己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剩下两个没去。至此，在中央一级只有两个干部在负责管理从1960年代初就下乡的600万知青。6个月后，1970年6月，在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中，旧的安置办作为劳动部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安置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9、93。＇。虽然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