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在美国曾和爱因斯坦一起被选入“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4）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再造”这一艰巨而长期的使命。他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乡村建设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起，所以说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如何完成“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呢？晏阳初认为，中国社会的症候是人民有“四大病”，即愚、穷、弱、私。他提出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具备了这四种力，才可以算作“新民”，才可以达到“固本强国”的目的。
与四大教育相配合的是运用三大方式来具体落实四大教育。所谓三大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工作报告》中，他写道：“四大教育的实施方式，有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国家今日建设之主力军；同时又顾到教育儿童，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备队。学校式之外有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
1929年，晏阳初带领平教会一批志愿者，在河北定县开展各项平民教育活动及乡村建设实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及社会各方面的肯定。1932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内政会议后，定县又被河北省政府划为县政建设试验县。因定县实验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被许多地区仿效学习，因此其经验亦被称为“定县模式”。
晏阳初及平教会同仁在定县乡村建设中，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一步是先调查每村的情况，包括的项目有每村位置、户数、人数，村长副村长姓名、年龄、职业，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耕地亩数、主要农作物、寺庙及宗教信仰人数等等，非常具体详细。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最后摸清了全县的基本情况。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切合实际的乡村建设方案。1930年7月晏阳初制定了一个定县乡村建设“十年计划”方案，其实施的主要内容及方式贯穿了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文艺教育方面，在定县实验中主要致力于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农村戏剧。编辑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以及简单易认的认字教材，并办了《农民报》。建立广播站，成立农民剧团等等。其中特别注重对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授。一次一批美国的专家惊讶地发现定县的本土鸡一年只能下68个蛋。晏阳初说：“中国的母鸡已经下了三千年的蛋，它们大概是太累了。”后来晏阳初引进了美国的来杭鸡，在与本地鸡杂交后产生的新品种母鸡一年可以下168个蛋。
生计教育方面，在定县实验中主要致力农民生计训练，设立了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培养“表证（即模范）农家”，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建立合作组织，至1935年冬，全县成立合作社达130多个。推广优良品种，棉花是定县的主要经济作物，因此主要在全县推广优良棉花种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5）
卫生教育方面，主要致力于保健制度的建立，定县的保健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保健员，负责村单位的卫生保健工作；第二级是保健所，为区单位卫生机关，负责约3万人口的区域；第三级是保健院，为全县卫生之最高机关。
公民教育方面，主要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培养。
以上四大教育的开展，多采取三大方式进行，即学校式教育，创办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等。社会式教育，定县成立了“社会式教育委员会”（后改为社会式*），通过同学会这一组织使平民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能继续接受四大教育，并通过他们把四大教育推广到农民中去，发挥他们作为乡村建设运动骨干力量的作用。家庭式教育，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以增强家庭责任感，实现“家庭社会化”，另一方面使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从而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民”。
定县在县政建设方面也探索了一定的经验，其改革宗旨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组织。根据这一宗旨，定县所设计的新县政机构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公民服务团，是最基层的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培养民力、组织民力、运用民力”。第二级是乡镇建设委员会，代替传统的乡（镇）公所，设委员6—12人，以本乡镇的小学教师为当然委员及秘书，同时有乡镇公民大会，对委员会予以监督制约。第三级是县政委员会，委员7—11人，由县长与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晏阳初任院长）商量聘任，同时对原来县政府进行改革，撤销合并原来的机构，仅设立民政、财政、教育、经济、公安五科，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
