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开（北岛）。然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至少是否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体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它的资料作个对比。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虚无假。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生活描写以及人际间情感关系的细致分析，这些在采访中是得不到的。当然，在这些材料中我只摘取了其它资料所证实了的，或者向作者本人查证过的。这样，几乎每列举一项文学资料，就可以援引一段访问或谈话记录，但是文学作品的措词比较感人，读者也可以去查原文。1990年代下乡运动继续不停地激发出新的文学著作＇ 见参考书目中列举的王小波的作品。＇或电影作品，其中有的是由已经移居海外的作家写就或者拍摄的＇ 见戴思杰《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0，作者随后又根据小说摄制了同名电影；亦见陈冲的电影“天浴”1998。＇。
谈到老知青的见证及访谈，自从1990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动。从那年开始当局慢慢地容许，有时也鼓励人发表有关下乡运动的回忆，不过必须得在限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出版的第一部集子以及举行的第一个展览都明显地享有官方的赞助支持＇《北大荒风云录》及《北大荒人名录》1990。这两本回忆文章汇编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发当天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公开发行仪式。同年11月，名为“魂系黑土地”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敲锣打鼓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1990年代还出版了上海老知青金大陆的两部重要著作：《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1994；《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这种宽容也许是想对1989年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作出补偿的一种现象，然而却引发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与电影制作的猛然激增，到了1998年运动30周年之时达到了顶点：报告文学、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老知青（包括还留在农村的）的访谈录、诗歌集、歌曲集、日记，甚至还有当年的爱情书信集、照相册及电视片集＇ 大型20集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总编导为翟和平，原作者为晓剑及郭小东。该片集的文字本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参见本书页374，注140。＇。
当然， 将表达当事人观点的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做个对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后者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关纯粹历史的那一部分，就很难只依靠访谈，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有限，很少人能记得住事件的准确日期，有时还把不同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颠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人说：“报纸上是这么写的，那就是真的”＇ Ph。 Joutard； 见前引文，页194。＇，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示怀疑，何况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
当时，谈到下乡运动，报刊杂志的任务并不是报导事实，而是动员有关人等。各种出版物都充斥着模范知识青年的辉煌事迹，以及老百姓如何热烈欢呼坚决支持运动的文章。但是，如果熟悉了这些宣传的运作，而且可以与其他资料对照一下，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譬如，报刊上年复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揭发“一小撮人”的某些“错误思想”，使我们不得不想到那一小撮其实就是大多数，尤其是当看到这完全符合我们搜集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此外，报刊杂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具，使人们了解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官方公布的被遣送知青人数，等，当年政治及政府文件从来也不会公布原文（只有几次，也是在报刊上），也从没有公布过任何专门的统计数字。因此，我读了几百篇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有限的几份报纸杂志上，而且直到1978年才准许外国人查阅，《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报，两本理论月刊《红旗》和《学习与批判》，另外还有电台广播，地方报刊以及新华社的电报稿（已译成英文，主要由下列两家通讯社发表：BBC的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The Far East以及FBIS的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1978…1979年以后，在中国涌现出大量的杂志与报纸，外国人可以接触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我查阅了这类报刊上的一大批文章。那些文字虽然还没有摆脱宣传职责，但比起前一个时期更能反映现实＇ 列举的期刊一览表在本书参考书目的最后。＇。必须提及香港的报刊，无论是日报或是月刊，在我所研究的时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这倒真是亏了这个城市享有的自由以及大陆与这个前殖民地之间的特殊联系＇ M。 Bonnin，？Le “China Watching” à Hong Kong？； 1980； 页102…110。＇。
在基本的资料来源中，还需提及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中国发表的多种官方回顾统计材料。我查阅了大量有关1949年以后的人口、就业及教育统计资料。而关于遣送知青的资料，地方统计材料在报刊上发表，或者在一些科研文章中有所透露。然而，直到1987年，才偶然地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987，页110…111。＇里发现两张图表，相当详细而系统地标明1962…1979年间知青下乡及回城的人数。这些新到手的数据并没有影响我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反倒令分析更精确更有说服力＇ 见本书页191…192，图表1至3。＇。
