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的政策而采取措施，替复员军人或军官以及下乡知青寻找合适的工作”＇ 同上。＇。他们与上海市联系上，并取得上海方面的同意在黑龙江投资建立工厂，在上海青年中招工＇与K。K。Z。1986年6月30日的访谈记录。＇。
已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及病残的知青安置问题
在各种类型的知青中，对当局来讲，与农民结婚的插队知青的问题特别复杂。根据上面介绍过的1978年底有关知情工作的全国会议的决定（后来写进了1981年十月《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的第九条里），继续尽力为他们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就是说非农工作）。一些大城市，像上海和北京，则在经济上资助地方来解决问题。有些地方，已经获得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以及附近乡镇的城镇户口的知青可以带一名15周岁以下的子女迁入市镇。然而，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偏僻农村的知青来说，找到非农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已经万分失望只好向命运低头。1984年8月31日，劳动人事部再次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的通知”。通知再次指出，应当优先使用历年结余的知青经费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结余经费不足够的情况下，就业劳动服务公司必须提供必要的补助费。从1985年起，这类知青大部分都在乡镇企业找到了工作＇ 有关这一段的资料，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212…214。＇。有的地方，另一方配偶也可以获得一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及城镇户口，这样就可以解决子女的户口问题。丧偶的知青（通常是女知青），以及因配偶犯法判刑而离了婚的，在某些地区可获准许返回原居城市＇ 刘小萌，前引，页839。在吉林省，1979年以前离婚的知青也得到批准回城。看来，暂时限制的目的是避免有人仅仅为了返城而离婚；见《吉林省志》，页98。＇。尽管政府对知青表示了“关心”，其实就是想法避免他们带着配偶及子女回城，总的来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的命运最坎坷，有的结局甚至是一场惨不忍睹的悲剧＇ 见本书，页294…295。＇。
病（包括精神病）残知青的安置也成了老大难问题。很多是在无例外的人人都得下乡的1968…1969年间，被送到农村生产队的。有的是后来病倒的，或者在农村的一次工伤事故中致残的，不管是谁，他们全体都遭到城镇工作单位的拒绝，招工没有他们的一丝机会。长年以来，他们靠着村子的扶助得以生存。从一开始，他们的人数就不是可以忽略的，不过有很多自己利用了“返城风”的机会而回了城。比如，在吉林省1978年初病残知青共21712人（占插队知青总数的2％）。省政府订立了一系列规则，使其中13340人得以在1978年底前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另外871名安置在邻近的城镇。到1980年11月，只剩下了356名仍在农村，其中33名100％残废，323名50％身残。所有人都可以在随后那几年离开农村＇ 《吉林省志…经济综合管理志…劳动》，页97。21712这个数字是经过“1973年以来所进行的调查”得出的。可能里面不包括1978…1979年间“装病”而得以回城的，那个时候病退已经成了回城的一种例行手续，没有什么医疗疾病的意思。＇。在北京，市政府是想方设法来限制病残知青回京。1969年，曾经有过一个决定，要求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在下乡插队之前就已经是病残。其实，在1972年，因工伤事故致残的知青回城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是得等到1979年，回城的权利才被承认，而且得到一定的协助。1982年3月解冻了一笔为数80万元的款项用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1987年，还动用了知青结余经费，在经济上帮助病残知青＇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劳动志》，页51，以及《北京劳动大事记》，页196。＇。一般情况下，总是尽力替这些青年在当地或者在原居地安排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情况不太严重，父母的单位就得招聘他们。其他的会在民政部门管理的特殊工厂获得一份工作。
已在当地获得有固定工资的非农工作的知青问题
不满情绪还在全国几十万老知青之中蔓延，他们都是在1970年代上调到非农业工作岗位的。某些人获得的职位相当重要，尤其是在县或区一级当干部的，回到原居城市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定会差很多。他们中的一部分没有要求回去，起码在头几年＇ 《中国农民》1994年第12期，页20，该文谈到一名呼和浩特知青怎样成为一个盟（相当于地区）的党委书记。然而，在那些得到了比较高的职位中，有一部分后来是“为了子女”而要求调动工作的。肖复兴就举了一个例子；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29。＇。但是，大部分都抱怨在当地总被人看作是“外人”而受到歧视，他们一直与原来的城市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都希望回城，但一般得不到批准。他们都很分散，这就使他们只能个别找办法，而不能采取其他的诉求方法。应征入伍后又复员回到接待地区的老知青也属于这一类。他们之中的一位，王志刚，是1968年下乡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曾参军，复员后分配在该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工作。1980年10月29日，他在北京火车站引爆了一枚炸弹，为的是抗议上面拒绝他回京城的要求。这桩自杀式爆炸事件导致了10死81伤＇ 新华社讯，1980年11月12日，刊于SWB；1980年11月15日，及Le Monde；1980年11月14日。＇。几年以后，留在山西的知青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更合理但没那么激烈的行动：在北京市委机关门前静坐。计有数百名参加者，行动持续了一个星期，从1985年4月22日到29日＇ 法新社北京讯，1985年4月25、26及29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5年4月27及28日； Le Monde，1985年4月30日；《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们高举4条长幅标语。