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报到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判刑入狱。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当年在亳县二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何等的巨大。
然而，世上就是这样的奇怪，往往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突然发生。
1957年10月中旬，在一个阳光充足，金色灿灿的中午，学生们上了几节课后，纷纷从教室出来成群结队的朝饭堂走去，马上十二点钟学校就要开饭了。
我和一个同学最后走出教室，被落在后面，在我们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走着的是给二（4）班刚上完政治课的反右工作组组长龚明——当时他还兼任学校政治处的主任职务。
龚明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身材较瘦，长型的脸上还有几个不太显眼的白麻子，说起话来带有一点尖声尖调，就是他的这种酷似女人的娘娘腔，在反右的大会上宣布了我们学校几个命运不佳的老师成了“右派”。
人往往不可以貌而定，从他貌不惊人的长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是个大权在握，决定别人命运的人。
然而，他却是上级部门派到我校的反右工作组组长——党的代表。
他是学校反右工作的决策者，其它领导都要听从他的意见，他可以决定别人的前途，一个人的命运，在师生们的眼中他的权威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此时，他刚刚下课，沾满粉笔灰的手托着课本和粉笔盒，朝着他的办公室兼往处的两间砖房走去。当他走到房子门前时，迎面过来了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年青人，问他是不是叫龚明，在他回答是时，一个青年右手握住手枪已抵住他的胸膛，左手持着一张逮捕证对他厉声地喝道：“你被捕了！”。
龚明的手指颤抖了一下，课本和粉笔盒掉落在地上。
另一个青年上来给他戴手铐时，龚明还很内行的问道；“前铐、背铐？”。
“背铐！”持手枪的青年说。
龚明顺从的把双手放到背后，那个年青人很利索的把他铐上。
“你的枪放在哪啦？”持枪的人在追问他。
“放在床头的木箱子里。”
另一个青年立即进屋把龚明的手枪取出，并退出子弹一齐收缴。然后又让龚明带着背铐的手用大拇指在逮捕证上按了手印，而后一左一右的押着他走出了学校大门。
龚明从逮捕到押走前后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在一旁观看的我们几个学生都被惊呆了。
“好家伙这两个年青人真厉害！他竟敢把我们的反右组长给逮走了……乖乖。”一个学生被惊诧得在自言自语。
当我们俩人进入大殿改造成的饭堂时，一桶桶饭和一盆盆的菜还都摆在地上，并没有开饭。每个班还排着队正在听教务处的杨主任宣布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龚明是一个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刚才已被省公安机关来人逮走……现在同学们可以开饭啦！”
一下子学生们马上散开，纷纷围住饭桶打饭，蹲在地上就着瓦盆里的萝卜炖白菜“呼噜……呼噜”的在喝红薯小米粥，此时大殿里顿然响起了阵阵桶勺碗筷交响曲……似乎学校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龚明被捕后学校的气氛骤然变得异常紧张，就连平时三天两头去参加批斗大会，经常和龚明为首的反右工作组一齐商讨给某一个“右派”定案定性的积极分子们，此时也都像缩头乌龟一样鸦雀无声，沉默不语了。
但这并不说明阶级斗争就此停止了，而是正处在树欲静，风不止的时候。据《毛选》所分析阶级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乃是敌中有我“战斗在敌人心脏”，我中有敌——不然的话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又怎么能钻进革命队伍中当上了反右工作组的组长呢？
当时学校的反右运动并没有因为龚明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先前是由他担任反右工作组长时而打成的“右派”中会出现冤情和错误而进行针别纠正。既成“右派”，一旦“右派”帽子扣到你的头上，三年五年你是难以摘掉的，也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接受持久的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因为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由上至下反右工作始终都是“正确”的。
加上第二年夏天，在学校一个男厕所里又出现了“反标”，使得校园里的空气更加的紧张了。
“反标”出现在校西北角一个男厕所的墙壁上，经过公安人员现场查看和拍照后，学校让学生在教室里各自在纸上写出“打倒”二字交给老师，再送到校部查对笔迹。还让班主任带上学生到出事的男厕所里去看现场。
那个歪歪歪扭扭、字体潦草的红粉笔字是写在小便池上方一米多高的墙壁上，在我们看到时仅剩下“打倒”二字和后面已被擦掉三个粉笔字的痕迹；学生们排队由厕所南门进去，看完后再由北门出来，然后回到教室还要分组声讨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一周后，在一天下午学校通知大家紧急集合，校领导宣布已经查出“反标”是初中三年级的“***和***”两个学生所写，并宣布开除他们的学籍，由县公安局将其逮捕。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从此也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195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从春季开始就大搞“实验田”和除“四害”运动（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当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狂热年代，许多新鲜事物应运而生，层出不穷，农业上出现了“千斤田”、“万斤田”（亩产）。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全国性的大炼钢铁，力争钢铁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
