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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封建社会这种以地主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经济，存在着严重缺陷，学者郑有贵认为，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地主虽然拥有较多的土地，但这并不是为了追求规模效益而形成的规模经济，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和使用权的高度分散。在农业为主要产业、基本以手工劳作的生产力水平、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远高于人力资源稀缺的经济发展状态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土地使用费较高，劳力价格较低。这样，大地主选择出租土地比自己耕作或雇工经营更合算，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尽管地租较高，也只能被迫接受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地主与农民在土地上的关系是契约租佃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而获得地租收入，租佃农户是生产经营者，其经营规模狭小，是分散的小农经济。换言之，中国这种土地由地主占有、由佃农经营的经济，实质上是小农经济。
二是中国以地主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是小农经济长期化的根本原因。因为，政府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业积累向工业资本转化，生产要素流动范围小，这导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经营方式长久固化起来，生产力长期停滞，新的生产方式难以形成。
三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村的基层政权被地主阶级所掌握，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形成垄断势力，对农民进行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剥夺，农民不仅要承受高额地租，而且还要承受高利贷、贱买贵卖盘剥、苛捐杂税及本应由地主承担而转嫁给农民的负担等，使农民几乎没有剩余，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有时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甚缓。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社会变革，一直走不出改朝换代的怪圈。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长久延续，使中国的生产力逐渐落后于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了近代，中国的封建制度更加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以至国力越来越弱，最后沦为半殖民地。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30多年中，农民由于遭到经济和非经济的多重剥夺，生活更加贫困，农村中土地集中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正如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中所分析的：“就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即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情形，经过了最近十余年来的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之后，是有了一些变动，除开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不说外，有一些地区的土地是更加集中在地主的手中，例如四川及其他地区，地主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另外一些地区，例如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一些分散的。根据我们最近在华东及中南一些乡村的调查材料来看，一般的情况大体是这样：地主占有土地及公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富农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十至十五，中农、贫农、雇农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小土地出租者占有土地约占百分之三至五。乡村中全部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富农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三至五，富农自耕土地约占百分之十。这就是说，乡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的，但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没有所有权。”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3）
极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和落后的经营方式和租佃关系、苛重的地租剥削、惊人的高利贷盘剥、残酷的商业资本剥削、不堪负重的苛捐杂税等一系列压迫，使解放前的中国农民过着世界上罕见的贫困生活，从事着每况愈下的农业生产。农民的命运也就更加悲惨了！
各地的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呢？还是看作者在华东、华中、西南等地区的一系列调查吧。