有一条写着：“小平同志，救救我们”，还有一条写着：“知青是文化革命的牺牲品”。他们向外国记者哭诉当局怎么不准许他们回家，他们怎么干着收入低微的活儿，而在那里还总是被人看作是外人。有些当众演讲。一位73岁的老奶奶也加入了他们的静坐行列，因为她的两个儿子都一直在山西，现在老了，没有人照顾她。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才能在当时组织这样一次中外通讯都争相报道的行动？解释极可能就是，山西政府早已把大量知青安置在非农业工作岗位，因此他们就不能再回原居城市了。根据该次行动中公布出来的数字，3万6千名到山西插队的北京青年中，1万8千余名还留在那边，占总数50％，是很例外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顾洪章提供的下乡数字稍微高一些：41300。＇。北京政府对静坐的知青代表态度很强硬，至少表面是这样。经过和副市长两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与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4月29日下午接见了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静坐，“尽快地”回到原单位，还把这次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流毒的表现”＇ 《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们又指出在1970年代已经依照“正确的政策”给这些青年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所有官方文章都称呼他们为“原北京青年”，而不是北京知青。数天后，报章宣布第二天就再没有一位青年到那里去继续静坐了，而且他们之中至少有220名已经返回山西了＇ 《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第四版。＇。同时期，发起了一个运动，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表彰1950年代“青年志愿垦荒者”。《中国青年报》发表长文，特别强调北京青年在山西省的发展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列举了一些成功的例子，都是当上了企业干部或政治干部的山西北京人，还有作家，像柯云路＇ 《中国青年报》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然而，那一群人仍旧继续吵着要回城，趁着1986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机会在北京组织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没有上一年的多，2月7日有大约300人，而11日100多人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前。后来，没闹什么事就散了，政府也没有接见他们＇ 法新社北京讯，1986年2月13日。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86年2月27日，页9。＇。不过，跟着那几年，虽然有来自警方的压力，他们还是继续组织在一起，呈交请愿信。下面这段心里话是他们向一位记者倾吐出来的，很能反映他们的思想：
“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 《动向》第42期，1987年9月，页10…11。＇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
山西老知青在1986年展开了行动，那时中央当局刚明确表示要尽可能将他们稳定在当地的意图。快到春节的时候，北京市长和中央一些重要领导人（特别是胡启立、李鹏、郝建秀、张劲夫），在1986年1月28日隆重地接见了一个名为“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报告团”。这个团由12名1960年代末期下乡的北京及天津青年组成。来京之前，他们在山西全省各地巡回报告，参加了各种会议，并在会上讲述了他们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那些“感人事迹”＇ 《人民日报》1986年1月29日第一版。＇。
北京会议很明显是要与1985年4月请愿者们的反抗精神较量一番。但实际上，会议的议题发挥得更淋漓尽致，摆出一副给上山下乡运动恢复名誉的架势，还号召继续下乡。郝建秀为运动描绘出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然后宣称：“不但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在现代化建设中，支援农村、支援边疆，仍然是历史赋予的有志青年的光荣职责。”胡启立也重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支援内地和边疆”＇ 同上。＇。
中央当局在1986年是不是又在考虑再次掀起一场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呢？显然不是。“支援内地及边疆”这个口号仍然被高举，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一个迥然不同的目的。1950及1960年代下乡的众多典型其实不是普通的中学毕业生，而是一些年青的干部、高校毕业生或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 这特别是1955…1956年间的大部分“青年志愿者”的情况；见新华社讯，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5年5月9日。1950年代下乡的年轻工程师、医生及教师都被当作榜样；见《人民日报》1983年5月17日第三版。＇，如同当年，1984年起，动员下乡的宣传对象不再是广大的中学毕业生，而是一小部分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每年毕业考之前，压力就来了，要求学生中绝大多数表态：毕业后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跟1960…1970年间的知青相比，真正下到边疆及农村地区的人数实际上是很少的，与1950年代相类似，一般是每年几百名，最多也就是几千名＇ 北京的数字，见新华社讯，1983年8月9日及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3年8月11日及1985年5月14日。不可混淆那些要求到边远地区去的新毕业生人数和那些真正下乡的。在北京，仅在1984年就有1000名学生提出要求，但实际上从1981到1984四年间一共只有900人下了乡；见Chinese Youth Bulletin，1984年10月，页11，以及新华社讯，1985年5月8日，刊于 SWB，1985年5月9日。＇。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