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他的子孙们。
这一天张松樵走下楼来，我父亲看见他父亲身后紧跟着一个形影不离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脚步很轻，亦步亦趋，简直就像张松樵的影子一样。他就是工厂主管（厂长）肖老大。肖老大按辈分应是我父亲的大表哥，但是却比他年长三十多岁，他不仅是张松樵的亲侄儿，而且还是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和家族接班人。本来这场由空袭造成的伤亡事故并不一定非得老板出面来解决，日本人扔下炸弹并不是中国厂方的责任。但是值此战争时期，张松樵还是决定亲自走下楼来同他的员工共渡难关。张松樵当场宣布给予死者家属优厚抚恤，招收家属进厂工作，伤者予以治疗，治疗期间工钱照发。来人得到满意答复，千恩万谢地离开小楼，肖老大当即派人把老板的决定写成告示张贴在工厂里，以此安抚人心和消除空袭带来的混乱。
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徐州会战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后方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登出来，给人造成一种形势大好和捷报频传的印象。张松樵却对此感到不安。如果中国军队果如报纸宣传那样天天打胜仗，日本飞机还敢那样猖狂，那样肆无忌弹地深入中国后方轰炸吗？准确说身为纱厂老板的我爷爷并非具有军事才能而是出于一个资本家的本能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的，所以当客厅里只剩下肖氏兄弟时，我的小学生父亲听见他父亲忧心忡忡地对这群侄儿说：你们说一说，武汉到底守不守得住？
原来肖氏兄弟都被派出去打探时局，也就是刺探军方消息。战争时期来自军方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如果你想获得真实战况当然不能靠读报纸，只能想方设法去打探。肖二哥长期跟新闻界打交道，他汇报说，根据可靠人士透露，徐州会战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形势相当不妙，失败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肖三哥在军界拉拢了许多酒肉朋友，他探听的消息也证实战局已经恶化，据悉中国军队正在向中原方向撤退，而李长官（李宗仁）准备撤离徐州。日本人占领津浦铁路后，下一步势将进逼武汉。
此时张松樵在北方投资的石家庄大兴纱厂已经落入敌手，日本人宣布包括大兴纱厂在内的中国工厂都是“敌产”，予以强行没收。而从各地沦陷区传来的坏消息也无不令人心惊胆战；日本人用刺刀对中国工厂实行“甄别”，如果工厂主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你的工厂立刻就会被冠以“敌产”罪名没收。如果你被迫同意合作，替日本人工作，那么你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耻的汉奸走狗。
燃烧的土地2（2）
张松樵半晌无语。
我父亲虽然不大明白大人们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但他也感觉到家庭处境不妙。
这时候肖老大说话了。
肖老大垂着手，表情恭敬而谨慎。他小声汇报说：党部有个绝密消息，听说上面正跟日本人和谈，如果和谈成功，兴许战争就可以停止了。
张松樵瞪大眼睛说：你认为和谈有几多希望？
肖老大两手一摊说：党部李主任说，关键是谈条件。但是眼前日本人攻势正盛，恐怕凶多吉少啊。
肖老大最后一句话再次令张松樵陷入难以掩饰的失望之中。很显然指望和谈是件靠不住的事，俗话说“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战争主动权不在中方而是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良久儿子终于看到父亲恢复了往日的威严神情，他用一种决断的语调吩咐肖老大说：去年首都陷落，我把部分备用机器运往四川，就是为了预防形势恶化。本来我还想再等等看，但是眼下看来是不能再等了，等到日本人打到武汉就来不及了。你马上动身往上江走一趟，把重庆那块土地买下来，做好工厂搬迁准备。
“上江”是湖北话，湖北人自称“下江人”，所以湖北以上的四川和重庆就统称“上江”。其实早在去年“七·七事变”刚爆发，未雨绸缪的张松樵已经亲往上江地区的重庆和成都考察，沿途调查农村生产情况，收集商业情报，选取厂址和洽谈购买土地等，同时还与民生轮船公司签订了整体迁厂的意向性合同。年初，张松樵又抢在其他同行之前先行一步，把少数备用机器和生产物资提前转移到重庆。
然而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后方民众，令他们欢欣鼓舞产生错觉，以为胜利曙光将要升起，中日战局将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折。甚至还有国内报纸乐观地预测说，日军将会退回卢沟桥，停战协议不日就要签字生效，和平即将到来等等。于是张松樵又把重庆建厂的工作停下来，等待局势转变。不幸的是，他等来的却是日机轰炸武汉以及前线战局恶化的种种不祥之兆，促使纱厂老板下决心重新启动搬迁计划。
次日一早，忠心耿耿的肖老大就登船出发了。
随同肖老大一同前往上江的还有一群精明强干的纱厂骨干，他们统统都是被称作“九头鸟”的湖北佬，既有厂长帮办（即助理）、采买，也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当肖老大一行搭乘的小火轮慢吞吞地消失在烟雾迷蒙的长江深处之后，张松樵便多出一件心事，常常领着儿子登上黄鹤楼驻足眺望。长江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诗人的千古浩叹令人遐思无限，我父亲回忆说，当时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念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将来都走了，几时才能再来黄鹤楼？
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直到徐州战败，肖老大却音讯全无。
燃烧的土地3（1）
就在敌人大举进攻，抗战局势不断恶化之际，一架中国政府专机从外地飞临武汉，飞机上搭载的要人是蒋介石夫妇。
