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俄旅顺之战，日军经四月余之战斗，伤亡五万九千余人，才攻占该要塞。日军之攻衡阳，四十七天中，伤亡七万余人。无论在工事抗御力方面，战场面积之大小，火力之强弱，伤亡数位之比较，以及空间时间而言，衡阳攻防战较之旅顺攻防战更为惨烈，易言之，世界史上更无前例最惨烈之攻防战，为我国衡阳夺魁，亦即我国之荣也。
事实如此，在预十师三千数百公尺之横宽正面，血战四十二天，自八月四日起，加上城西第三师第七团之一部阵地及一九○师阵地，全战斗横宽面，共计约为五千公尺的小小战场上，敌我双方共计阵亡近六万人（未计伤者），其惨烈战况可想而知，古今中外战绩战史，皆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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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十军将士发言（4）
衡阳之战，评以“虽败犹荣”，我第十军应当之无愧，何况乃败于无补无援呢！因之我说，衡阳之战，有其尊贵之民族性历史性存在，焉能漠视之，惜乎岁月逝矣！晚了！
写至敌我阵亡近六万人有感，假若将这六万人所流的血集中起来，同时倾向地面，岂不血流成溪！而这六万人的亲人好友所流的泪，又不知比所流之血，要超过多少倍了。这都是利欲薰心的战争贩子做的罪戾。天网恢恢，这些战争贩子一个个都未得到善终而惨死，何苦来哉？
有人曾提出意见：你第十军为什么不突围呢？突围较之向敌人要求停战光彩呀！在理论上确属实情，但是，突围要有攻击能力才能突破敌之包围圈。就算能突破敌包围圈，还要占领阵地，确实掩护伤兵，及非战斗员兵由此缺口冲出，才能达到突围的目的。诸位请想，我军全线阵地上，最后仅有不足二千战士，正与优势之敌胶着激战中，不能调集做突围之行动。就算能迅速集中这点残存兵力采取攻势，当面之敌却有五师团之众，其包围圈有似铜墙铁壁，我那一点残存兵力，能攻破吗？倘若我突围攻势顿挫，则必自乱，随之官兵斗志动摇，各自乱跑混战。这种情况之下，谁也不能控制整个战局，给敌人大屠杀之机，我近万生命不保矣！倒不如站稳阵脚，让敌来攻，与敌拼个皆亡。
这些忠勇官兵，都是有父母妻儿之人，我等为长官者，焉忍将彼等断送枉死城，而使天地之间，增加了多少孤儿寡妇，造成白发人哭黑发人之惨象，更添我军师长的罪孽。彼时，我们一切措施，皆以维护近万生命为主旨。
全期战斗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期能顺利突围，乃敌人第二次总攻顿挫之时，以时间言之，战至第三十天以后之一周内。前面曾记述，敌人第二次总攻惨败后，我军可以大摇大摆走出衡阳。彼时，方军长根本没有突围意向，还想多杀些敌人，不料援军杳无消息，我战力日在大量耗损，至战斗后期则无突围能力。我军虽处于绝境绝望之际，仍希望外围友军有奇迹出现，我军师长亦不甘愿放弃衡阳，故失此突围良机，然我等并不懊悔。结果，固然我第十军全军在敌炮火强攻之下，伤亡殆尽而覆没！敌人却多增加了二万余人之伤亡。
第十军之覆没，有其高超代价，事实俱在。如果说，以军纪而言，高级将领无理擅自弃守衡阳，应受纪律制裁，我当引颅就戮坦然就死，毫无怨言；若是有侮辱性之流言，恕不接受。
我援军避战塞责（1）
前面我指责外团友军避战，并非无的放矢，有事实为证。大概战至三十天之后，外围某军，推进至距我阵地约二千五百公尺处，密集枪声清脆可闻。援军到了，我官兵无不额手称庆。方军长即以无线电，向该军长连络，请其部队迅速进城。
该军长覆电云：“敌拒阻甚力，攻不进城。”
方军长再电：“我派队攻破敌包围圈来迎。”
该军长无理由申述，只好应允，并规定好连络信号。当晚，方军长派军直属特务营长曹华亭少校亲率官兵一百三十余人，由本师主阵地，第八团阵地上冲出，突破敌包围圈，至该军部队停留射击处，用规定信号连络。结果是鬼影子也找不到一个，早撤走了。我官兵有如南柯一梦，空喜一场，我曹营长又率队攻回城来。在敌阵冲出攻进，如入无人之境，该营却伤亡三十人，我一百三十余人，行动自如出进于敌包围圈。这一整军兵力，不能攻进衡阳，该是如何说法，岂不是避战乎？事后我得悉该军正确实况，其敷衍塞责手法高明之极，军派一师，师派一团表示已至衡阳外报到了。然后，该军长向统帅部一通谎报电文云：“敌势太强，我伤亡惨重，未能攻进衡阳，现撤至某地整理中。”
天高皇帝远，统帅部对该军战斗真相不明，亦无可奈何，乃不了了之。
该军却未料到，方军长真的派曹营出迎，拆穿其不能攻进城之谎言谎报。（李注：该援军系六十二军，军长黄涛。）
另有一军亦复以此，进至衡阳外五里亭，城中听到密集步机枪声，午夜后，销声匿迹又撤走了。凡曾参加衡阳作战之官兵，皆可作证。
曹华亭营长率队由本师主阵地第八团阵地上冲出，第八团以火力掩护该营冲出攻回，第八团团长张金祥上校，现住台北市更可作证。
再抄录敌国战史记载为证：“敌之援军三个师，已于其间到衡阳附近。但经我第四十师团迎击后，已弃衡阳而掉头南下。”外围友军避战，谅不能责我侮辱友军吧！如不坦率将衡阳之战的真相写出，又焉能知晓衡阳之失的因果？
