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第33节

…农村和边境地区需要援助，目前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为数很少，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的需要。

…必须使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城市郊区及农村建立起一批小城镇。办得最好的知青场队已经在消除城乡差别、朝向共产主义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

…由于1950…1960年间出生人口增长速度过高，因此没有能力在城市解决全部青年的就业问题。如果盲目地把青年人都招来吃大锅饭，那就会影响国家财政，大大降低劳动生产率，加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然后作者就指出应该以哪种形式来安置知青。反正，不再搞当年那种主要是为了知青接受“再教育”才应运而生的分散插队。今天，知青应该自己组织成由安置他们的企业或组织（父母的工作单位）管理的农业基地、工业基地、林业基地等，或者自己组成由市、县及公社管理但经济核算独立的知青农场或知青队。以“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在大队，分散劳动在生产队）为原则建起的知青点仍然是在农村的重要安置模式，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逐步转化为农场或知青队。学习的榜样是湖南湘潭的红旗农场。文章最后号召社会各界参与动员工作，特别号召知识青年“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的明天”＇　《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

“理论基础”建立好了，“领导小组”在8月17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33名全国知青模范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国家劳动局局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康永和讲话：“过去，青年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重点，但在经济调整的现阶段，重点就得放在如何能最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青年就业统筹计划上。”他宣布政府将会尝试在城镇给大约700万青年提供工作职位，而在大学报名结束后，将会有80万知青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8月21日。＇。大会到8月29日才闭幕。报刊高度赞扬应邀出席的33名知青模范（到8月25日又多增加了一位女模范）的感人事迹与他们的宏伟决心。26日，华国锋、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胡耀邦与王任重接见了他们。每位领导都讲了话，再次肯定下乡运动的丰功伟绩。从那时一直到年底，各省市召开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一般都会邀请知青先进分子，传达该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促进下乡动员工作的展开。

此外，在9月20日与10月12日之间，国务院“领导小组”又组织了两次经验交流会，一次在辽宁省本溪，另一次在湖南省湘潭＇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7日第2版。＇。目的就是要解开一些干部的难题，根据上引的《红旗》文章的说法，他们“觉得安置知青引发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两个城市得到如此的荣耀，并不是因为又出了个新型模范人物，而是作为执行1978年12月全国会议路线的成功典范。本溪市在自己管辖的区域范围内建立了170多个知青农场和知青队。而湘潭市的负责人则已经成功地把一些农场改建工农商联合企业。

为应付各种社会抵制而采取的政治行政及公安战略措施（1）

1978年的大会闭幕后，仅仅过了8个月，就又需要召开另一次全国会议了，而该次会议后一个月，又开了两次在模范地区的小型会议，这都说明了在执行既定方针上遭遇困难，不断强调要“统一思想”也显示出阻力重重。为了与这种普遍存在于青年、他们的家长及地方干部中的勉强敷衍态度进行斗争，搬出了各样法宝。面对那些惊人的暴力行为，政府当局先是表现出相对的忍让，希望通过说服来解决问题。因而，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上海游行之后，《解放日报》认为知青“用不同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提出的建议及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又说问题只能“有计划地一步步”得到解决＇　《解放日报》1978年12月16日。＇。市政府的多位负责人表面上不做任何让步，但也不摆出威胁的样子＇　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2月17日，刊于FBIS，1979年2月26日。＇。在此同时，上海妇联多次开会说服家长把子女送到农村去＇　上海电台广播，1978年12月13日，刊于FBIS，1978年12月21日。＇。

软硬兼施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表面上在处理云南知青罢工（上面已谈到过）一事已得到充分的演绎。王震出来讲话了，虽然公开发表的时候，由于各种事件而在当地早已失效，但这篇讲话仍然在好几个月里作为教训那些知青造反分子的学习材料＇　另一例子是南昌游行事件，见本章注107。＇。面对2月5日上海游行，当局的态度就比较强硬了，但当局头头并不满足于使用警察手段来结束知青的积极抵制行动。他们发动起全部宣传机器。一时间，全城张贴了官方口号，号召服从国务院的指示。报章则连篇累牍地把参加游行的人说成是滋事分子，有自私的，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目标的人。报纸“转载了”一些声称是群众（其中包括个别知青家长）来信表示不赞成骚乱，要求政府出来惩治骚乱分子＇　主要见《解放日报》1979年2月7日及1979年2月8日第一版。A。　McLaren；　前引，页10；　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页23。＇。

