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的户口迁移报告仍然无处可交,没有一点着落。
在着急中,我突然想起当时在县民政局任局长的张凤仙先生,听说他过去曾与我你相识,不仿试试求他帮忙,这也是临时抱佛脚,病重乱投医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打听到张局长的住址,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前去拜访。张局长年纪五十,高高的个子,待人较为和气。相见后我先作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谈到我母亲去世后,一人求学的艰难和在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中辍学后的困难,请求他给于帮助将我的户口迁往西安去投奔亲戚生活。
他听了之后颇为同情;拿出钢笔在我的报告上写了“请城关镇方镇长帮助办理”的指示。并告诉我方的住址,让我去找他帮忙。
第二天上午,我在上班之前就赶到了方镇长的家中,将张局长签过意见的报告交给他,他看后随即便在上面写了“请涡北(涡河北岸)派出所给于办理”的意见。
当天下午,我拿上五里庙小学的集体户口簿来到涡北派出所找到所长,他马上就让户籍员给我办理了户口迁移证,其迁往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庙后街派出所”。随后我又到县粮食局办了粮食关系证明。
事情办的就是这么的简单。总共没有超过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当时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户粮关系都已办妥。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权力可以办事”的奥秘。
从此我由亳县迁往他乡,已不是亳县所管辖的居民,也与亳县脱离了一切关系。
1963年1月上旬,学校已经放假,学校老师纷纷离去,与家人团聚欢度新年。而我此时在亳县已没有什么亲人,孑然一身无一牵挂,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心中最放心不下的,是我母亲和外公、外婆她(他)们的坟。此次一走远行千里之外,前途未卜,祸福难测,想必也是道路曲折,凶多吉少,不知以后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再次吊唁她们!
因此在我离开亳县的头一天下午,我在街上买了两刀黄纸和一些纸钱,前往汤王墓村去给老人家上坟。
时值寒冬腊月,北风凛冽,我走进位于涡河岸上的坟地。此时已是日头偏西,残阳如血……几只将要归巢的乌鸦在远处一片枯林上空盘旋聒噪!
坟头上长满了枯草,一片凄凉的景象。
我分别在两座坟前烧了纸钱,然后跪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
一时间昔日的往事又依稀再现……
十年前我母亲的音容宛在,平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仍然记忆犹新。从我记事起,即使在那硝烟四起,炮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里,有了母亲的呵护和关爱,我始终感到是那么的幸运和安全。在三年内战中,1948年夏,我们由北平撤离到上海又由沪撤到福州,而后横渡海峡到达台湾。后来由台湾展转到舟山群岛,于五零年十月返回大陆,到达亳县……千里流浪,万里漂泊,历尽沧桑,饱受战乱之苦,最终回到故乡。
然而此时母亲却长眠于我这跪拜的厚土中,恍如恶梦,痛不欲生!
——当年我们部分国民党军人家眷,由台湾被遗送到舟山群岛,困居于定海城,生活艰难,度日如年……但我母亲仍不失善心还对春生一家那么的关爱和帮助,直至我们离开定海。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我母亲因病去世,我也和春生他们一样失去了亲人成为孤儿。
但是春生他们后来留居舟山,还有兄妹姐弟四人相依为命,而我在亳县却一人长期四处飘零……
母亲去世后,八年漫长不堪回首的求学生涯,让我历经磨难,身心交瘁。
六零年辍学,造成学业半途而废,最后混得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向人乞食,遭人嫌弃!辜负了母亲过去对我的养育,对我的期望!
我悔恨!我伤心,我痛不欲生。
我长跪在母亲的坟前失声痛哭!请求母亲宽恕我这个不孝的儿子,以后我要立志图强……
今天给母亲上坟,跪拜娘亲!告诉她不几天我就要离开在此生活十二年的亳县,西奔长安谋生——即使人生道路上布满荆棘,坎坷不平,前途莫测,天空闪电雷鸣,狂风暴雨都向我打来!我也要继续生存,挺起腰杆来做人。
这时天色已暮,村里农家的房屋上烟囱里冒起了袅袅的炊烟,人们开始在做晚饭。
我拖着已被冻僵,麻木疲惫的身子离开坟地,沿着涡河边上的土路,步履蹒跚地朝着五里庙小学走去。
此时天昏昏、地沉沉、大雾蒙蒙……背后又传来了乌鸦凄厉而又枯燥的叫声。
我身上冰冷,心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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