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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觉得知是知，行是行，知道是一回事，应用又是一回事。从那以后，凡是一个问题发生，我总是多方去解决，这个方法不能解决，便运用另外的方法，直到解决了问题为止。《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62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尽管陈鹤琴没能做成为桑代克这位大心理学家的“亲传弟子”，但桑氏理论和心理学知识对他数年后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开始儿童教育研究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对于桑代克教授的评价与建议，陈鹤琴听后很不服气，遂即找到心理学主任伍特沃思教授，要求转入心理系。经审查成绩，他的要求获得同意，伍特沃思教授成为了他的导师。陈鹤琴选择了多门心理学课程，同时开始准备博士研究论文。伍特沃思教授亲自为他定了题目“各民族智力之比较”，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选择进行智力测验的材料，准备来年前往檀香山去做进一步深入考察、研究。
通常做这样的研究需要大约一年时间，然而陈鹤琴的官费留学期限至1919年前半学期，所以要完成这样规模的研究任务，就必须延展留学期限，而办理相关手续要耗费很多时间与精力。陈鹤琴于1919年初将申请延展留学期限手续送到公使馆。这些手续包括呈请书、教授介绍书和成绩报告单，须由公使馆转致清华校长审查合格后，再寄回使馆后转呈请人本人。直到5月底，陈鹤琴仍未得到延展申请被批准的消息，心中很着急。这时，曾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首位来自中国的博士郭秉文受南高师委托在美延揽人才回国执教。他在纽约见到了陈鹤琴，遂即聘请陈鹤琴回国担任教席。当时，陈鹤琴提出的要求是三年后设法送自己回美国继续学业，郭秉文一口答应下来。到了6月，陈鹤琴呈请公使馆发给护照和路费，准备回国。他到巴尔的摩向过去的师长、同学和朋友辞行。他从前的德文教师克马赫尔博士劝他不要急于回国，再等一等，陈鹤琴满怀信心地说：“三年之后，一定回来，再读博士学位！”克博士说：“你去了，就不容易再回来了。你回国娶亲成家，就走不动了！”陈鹤琴没有听他的劝告，决意回国，因为与郭博士有约在先。
正当陈鹤琴一切准备停当，突然获悉他自己的延展呈请已经得到批准。但为时已晚，木已成舟，一切都无法更改。三年后，郭秉文为实践自己承诺几经争取，终于未果。二十多年后，陈鹤琴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不无慨叹地写道：博士学位只好在梦中实践吧。青年血气方刚，只往前冲，一遇陷阱，噬脐莫及。这是我的一桩终身大憾事。《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9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五 人民大使
陈鹤琴在美国留学五年，有一件事情常挂心中：做中国的人民大使，宣扬中国文化。从前，在很多美国人眼中，中国的男子总是头后面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而女人都是裹着一双精致的小脚。但凡有穿西装漂亮的黄种学生，常会被当作日本人，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同胞也分不清。在巴尓的摩的时候，有一天，陈鹤琴拿了一包脏衣服来到一间中国人开的洗衣店。他将脏衣服放到柜台上，店里的华人伙计不问青红皂白，拿起衣包扔到大街上，口里不停骂骂咧咧道：“你，日本小鬼滚出去！”陈鹤琴连忙解释：“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伙计将信将疑道：“我不信！”陈鹤琴说：“我来写给你看。”伙计拿过来一张纸，陈鹤琴写了几个中国字，一场误会才消除。临走时，伙计嘴里嘟囔了一句：“唐人姆（不会）讲唐话？”原来，这位伙计认为只有广东话才是中国话，不会讲广东话一定不是中国人。陈鹤琴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宣扬中国文化的对象不仅只有外国人。当时在巴城，中国学生在外面租房，时常会吃闭门羹，那些人说：“我们不招待中国人！”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人都是开饭馆、洗衣服的，他们由报纸上和电影中所了解的中国人非匪即盗，印象不佳。因此，用宣传中国文化来改变当地人头脑中对中国人的偏见，是陈鹤琴和许多留学生十分着意开展的一项工作。他们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有一次，曾在巴城担任过市长的胡珀尔先生邀请中国学生到家里吃饭，他们的三个女儿也一起出席，陈鹤琴将在上海临上船前周校长传授的礼仪搬了出来，受到市长夫妇的大大赞赏：中国不愧是礼仪之邦。陈鹤琴听了很感高兴。
记得，临从上海登船前，周诒春校长曾谆谆告诫说：“你们到美国去，不是去读死书的。你们要看看美国的社会，看看美国的家庭。你们要张开眼睛到处留心。”周校长教导学生们不仅要去考察美国社会，注意政治，探讨美国立国的精神，同时还要做中国的“人民大使”，去宣扬中国的优良文化。他还说：“在美国现今各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每年平均总有三千人之多，假使这三千‘人民大使’都能切切实实去执行他们所负担的重大使命，那中美两国文化的沟通，感情的融洽和邦交的增进，当一日千里了！”