我们的政治老师也在课堂上讲：“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新月异时代，很快就要完成社会主义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了！”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热潮中，一些做法可以说是违背科学，劳民伤财的蛮干。当时浮夸成风，宁“左”勿“右”的冒进行为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损失，也是后来造成“三年灾害”的直接原因。
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四）
第四节
1958年秋，外公一人住在汤王墓村，当时他孤苦伶仃，年老多病，已经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
此时，我在二中上学只能利用星期天去看望他，每次到那总要先给他打扫一下房子，清洗一些衣物，此时外公已瘦弱得躺在麦草铺的地铺上，很少起来走动了。
当时五间草房已经倒了三间，剩下两间住了几十年的陈旧破烂土屋已是多年损坏，四面透风，房内一贫如洗就连最后的一口铁锅也被捐出为大跃进、大炼钢铁作“贡献”了。小屋里阴暗潮湿，霉变味刺鼻，当时还有一个本村比我外公小两岁，但一直没有住处的赵老汉与他同住。赵爷爷能为他们一天两次地跑到队里的食堂打饭，端回来两个半碗的煮红薯或是煮黄罗卜，此时他们已是连包谷面、高粱面的窝窝头也吃不上了。
本来就不胖的外公这时已经病的骨瘦如柴，情况是一天的不如一天。我去到后跪在他身边的地上，俯下身子把脸贴到他的耳边和他说话，他已是有气无力地在哽咽，两眼不住的在流泪……，后来在吃力地说：“瑜儿，我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姥爷死时最牵挂的就是你，你以后怎么过啊！”
此时，我心已碎！
在我走时对他说：“姥爷你等着，我下星期回来时一定给你买回两个烧饼吃。”他点点头似乎已经很满足了。
然而，我在二中上学，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学校给的三元助学金和我姐姐的接济来交。除此之外我几乎再没什么可消费的了。当时早上用的牙刷是用五分钱买的已经用了快两年的秃牙刷用它沾上一点盐巴来刷牙。洗脸用的小瓦盆还是在刚考上二中时和一个乡下的穷学生二人各出五分钱合买的。下周去看外公又哪有钱来买烧饼呢？但我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到时我一定要给他买回两个烧饼，让他吃上一顿饱饭。
周末，我向一个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借了两角钱，答应他在假期打工挣了钱再还他。下午放学后，我穿过县城，在北门口外的一个烧饼摊上用了一角钱、四两粮票买了两个刚出炉的烧饼，又用一角钱买了二两五香卤牛肉，让店主将其切碎夹到烧饼里用纸包好，我揣到怀里就尽快地朝汤王墓村跑去……
到那外公还在睡，我把他叫醒“姥爷！我给您买来了两个牛肉夹烧饼，快吃还有些烫呢。”他伸出了一双枯瘦的手接过饼，大口地吞食。我心里泛出了一种莫名的酸楚，因没有开水，我生怕他噎住了，连忙说：“姥爷您慢点吃！这里还有一个呢……”
然而外公吃了这一顿饱饭又怎能挨过平时的饥饿，过了几天没等到下周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就突然接到了我外公病逝的噩耗！
当我赶到时，外公躺在草铺上，脸上已盖上了一张黄纸，我跪在地上在他耳边拼命地哭喊，并把黄纸揭掉看到外公的喉头竟然抽动了一下，我对一旁的赵爷爷说：“我姥爷没有死！他的喉咙还在动呢！”赵爷爷对我说：“那是在等你，你来了他才咽气！”
我伏在地上痛哭，心如刀割，肝胆俱裂……
孤独可怜的外公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悄然地走了！
此时，我姐姐已赶到邻居丁妗家休息。外公的身边就我一个霉气不断，厄运连生的外孙以及穷困无处居住的赵爷爷，我们两人守在外公的身旁。油灯如豆，屋里昏暗潮湿，在此守到天亮，再到公社给我外公去索要棺材。
次日凌晨，汤王墓村的生产队长和两个乡亲领着我到大队去要棺材。途中好心的队长对我说：“见了大队书记要先在地上向他磕头，起身后上前递烟，然后立在一旁，至于要棺木的事由他来说，并再三的叮咛我对书记要表示尊敬和感激。
虽然我嘴上答应，但我心里如同吞下苍蝇。我生性耿直，拜天、拜地、拜先人，我从来没有拜过当权者。我外公新旧社会都是自食其力的贪下中农，最后又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死后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他一口棺材，以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去乞求恩准呢？我不明白。
但是为了我外公的一口棺材，我不得不改变天生的禀性，先后向比生产队长大一圈的大队书记，向比大队书记再大一圈的公社书记磕头递烟获取了批字——最后抬回了一口白茬子寸板薄棺。在几们好心的乡亲帮助下，既无鼓乐又无仪仗，只烧了几刀黄纸就把我外公与我外婆合葬了。这也是我们由台湾返回大陆后的几年中，我亲自送走的第五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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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灾人祸 高中辍学（一）
饥饿就是真理。
——老舍
时代形成社会潮流，性格决定人的命运。
——笔者
第一节
少年求学时，我深知早年丧母随外公、姨奶生活的艰难。贫困、艰辛和苦难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到我的青年时代。当时我酷似一棵萌生在贫瘠干旱山坡上的树苗，在乱石杂草间寻隙挣扎着向上苦苦地生长……
当年我不仅平时生活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