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美国生产的波音客机遭遇强气流干扰，盘旋在武汉上空无法降落。机长报告说，接地面紧急通知，飞机将改降九江机场。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始终表情严肃莫测高深，夫人宋美龄则紧挨丈夫身边，不时向舷窗外张望，看得出有些担心的样子。机舱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熟悉蒋介石的侍卫人员都知道，这位大人物没有表情的表情就是最严重的表情，所以他们个个小心翼翼蹑手蹑脚。
飞机改变备降姿态，机长大幅抬升机头，飞机发出沉重轰鸣，欲奋力冲破气流涡漩和厚重云层的阻碍。一只玻璃水杯跌落在地板上，发出粉身碎骨刺耳声音。乘客仿佛都被一只恐惧的大手按倒在座位上，他们听见飞机翅膀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抗议声。
蒋介石依然正襟危坐，双手拄牢手杖，对跌碎的水杯和恶劣天气视而不见，好像飞机安危与己无关。对这位大权独揽的统治者来说，如今令他身陷险境的不是天气，而是战争，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视察过的徐州前线。确切地说，徐州战事已经不可挽回，他刚刚向第五战区发布了撤退命令。
可以预料，徐州全线撤退（不是战败）必将在危机四伏的国民政府中再次引发强烈地震。“七·七事变”以来短短十个月，日本人势不可挡地占领半个中国，首都南京以及天津、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全国声讨责难之声一片。不仅那些居心叵测的反对派和倒蒋势力连连发难，就连坚决支持抗战的正义人士也痛心疾首地质问说：照此下去，再有十个月，我泱泱中华岂不被彼蕞尔小国灭亡不成？
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来。
他是个职业军人，准确说是个军人政治家，从不惧怕战争和武力威逼。他懂得战争此消彼长的奥秘，打仗不是做算术，一加一并不一定等于二。日本人十个月占领半个中国就等于二十个月一定占领全中国吗？非也，那不过是别人用以反对他的借口而已。
回顾抗战来的风雨历程，真可谓一波三折风云变幻，个中内幕外人难以知晓。抗战爆发之初，国际社会出面调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回穿梭于东京和南京之间，经过反复斡旋于去年十一月达成四条秘密《停战协议》；一、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二、取缔反日排日活动；三、废止自由飞行及冀东特殊贸易；四、中日双方军队退回“七·七”事变前的停火线。连当时看过协定内容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也大惑不解道：如果只是这些条件，真不知日本为何要开战啊？
中日停战近在咫尺。
只有蒋介石心中清楚，谈判桌上的成果来自战场，因为日军在上海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说明阻止甚至挫败日本侵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随着外交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停火协议眼看就要签字生效之际，淞沪战场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直接导致守军全线溃败和首都南京陷落。军事胜利令日本人的狂妄野心膨胀到顶点，他们不仅大大抬高停战要价，重新修改前四项条件，还增添“华北、内蒙自治”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两条。连看过条款的德国陶大使也只好悲观地表示，国民政府……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之停战条件。
外交谈判破裂，战争继续的结果就是徐州会战再次以中国军队全面失利而告结束。
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摆脱强气流干扰，飞行变得平稳起来。乘客纷纷松了一口气，机舱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的嘈杂声。侍从室主任林蔚将一份急电呈送委员长，电报是四川省政府代主席王赞绪和川康绥靖行署主任邓锡侯联名发来的，大意为四川后方热烈一致欢迎中央政府入川抗战，但是因为巴蜀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民众愚昧负担沉重，一时难以接纳数量巨大的政府机关和内迁人员入川，恳请中央体谅苦楚，给予足够时间，暂缓入川云云。
蒋介石嘴角轻轻颤动几下，说明他内心有了几分怒气，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简短指示：回王、邓电，务请诸公以抗战大局为重，从速做好中央政府迁都准备，切望万勿延误。
年初，“四川王”刘湘病死武汉，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四川群龙无首，迫不及待地任命张群入川主政。不料四川诸侯联合抗命，群起抵制张群入川，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取消任命。而今国民政府滞留武汉，迟迟不能迁都重庆，正是双方僵持不下，四川方面一再借故拖延的结果。
林蔚小心地说：四川方面放言，如果中央派员强行空降，当以枪炮侍候之。
蒋介石冷冷地说：孙猴子能逃出如来佛手板心吗？你先把电报发出去，压一压他们再说。
事实证明，那些乌合之众的地方军阀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不久之后委员长采用封官许愿和暗中分化的谋略瓦解了四川人的枪杆子联盟。到抗战结束，蒋介石基本上削平西南各省军阀势力，在抗战的名义下完成第二次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
抗战的核心问题依然是领导权问题。随着战场上一败再败，国民党内部裂痕四现矛盾重重，蒋介石铁腕统治一再削弱。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空前活跃，他们联合各方势力积极活动，虎视眈眈伺机夺权，不难预料，一旦徐州撤退的消息公开，反对派一定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来，蒋介石两次被迫下野都是他的政敌汪精卫积极“倒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