2、苏南农村经济关系
开国大土改前的苏南是指长江以南的江苏省地区，包括镇江、苏州、常州、松江四个专区和无锡、苏州两个苏南直辖市（当时南京为中央直辖，不含），共27个县，3万余平方公里，耕地万亩，土地肥沃，出产丰富，交通便利，人民文化水平也较高。城乡人口共有1170余万人，农村人口约占75％。
苏南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是比较集中的，特别是在吴县，最大的地主有万亩以上的土地，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在75％以上，最多的如该县淞北区甚至占有90％，那里有很多的村庄居民完全是佃户。江宁县龙泉乡地主方义和，强占、强买农民土地，积成10万亩，挂“千顷牌”，免完钱粮。其他各县土地的极大部分也是占据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据句容天王乡的调查，地主、富农与贫农、雇农占有土地的悬殊情况十分明显。据苏南行署粮食局统计材料，全部田亩如照人口分配，平均每人为亩，就各专区具体情况来说，有田少人多的，也有田多人少的。如无锡县田少人多，每人平均亩。其他各县有每人－2亩的，也有—亩的，还有－亩的。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制度与地主富农剥削强占下，地主人均占地达亩之多，富农人均占地也有亩，贫农人均占地只有亩。
苏南农村封建的地租剥削形式，基本上分为包租制与分租制二种，其中以包租制为主。这是比分租更残酷的一种剥削形式。
包租制，也叫定租制，地主租给农民土地时，规定好租额和押租（也叫坐租）及交租时间、地点、手续，还有的规定有出租年限。以后地主一般的是不管年成好坏，佃户经济情况，只按照规定收取稻或米、麦、钱、草等租额，不增不减。这种制度又分以下几种：
两熟租：麦熟收麦，稻熟收稻或收米，如武进有些地区是这样收的。
一熟租或两熟租并一熟收：如句容大多一熟；而无锡、武进大多两熟并收（稻后收），较一熟租苛刻，因为麦租折米剥削重。
预租，在太仓叫“上交租”。即在耕种前至迟收获前就要交足租额，此种剥削比两熟并收还苛重。
借租田，如无锡部分地主、富农、中农自耕田因外出或缺乏劳动力，无法自种，暂借佃农租种，一待业主有法自种，立即拔田，且租额比任何包租要高。
分租制，有的也称做活租制，不预定租额，每熟视实际产量按成分收，有多收多分，少收少分，不收不分的原则。但不少地区规定有分租的标准，如句容规定主佃完全平分，无锡则有三种标准：主三佃七，此种约占全县％；主四佃六，占全县％；主佃平分，占全县13％。这种规定标准的分租，形式上虽轻于句容，但由于成本负担大部分归于农民，实际上则重于句容。
分租制中的耕种成本负担也不是统一的，如句容完全由地主负担，农民至多以自己仅有的少数农具使用到农作上。无锡基本上由农民负担，统计全县66个乡，完全归佃户负担的％，另外％的乡，佃户成本负担70－95％，地主负担只5－30％，只有个别乡主佃各负担一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4）
租额一般占产量50％左右，但以无锡来说，少数借租田及租额特高的占产量的60－70％。
由于经济发达的原因，苏南农村还有其他地区农村所没有的“永佃权”这一情形。
“永佃权”的来历：永佃权是农村中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一种表现，由于封建地主强买农民土地，或是农民受高利贷盘剥，最后无法清偿债务，以田抵押或被迫出卖给地主，但是地主夺得土地后，自己仍不耕种，仍然租给农民，农民为求活命，经过无数次的反抗，争得在自己出卖的土地上永久耕种权。这样，地主以低价夺得了土地与租额，农民以交租换得了耕种权，当然比耕种自己的土地更苦了，而且一般的如三年交不出租，地主就要摘田（取消永佃权）了。开国大土改前，农村封建地主是常以摘田来威胁、*、吓唬农民的。由此可见所谓“永佃权”者，实际上是把农民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永远被地主奴役与剥削。
有了“永佃权”以后，产生了所谓田面与田底之分：地主占有田底，即土地所有权，农民占有田面，即土地耕种权，地主与农民都可卖买，有一地双卖现象，而且互不相涉，但是地主摘田，那农民仍然一无所有了。
苏南农村以产米为主，其他有麦、豆、棉等，据1948年国民党省田粮局产量估计：水稻35641580担，小麦8082598担，大麦2212740担，大豆3740099担，棉花170999担，油菜603684担，麻22055担，产销上海、南京及浙江、苏北等地，主要农产品不够苏南自给。
在苏南大部农村中，整个生产过程还保留着全套的落后技术与农具，少数地区也有用抽水机灌溉，化肥肥田。抽水机如在无锡有2000多部，苏州有1000多部，但四分之三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抽水机燃油与化肥均来自英美，因而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另方面也表现了解放前苏南农村依赖帝国主义的特性。当然，也可以反映出苏南农村经济较中国其他农村发达。
副业生产主要是蚕、桑、茧丝，产量和收获，解放前夕与抗战前比较，是每况愈下。战前副业生产收入占农村总收入的30％，以后下降至6－5％，解放前夕下降到零了。据研究有以下原因：
第一、茧价太低，抗战后，日商压价收买蚕茧，茧价逐渐下降，战前每担合米10石，下降至1948年，合米4石。1949年低到2石至1石5斗（当然与无市场有关）。
第二、没有市场，中国市场受日本及美国的统治，世界市场被日货、意货代替，中国货无出路。
第三、蚕种受日军、国民党匪帮的战争破坏。
第四、收益太小，农民伐桑种麦，桑田减少；仅余桑田，不注意施肥培植，且夹种杂粮，桑叶减收50％。
苏南农村中征粮以银元折实为赋额的基数，银元赋制创于清代，国民党统治时代，因纸币贬值，故在战后改银元折实征收，1948年定每元折稻40斤，分夏秋二季征收，实际上除正额外苛收数字甚大，作蚀耗费与保甲长的办公费。农村粮征全由乡保长、地主、恶霸操纵，苛收大部分加在农民身上。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田赋以外的苛捐杂税，某些地区实际上还超过田赋，如户口捐、保甲捐、工事费、办公费等等名目多达30余种，尤以壮丁费占苛杂中40％至79％，如句容老塘乡第五保，一年苛杂总数稻14910斤，壮丁费达11800斤，占苛捐杂税中79％。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5）
农村苛杂负担，按户、按田亩、按经济状况计算摊派是很少的，由于过去农村在国民党官匪和封建势力统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