国社会科学学者出版涉及该课题的研究文章及著作一直拘囿于重重限制，但从1990年代初起，逐渐解禁了，其它的有关下乡运动的官方统计资料因此也就公诸于众了。有些学者因而得以接触到过去从来未见过天日的国家或者地方的统计资料汇编，然后引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统计集是由直属国务院的知青办公室分别在1973年和1981年内部发行的，在这方面是最有权威的。以上提过的1987年出版的统计集明显地是从1981年版本抄录出来的。另外两部今天能找到的统计汇编提供了各省分有关下乡运动的数字。其中之一的《中国人口》汇编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1988…1990年间陆续出版，一个省一本分册。每一分册的第六章是阐述人口迁移的，包括下乡运动，可是除了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有关广东省的那一本），一般都不太严谨。最有价值的是“省志”，每个省都有几十本分册，整部巨著系列从19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有关劳动问题的分册里有一章专门论及下乡运动。即使不同省份的省志精确度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可惜含劳动章节的分册直至今日只出版了大约一半，这个系列使用价值相当高的，因为资料详细，其中不仅有知青下乡及返城的具体数字，还有这场运动的费用支出以及行政措施的演变。详细地读这些省志就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总的中央指示的限定，但在地方层面仍然存在可转圜的余地＇ 除了省志，还有市志及县志，一般都谈到下乡运动，可是只对研究某一特定地方才有用。＇。
省志，以及中国学者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都丰富了我们了解下乡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国家或地方政府编汇的内部政策及政府文件。直至那个时期，我们得到的这些文件仍然是零七八碎的，是从下面两种途径找来的：当年官方报刊偶尔转载的简述、暗喻或段落，以及台湾专门机构的出版物，有用是肯定的，但很不完整，而且并不总是可靠的。1981年，知识青年办公室将1962年以后所有关于下乡运动的重要文件辑录成一集。这部“内部”选编（“内部”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无权过目），我倒获得一份，它成了研究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知识青年办公室具体执行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务院知青办《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81。＇。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革命与1978…1979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 我曾经化名在另一本著作里刊登过一些照片及大字报文本。见V。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ékin； 1980。关于这些民办刊物以及可使用的资料来源，可参阅华达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C。 Widor Documents sur le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chinois； 1978…1980。 Revues parallèles et journaux muraux）； 卷一1981，卷二1984。＇。
间接的资料来源
直至1990年代中期，间接资料的特征仍是在西方及台湾学者进行的大量研究与中国公布的寥寥无几的有关材料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1987年以前，对中国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来说，深入研究下乡运动仍然是禁区，他们也不能在公众杂志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然而就在那一年，一篇介绍下乡运动历史总结的15页长文发表了，收在由几位中共党史御用专家撰写的评价“10年文化革命”的汇编里＇ 张化，见前引文。＇。这可能就道出了笔者在1989年初发表的那篇文章引人注意的原因。那一年，一本胆大包天的杂志＇ 米歇尔 波恩（Michel Bonnin）〈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1968…1980〉，1989年4月发表在《海南纪实》，页72…78。该杂志在其短短的生命中取得了老百姓一致好评，但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连续不断的镇压下夭折了。编辑组有多名老知青，由作家韩少功任主编。＇刊登了它，6年后出版的《中国知青事典》又提到它，并说它“产生很大反响”＇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及何岚《中国知青事典》1995，页222…223。＇。该文是介绍我的博士论文＇ M。 Bonnin Le mouvement d 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 Chine 1968…1980； 1988，博士论文。＇提出的几个结论，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在香港的一本月刊《争鸣》＇ 潘鸣啸（Michel Bonnin）〈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1989。＇上发表过第一个文本。看来那是在中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该课题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某些老知青见到一个外国人舍弃僵硬的语言来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那场运动的动机及意义等问题，受到了鼓舞，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并着手也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工作。首先，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比一个外国学者有更好的条件来研究这场运动。其次，他们看到这个课题绝对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最终促使了他们向当局施加压力，希求冲破研究这段历史的禁区防线＇ 2000年7月26日与刘小萌的谈话。杜鸿林（见下一个注释）在前言里写道：“就连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在一本接一本地出有关中国知青的书”（页2），又在序言里写道：“我不能再坐视，坐视那些局外人士评论我们的历史，尽管那也是他们的权利，尽管那些评论也不无道理”（页5）。伯恩斯坦（Bernstein 前引）著作的中文译本出版了，其中他也提出同样的想法，希望凭借外力来帮助激励亲身参加者对下乡运动进行反思，见托马斯 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1993。＇。因此，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