定县乡村建设的成就引起国际国内的关注，海内外很多关心农村、农民的民间人士与政府官员纷纷到定县考察取经。国民政府专门派官员去定县考察。晏阳初也被邀请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介绍定县经验，蒋介石亲临听讲，并对定县的做法予以高度肯定。
但是，定县乡村建设过程中也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在实践中，晏阳初逐渐感到要完成定县的研究实验及平民教育的推广工作，仅靠一些学者从学术层面上进行研究实验是不行的，“乡村建设计划，如果不考虑乡村地区的政府和乡村生活中的文化、经济、保健等方面的关系，那就是不完整的和无效的。”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农民处境悲惨的症结在于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其他改革都是技术层面的努力，无法根本改变农民的命运。对此，晏阳初也明白。1937年他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说：“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但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一个学者或一个学术团体所能完成的，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靠社会制度的变革！
5、黄炎培江苏昆山实验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浦东川沙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教育司司长，曾首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政团同盟。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6）
黄炎培的实验区叫“沪郊农村改进区”，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块实验园地。因“改进区”地处上海市西郊昆山县境内的徐公桥乡村（现属江苏昆山市），所以也称“徐公桥改进区”。该改进区于1928年4月成立。在落成典礼上，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姚惠泉等创办人及知名人士都出席了会议。在会场主席台的两边张帖有大红色的对联，联语是：
无旷土、无游民，向一剪淞波影里，小试农桑，乃亦有秋，聊慰治平新梦想。
出相望、守相助，喜千家劫火光中，时还耕读，毋忘在莒，请看甲子旧烧痕！
江问渔先生也亲手撰写了一幅对联：
何处是神仙？千家鸡犬桑麻，别有天地。
无人不耕读，一片和亲康乐，莫羡唐虞。
昆山徐公桥乡村改进区，还制定了分年工作计划，以6年为一个完成期。并招收了江、浙、沪、闽、川、湘、赣、宁等地的众多学员。黄炎培还聘请了有名望的教育家来区指导改进工作，其中有：原金陵大学的杨君，还特聘老教育家黄齐生（王若飞烈士的舅父）为总干事，兼任徐公桥改进区主任。
在为时6年的（1928—1934年）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的工作历程里，黄炎培等职教社的教员和学员们齐心努力，在乡村做了一系列改革事业，如：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民耕种靠天吃饭的迷信思想，改进会筹资办理无息贷款，改变了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之苦。宣传卫生常识，预防传染病，在夏秋季节规定小学生每天要打一百只苍蝇，作为考试成绩内容之一。徐公桥是江南鱼米之乡，河流纵横交织，但桥残路狭，改进会发动群众一起修桥筑路，以便行人，造福乡民。1928年夏初，改进会还为全区60岁以上的老人隆重举办了“长寿会”，黄炎培还特地从上海赶来参加盛会并祝词。
在乡村改进教育工作方面，改进会在全区内开办了10余所夜校，并强调文盲也要每天学习2小时，要求全区成年人入学率达50％上下。经过学习，脱了文盲的农民有些基本能看懂壁报或书写简单的书信。
在改进区学习过的人员都会唱一首《为了一线希望》的歌曲：
为了一线希望，我才努力向上。
振作精神，开发思想，
把人生学问，都记在心头上，
在失意时这样，在得意时也是这样。
我的努力向上，只为了一线希望。
其歌词简朴、豪放、明了。但“为了一线希望”的“治平新梦想”却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由于黄炎培积极投身*爱国运动，为蒋介石所不容，徐公桥乡村改进区到1934年被迫停办。
6、高践四江苏无锡实验
高践四（1892―1943），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留学美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享有盛誉的乡村教育家。
1929——1932年，以高践四为院长的江苏省立无锡教育学院，在无锡北门外的黄巷村实施了3年多的“民众教育实验”，教育内容分为健康、生计、家事、政治、文字、社交、娱乐等7项。当然，实验的结果，并不让人乐观，除了培养出一批“初等民校毕业生”使该村的文盲率有所下降外，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成绩。
参加无锡民众教育实验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后来在一份总结性报告中，对这类民众教育实验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们指出：“局部之建设，常常在枝枝节节上下功夫；根本改造，当非教育所能为力。黄巷的民众所最需要的为耕地，为工作，而耕地无多，地权不属，丝厂倒闭，茧价惨落，同人听到黄巷民众哀痛的呼声，只觉心余力绌，所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只是将颓墙败壁略加修补，并非根本改造。”在一个“政治只为豪绅张目”的社会中，这类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和民众教育都是无济于事的。
除了上述的实验外，还有卢作孚、董时进等人也进行了一些乡村建设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当然也都没有取得成功。这些乡村建设的实验之所以都不成功，是因为社会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