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学生要去学工、学农、学军事、学政治＇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642…643。＇。完全实行这种乌托邦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么做，就会导致经济大混乱，不过部分实行倒是尝试了。全民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的阶级斗争（由他主持的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一部分人到解放军或者民兵中去接受军训。此外，许多干部被送到“学校”去干艰苦的农活儿，这类学校就叫“五七干校”＇ 干部在这些“学校”生活的具体例子，参考杨绛，《干校六记》。＇。至于工人，他们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业，但有的工厂成立了附属农场，而有些农民在农村的小工厂或者甚至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此强调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思想角度上讲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工厂也一样在生产和体力劳动中培养人。工厂固然有其实际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农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认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安置在农村比安置在工厂要高明得多。虽然伟大舵手本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述过这个观点，但在当年发表的鼓励下农村的所有讲话中都一而再地明确暗示过。因此，将所有青年毕业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应征入伍）下放到农村去的政策被美之名曰为“一片红”，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编派去了工厂，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红”，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了＇ 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他们的指责之一是他们认为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据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 1978年11月27日。＇。到工厂去就没那么先进，因为这只涉及到一种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到农村去还能缩小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谈到有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目标之时，为这场运动开路的宣传机器则步步紧逼地强调最艰苦的物质环境是最能锻炼青年人思想的，那就在农村。一个从北京来到延安的女中学生曾高呼：“一个地方的条件越困难，对我来说就越有可能把我铸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6月号，页24。＇。也正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因而最能磨炼年轻人＇ 《文汇报》1968年12月24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计划大跃进创立了农村公社作为主要基石，虽然失败了，毛并没有对提高农业劳动集体化程度失去希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以及1969年的学习大寨运动，都证明了这点。因此，知青去的地方正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战斗的最重要的战场。
除了这些对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合理”论证，必须加上另一条“的确存在”的事实：毛的个性与经历。“东方红”一歌唱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毛的这个中国，他所熟悉的和他所热爱的中国，正是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而城市对他来说总是陌生的＇ M。 Meisner； 前引，页61…72。＇。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反，毛无需特意“去”农村，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不过，他又“回去”了，那是在他感受到打进城市进步知识分子圈子的可谓惨痛经验以后。这种经验只会令他少年时期就具有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滋生出某种报复心态。年青时期，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毛的信念中的一些独特观点对他在60年代的思想演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后就表现在他对下乡运动的论证上：颂扬体力劳动和英雄主义，自然也就认为实践经验高于一切精神认知＇ 李泽厚，Mao as a Young Intellectual，刊于 A Study on Marxism in China ，页93…126。＇。
1964年，在他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毛声称：“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549。＇。这句心里话揭示了毛是如何怀念“他的”早年革命，又如何轻视一切从学校学来的知识。中国传统概念上，“绿林”是指亡命之徒和强盗土匪，亦有称之为“绿林好汉”的。对毛来说，这就是农村根据地，先在江西，后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成长，毛也是从这些地方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领导党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然而必须指出，毛确在中国成功实践了这一战略，但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从农村开始干革命的。毛不过继承了李大钊的观点，李曾经发现俄国民粹派就是那么干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当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在一篇名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里，他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得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页146。硕＇。
整个运动期间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根子是农村，特别提到井冈山，尤其是延安的经验。这两个地方亦因此成为上山下乡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目的地。就是这样，1969年初，一万多名北京知青出发去延安“接过革命火炬”。他们的行程完全就是一次朝圣仪式。他们一到达，就和农民交换毛泽东像章及小红宝书，然后由农民带领参观南泥湾＇ 这个位于延安东南边的地区在1941年3月以后被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旅开垦出来，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粮食自给自足。后来，就披上了革命神话的色彩，成了政治理想主义及艰苦奋斗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能取得胜利的象征。＇，在伟大舵手住过的窑洞前面朗读他的语录。有人做出一个对比：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军事封锁线”投奔延安，而今天知青该是冲破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他们思想上设置的“精神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4月号，页40。＇。官方特意给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一层象征性的再革命的色彩，这一直坚持到林彪身亡以后，但是狂热性当然不如起初了。比如说，1975年，报纸上刊登了一位革命老战士的讲话，他向湖南家乡的知青们解释说，我们应该学习怎么用针线，那倒不是为了补衣服，主要是为了继承延安革命者的光荣传统，他们那时候自己织布作衣服＇ 〈革命传统代代传〉，载于《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4版。＇。
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怀古思旧的情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被看作是培养青年的理想天地。为了挽救革命及防止修正主义演变，毛决定让城市青年离开腐蚀他们思想的学校，去重新感受几十年前他自己体验过的实际经历。老革命家们（首先是他自己）是在农村锻炼成长的，对那些准备把革命棒接过来并保证延续已开创的事业的人来说，那里自然是最好的学校。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重复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 1967年真正为着革命理想而自愿下乡的知青并不是一时糊涂搞错了，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失业问题。这些狂热的毛派分子看到城市里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明争暗斗，感到非常厌恶，而他们所向往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只能在农村实现（摘自1986年6月30日与M。 J。 L。的谈话）。下面这句话是从专门论述革命历史的一篇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将革命与下乡运动象征性的联系表达得一清二楚：“五十年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下乡上山的中央委员”；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二》，页48。＇。
由于这场运动，不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连城乡之间的差别也都缩小了，中国在此同时向共产主义又迈进了一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尝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教义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毛认为他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能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成功。对他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而制定的“伟大战略措施”。
降伏红卫兵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S。 Leys；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页239…242，作者在书中纪录了一份中央发出的“警告”，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出红卫兵造成的动乱规模。＇，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J。 Esmein；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页321。＇。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7月27日起毛和激进派们就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3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 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十月》1986年第6期，页19。＇。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遣送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 J。 Esmein； 前引，页322；《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一版。＇。然而，这些青年们迟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 H。 Mandarès 等； Révo。 Cul。 dans la Chine Pop。。＇。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见本书，页95…106。＇。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 1977年在上海贴出的大字报指责张春桥利用下乡运动把在文化革命中反对过他的人全赶走；见New York Times； 1977年1月19日，在Bernstein的书（前引）中也有引用，页288。＇。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 例如，吉林电台广播，1968年9月4日，刊于SWB，1968年9月12日。＇。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