当时的政治形势，参加游行罢工者人数众多，加上他们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这种种因素都不准许大规模施行镇压，但负责人们仍然谴责动乱，声言他们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威胁说要采取镇压手段，而后来他们真的那么做了。

局当也花了许多精力去跟整个社会主体，尤其是知青的消极抵制作斗争。这种抵制行动规模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法返城及拒绝回农村。从2月初开始，节庆假期过去了，大量知青滞留城市，这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负责人就开始给这些知青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些知青和家长的来信，号召回到农村去＇　《解放日报》1979年2月9日第一版。＇。24日在《吉林日报》也刊登了同类的信件＇　《吉林日报》1979年2月24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日。＇。后来就提出农场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完成春耕一事，用以说明所有“闲散”知青即刻回乡的必要性＇　《解放日报》1979年3月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3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5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4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日。＇。各城区组织召集知青参加“圆桌会议”，并派负责人上门劝说他们必须回到乡下去。最死硬的那些就得经常向干部“交心”。而那些干部并不仅仅限于作思想工作，有的情况下，他们还跟地方政府联系，试图解决知青的问题（比如住房），借此令这些青年再没有理由拒绝回乡＇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2版，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3月20日及1979年3月25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7日。＇。在城里或者在农村，都组织了群众大会表扬听话顺从的知青＇　《黑龙江日报》1979年2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7日。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19日。＇。在辽宁，开了一次省级会议，学习鞍山经验，这个模范城市在6月底成功地将86％非法返城的知青遣返回农村，还将65％的1978年毕业的定为需要下乡的学生送走＇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刊于SWB，1979年7月19日。＇。1979年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动员工作更显急迫。当局为了配合思想工作，还公开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辽宁省党委就决定那些态度强硬的青年不得在学校求职，也分配不到工作，哪怕是临时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沈阳市政府宣布，在下放工作完成之前所有已经得到的职位均属无效，禁止任何招工。1979年毕业生必须在9月底前走，而前几届的则在7月底前走＇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8日，刊于SWB，1979年7月31日。＇。尽管如此，到10月底，当局还在被迫采取措施加强动员＇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政府当局在整个1979年期间还得跟家长，特别是跟干部的抵制行动抗争。报刊经常揭露一些官员（包括那些刚被平反的）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全都弄回大城市，弄回自己身边”＇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2日第3版。《文汇报》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一版。《广东青年》1979年第9期，页11…12。＇。《文汇报》登载了一小段连环图，嘲笑那些总是为自己当年上山打游击、下乡搞土改而自豪的干部，他们今天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　《文汇报》1979年6月7日第4版。＇。一位模范干部（甚少代表性）这样说：“如果我利用职权把女儿调回城市，又怎样能够动员别人把儿女送到农村呢？”＇　《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第4版。＇　当时，大部分的干部不愿意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

政府当局还得面对乡下及农场的农村干部的抵制。《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不要“挤”知识青年”的文章揭露一些地方干部利用“知青点”的青年回家探亲的时机，将他们的住房、工作、甚至储备下的粮食及生产工具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青年，因为他们是“永久牌”，不是“飞鸽牌”＇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关于这种说法，见本章注94。＇。同样的，一些从西双版纳农场自行退职，后来又被政府劝说返回岗位的知青，一回来就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被人霸占了。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鼓励知青回乡＇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2日第3版。＇。农场干部倾向于用较顺从的农民来替代知青，这些农民也不大可能在职位调动晋升上跟他们竞争＇　采访C。　W。　H。　，1978年7月25日。采访　X。　X。，1978年7月5日。　＇。然而，政府依旧施加压力，颁布指示，试图阻止干部们的这种抵制破坏他们的政策＇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及1979年8月22日第3版。＇。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1）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当局竭力重新树立农村劳动光荣的正面形象。以此来应付社会对下乡运动的抵制＇　把下乡运动重新提到官方任务的首要地位还反映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上。从1978年的11篇，增加到1979年的64篇；见T。　Scharping，前引，页181。＇。

湖北省党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年底的时候对知青模范一再表示：“有人说知青是白老鼠、文革牺牲品和四个现代化废品的三合一产品，这种想法不值一驳”＇　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然而，各级负责人（包括他本人）在整个1979年期间都花了大量时间去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想”。有些年青人斩钉截铁地说下乡运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必须纠正的“错误”，政府则不断地向他们解释，说那是毛主席早在文化革命前就提出来的正确政策＇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第一版。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7月5日，刊于SWB，1979年7月12日。《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纲，说下乡运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