1915年，从国内传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列强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陈鹤琴与其他中国学生曾以每周五绝食一餐以明卧薪尝胆之志，达半年之久。
1917年，陈鹤琴在纽约参加当地华侨组成的童子军，还被推举为队长。童子军分成“老鹰”和“老虎”两队，每周六晚上都要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举行讲演比赛，假期里还举办野餐、露营活动。他还结识了一位来自非洲一个小国家的王子，名叫华罗，他们住在一起。为节省费用，他们在营地的厨房干活，王子主厨，陈鹤琴做帮手。华罗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打一手好网球，还会吹短号。白天，他们在一起切磋球技；晚上，王子吹短号，陈鹤琴弹曼陀林。在联谊会上，他们珠联璧合，共奏一曲，博得满场掌声。一直到几十年以后，陈鹤琴仍常记怀那段快乐的日子，那把见证他们友谊的曼陀林也被细心收藏起来。在中国留学生中，陈鹤琴的热情、活跃渐渐使他小有名气，不仅同学们喜欢他，就连同学的家长和当地多少有些守旧的华侨也被他所感染。他常常带着童子军成员去参加中国学生的###，有时还会邀请许多朋友来到唐人街观摩他所率领的童子军的操演。当时，他还主持一家专门为中国学生服务的俱乐部，可以住宿，也可以娱乐。
1918年夏天，陈鹤琴带着他的童子军队伍到海洋城游览。他们在海滩上举行晨会、唱歌、做早操，下午到海里游泳，晚上研究天上的星宿或举行交谊会。他还请当地的小朋友过来吃茶，然后教他的成员学习招待客人和待人的礼貌礼仪。他与他的队伍倾心交谈，话题都是青年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性的问题、求学问题、职业问题，以及宗教问题。
1917年陈鹤琴被推举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学生会每年暑假分别在美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处各举办年会一次，大致讨论宗教及社会问题，主要目的在于交流经验、联络情感、巩固信仰、促进团结。
1918年，陈鹤琴邀集留美爱国同学十余人仿照当时流行于美国的团体，组织“兄弟会”（Cross and Sword，缩写为C＆S，意即“十字架与宝剑”），以“团结互助，振兴祖国”为宗旨，立志报国。开始时，参加人数不过十几人，包括涂羽卿、温寿庆、冯威凌、刘廷芳、张若麟等，不久以后，兄弟会与在国内成立的诚志社合并，成为后者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当时在上海曾有留美经历的学者和知名人士余日章、王正廷、孔祥熙、张伯苓、黄炎培、周诒春、陶行知、郭秉文、廖世承、孟宪承等都是诚志社的成员。诚志社是比较松散的组织，抗战爆发前总社设在南京，后迁往重庆、上海，社员计数百人。
一 回国
1919年8月15日，陈鹤琴所搭乘的“南京号”邮轮从吴淞口驶入黄浦江，缓缓航行在浊黄甚至有些发黑的江面上。沿岸的景色与五年前离开时基本一样，码头和江岸上的建筑被灰色雾霭笼罩着，江风中掺着些许鱼腥味道，天上的云层很低，又潮又闷，很少见到明媚阳光。当陈鹤琴走下舷梯出现在码头上迎接他的亲人们面前时，显得更加干练与成熟，手中仍拎着出国时带去的那只旧皮箱，里面只有一些简单的衣物，另一只箱子里面装的是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石头，这都是他在美国学习期间一点点积攒下来用于观察与实验的宝贝。
五年前，也是在同一天，也是在招商局码头，搭乘“南京号”的姊妹船“中国号”，可现在陈鹤琴的感受和心境与那时已完全不同。当初，他所怀有的那份激动、向往和热烈期盼此刻却化为感叹、忧思和痛楚。他所搭乘的这条“南京号”邮轮和她的姊妹船“中国号”一样，都是从美国买来的旧船，载重量不过1500吨，船体小且设施落后。中国曾是航海大国，明朝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较哥伦布的环球航行年代更早、航路更远、船队规模更大；而如今中国孱弱的国力、低下的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中国没有造船的钢铁，也没有新的科学技术，中国要强大、要发展，惟有从提高国民素质着手。
当船经停日本东京时，陈鹤琴下船登岸，看见在街头有许多车夫在读报纸，联想到他在美国读书时的一个房东，不过只是大学里的一个工友，家里也订了许多种报纸，他们在早餐时一定要阅读报纸，还经常谈论国家的大事；而中国却是文盲遍地，封建时代的君主用愚民政策作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在###潮流的时代里，科学和知识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强国必先强民，开启民智，发展教育，从扫除文盲开始。
“南京号”渐渐靠近外滩的招商局码头，舷窗外的景物更近、更明朗，码头上等待欢迎的人群也清晰地进入了陈鹤琴的视线。他看到在这些欢迎人群之外，还有许多路人慢慢地拖着脚跟在江边行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驼着背，有一种想法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中国人为什么驼背呢？为什么走起路来这样拖沓迂缓呢？而美国人却很少有驼背的，都是胸挺得高高的，走起路来，头昂起，背笔直，眼睛看前，胸部稍向前倾，步履轻快。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也是这样呢？后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书，陈鹤琴就把驼背的问题加以研究。他认为国人驼背的原因大约有下列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