魉固梗═homas Bernstein）《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1993。＇。因此，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头两本运动历史中都引用了我的文章。杜鸿林似乎是第一个在1990年底完成他的著作，可是到1993年才能成功地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里解释了延误的原因：“知青问题一向被认作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它关联到社会的安定。＇ ＇有关部门提出要淡化 知青 概念，建议有关知青的书要暂缓出版”＇ 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1993，页1，2。＇。杜鸿林出书一拖再拖，就让另一位作者火木，抢了头阵，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下乡运动史，更具有科学性，而在意识形态上并不那么“谨小慎微”，该书的结论竟然是我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一段＇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25年史》1992。＇。1994是转折性的一年，重要标志为一部既生动，内容又丰富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出版，由史卫民和他妻子何岚编写，他们两人再接再厉，1996年又出版了一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历史＇ 何岚与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1994；史卫民与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1996。＇。在此同时，他们还与他人合作编撰庞大浩瀚的《中国知青事典》（前已引述），主要负责撰写军垦农场及国营农场部分。这本事典材料丰富，相当全面地描绘了整个运动。事典的另外两位作者，刘小萌与定宜庄，后来出版了一部中国知青史，分两册（一为文化革命前，另一为文化革命后）。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有关整个下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部＇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8…1980）》1998。＇。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对本书，特别是第二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启发及参考作用。在此一年前，出版了一本1955年到1981年的运动历史及同一时期的大事记，可以看作是官方或半官方的＇ 顾洪章、胡梦洲等人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顾洪章、马克森等人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96。＇。作者本来是知青办公室的干部，像主编顾洪章，他本人就是原知青办的副主任。他们用一张夹在书中的活页，公开表明得到劳动部（事实上是劳动部分配给他们这项任务的）、新闻出版暑、宣传部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的审核＇ 张化是那位经过修改给书籍出版开绿灯的人。他本人是党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第一份官方有关运动总结的作者，见前注释2。＇。这两本书都很重要，不仅因为讲述了对运动的准官方评价＇ 当然，这种官方背景并不只让人得益，也可能令人惧怕太“负面”的信息会被掩盖或者被低估。＇，而且还因为作者当年能接触到知青办公室的所有档案，所以他们提供了有关运动历史中政府那一方面的珍贵详细的讯息，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及行政运作、负责人会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和统计数字。因此，他们在书中列举的各省的统计就成了我们所掌握的最完整的一组数字＇ 见顾洪章等人的《始末》页302…306。＇。
除了这些特别的研究之外，我也比较有系统地查阅了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我所关注的那个时期里的就业与人口（主要是人口迁移）的研究结果。
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杂志，特别是Issues and Studies，定期刊登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转载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
西方资料来源主要是两部精湛不磨的著作，使我获益匪浅。首先是美国学者Bernstein，他在1971…1973年间收集了许多书面材料，还在香港访问了不少人，在此基础上，于1977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 T。 Bernstein （伯恩斯坦），前引。＇。他的研究集中在1968年下乡运动初期，也论及到文化革命前知青下放。他的著作是在运动结束之前完成的，当时能接触到的资料很有限，他的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这应该是我们之间对问题的判断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过，他的丰富资料与分析，乃至提出问题的清晰尖锐，都令该著作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参考。其次是德国学者Scharping。由于他不是以英语写作，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被人引用过＇ T。 Scharping Umsiedlungsprogramme für Chinas Jugend； 1955…1980； 1981。＇，但也是功不可灭的。Scharping研究1955到1980年期间全部有组织的青年迁移。他探讨的范围不限于文化革命后的下乡运动，也涉及到以前的知青下放、农村出身的毕业生回乡问题，以及1955…1960年期间调动近2百万年青农民去边远地区开荒的大事件。但是，念及遣送知青下乡的人数如此庞大，他的著作中也就把下乡运动放在了显著地位。Scharping下了很大功夫去编写澄清遣送人数及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经济和人口统计数字。可惜，他所依据的1980年前的资料不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他很仔细地研读官方报刊，并加以慎密的思考，所以最终能清楚地阐述遣送下乡政策的演变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除去上述两部大作，大量的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在重要的国际汉学杂志刊登过。特别需要提出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两篇。1978年底1979年初，Anne Mclaren和Thomas Gold 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知青游行示威，然后分别执笔写下了他们的所闻所见＇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1979，页1…20；T。B。Gold ？Back to the City：The Return of Shanghai s Educated Youth？； 1980，页755…770。 ＇。Stanley Rosen的著作侧重于文化革命期间的广州红卫兵知青＇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1981。＇，尽管偏离我们着重关注的那个时期，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此也应该特别提到Anita Chan，Richard Madsen和Jonathan Unger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当年专门研究广东省的一个村子，访问了下放到那儿去的知识青年与该村的农民（这些人后来都逃亡去了香港），然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不是知青，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所列举的各种著作文章中找到关于那些年轻人当时生活及思想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当年我们对各自的研究都不知悉，然而巧的是有几位年青人是我们共同的受访者，这是以后才发现的＇ 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1985；A。 Chan； R。 Madsen & J。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1992，在此书第335页有在该研究基础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一览表。R。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1984。＇。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移民，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涉及问题有社会阶层分析、城市人的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获取学习机会及理想工作，或者关于下乡运动本身，这对研究1960…1970年代无疑很有帮助。由于他们的研究是追踪某些人一生的经历，因此有时有可能提供对当代历史研究有价值的资料＇ X。 Zhou & L。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1999，页12…36，该文后附有K。 Chen 及X。 Cheng两位的评论。A。 Walder； B。 Li 及D。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1949 to 1996？； 2000，页191…209。X。 Zhou； N。 Tuma及P。 Moe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1997，页339…365 及？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1949…1994？； 1998，页199…222。＇。可是，面对这些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必须持有一定的谨慎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可能会对调查的原意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以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类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者”为了赚取金钱，匆匆忙忙直接把问卷填好交来，我们领教过几次了。此外，对某些人来讲，有些话题至今仍然太敏感，他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来回答问题。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为什么1968年底再度大张旗鼓地推行贯彻下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政策？为什么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并涉及绝大多数十五岁以上还未参加社会工作的城镇青年？由此出现了众多问题之后为什么这场运动依然持续了十几年？
三言两语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下乡运动早在文化革命前就作为多种功能的政策存在＇ 参考本书页80…91。＇。在1968年底动荡的形势下，随后的十几年又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党内“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是在1959年用这个概念来反彭德怀大帅的。从文化革命开始，他使用同样的手法来反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政者的动机就更加复杂。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一清二楚，有些则隐晦不明，有些甚至是秘而不宣。在各位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头毛泽东的脑子里，对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然而就是毛，就是他发起这场运动，正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运动的合法性又全靠他自己的思想来论证。主席的旨意往往只有几行到处张贴的黑体字，而千百篇文章即刻出笼就此作出无休止的评论解读。在这种情形下，对发起下乡运动动机的分析有时不可避免地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或者甚至变成对毛的心理分析。
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官方对运动如何解释，我们的观点是，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第一章意识形态动机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见 G。 Bennett； Yundong； Mass Campaigns in Chinese munist Leadership； C。 P。 Cell；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S。 L。 Greenblatt； “Campaign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Defiance in Chinese Society”； 刊登在1977年出版的 A。A。 Wilson编汇的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页82…120。前两本是我们所知的唯一系统阐释1949年以后群众运动现象的著作。然而，本书以及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所知道的一切都与Bennett书中的论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