这也不全怪友军之避战，乃因有许许多多恶习因循所形成。一言以蔽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并举出一点而言，援军之援衡阳，战略目的不外乎三原则：一为歼灭包围衡阳之敌。二为衡阳守军已达成歼敌目的，其本身已无续战能力，将第十军接出衡阳整补。三为援军进入衡阳，会同第十军继续固守。
站在援军方面言：一、有没有能力歼灭包围衡阳之敌，高级司令部依据当时敌情、使用兵力之多寡，应有适当搭配，才能事半功倍。二、接出衡阳守军，或者援军可以办得到。三、援军最怕的是进入衡阳后，高级司令部必定令其接替第十军任务。再来一次“无补给”“无限期”的固守，坐以待毙。城内无储备粮弹，接替第十军固守之军，在那种昼夜恶战情况下，他所携带之粮弹，最多只能维持六天之消耗量，逾期则战力枯竭而失败。这还是指能战善战之师而言，否则亦将踏上“长沙”、“桂林”覆辙，于一日之间被敌攻占。以上三案，为高级司令部用兵不当，援军就有覆没之可能。援军将领，为本身利害计，权衡轻重，战必涉险不如不战，向上一通谎报电文搪塞，就可逃避此战，既无责任又无损耗，何乐不为？
我高级司令部无精算、无配合、不知敌、不知已，不能适时供应战场需求以保持部队续战力，不能适应敌情变化，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单纯措施，都未能做好，更谈不上整个战局兵力之有效运用了。
我评论高级司令部，言词间好像有点过份，未能顾及上级颜面，深感歉疚。但是，诸位已看过前面所写诸战役，相互对照引证，谅必能宥我直言不虚也。再将所说“不能适应敌情变化”而随之变化一语，用事实加以证明：以衡阳会战为例，敌我战略部署及兵力运用，来检讨其得失。我战略部署和目的，前面曾说过，以衡阳为核心，主力分布于衡阳各邻县，衡阳核心死守以消耗敌之战力，将敌主力逐次吸引至衡阳郊区，俟衡阳守军，战至力不从心时，我外围友军齐向衡阳争进，将敌主力反包围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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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援军避战塞责（2）
敌第十一军团横山司令看透了我战略部署及目的，对衡阳攻势，虽一挫再挫伤亡惨重，对攻城之六十八、一一六两个师团，只整补无增援，而不将其主力投入攻城战。横山的用兵观点非常正确，他说：“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之情况下，至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矣。”果然，敌将湘江东岸国军全部压迫至衡阳以南很远地区后，方抽调三个师团兵力，加入衡阳攻城战，亦即敌第三次之总攻。
我战略目的完全落空，在那种敌情演变中，我战略还是墨守原案，一丝不变，除每日各别数电，严令守者坚守，攻者急攻外，再无其他对策！坐视敌人予取予求，一一达成目的，衡阳敌虽两次惨败，一次苦战，终于被其占领。全面战局被敌各个击破，一败涂地！我高级司令部战略上之失策，焉能辞其咎！（李注：此间史迪威竟以五次压迫、三次要挟，最后以断援之恶劣手段，逼迫我方抽调十余万大军进行缅北之反攻作战，期间又涉及蒋委员长和史迪威之间领导权的斗争。）
拙见，敌不上钩进入我罗网时，我战略就应敌情演变而变化之：一、在敌第一次总攻衡阳顿挫惨败之时机，如果我以两个军优势兵力，先将湘江与草河三角地带敌攻城之两个师团的残余歼灭。而后，冯草河天险，坚守两岸，拒阻湘江西岸之敌南渡草河。同时，另派一军清理衡阳战场，重建防御之事，储备充足粮弹，尤应增强炮兵火力，准备第二次衡阳歼敌战。敌人南进策略，非攻占衡阳不可，彼不能离开铁路线及公路线，在太远之山区做持久战，若是我国军能与其硬拼时，敌粮弹补充及伤兵后送，都成为极严重问题。我一方面积极部署草河南岸及衡阳城区之防守。同时，将我湘江西岸主力转移湘江东岸，会合友军与敌决战。二、在我西岸主力未转移东岸之前，命令东岸国军，不必与敌正面作战。化整为零，或小游击战，或扰乱战，使敌找不到攻击目标而疲于奔命。俟西岸国军到达与东岸国军会合。与敌决战，鹿死谁手尚难逆料呢？战略有时为适应战场需要而变化。肤浅之见，不足道也。
脱险经过（1）
我等军长以下将领，是如何脱离魔掌的：第三师师长周庆祥少将、军参谋长孙鸣玉少将二人，于被囚禁约三周后的某午夜，在衡阳城外天主堂，以窗架为梯，翻围墙而去，事先彼等曾邀我同行，并带我看过路线及越墙工具，经考虑决定后，将意见告知周、孙二人：“我们三人一次同行，人数太多，惟恐激怒敌人，对军长以下诸将领不利，你二位先走吧。我待机而动。”命里注定要多做数月的囚犯，只好认命了。
军长方先觉将军约三个月后某夜，由我中央特务人员接走，还留下容有略师长及潘质少将、彭问津少将、张定国少将及我五将领。
军长走后，敌人看守更加严密，将我等五员少将及其他官兵二十余人迁禁于四面皆水，只有一条通道之“联湖书院”，并派一排武装士兵看管。
在联湖书院中，又度了四个多月不如囚犯的生活，午夜深思，衡阳一仗打寒了心，意冷心灰，若能脱离虎口，拟脱下军衣另图他谋，以了此残生。故终日为逃走策划，能走不走，不能走要走，自找苦恼怨得谁来，敌人不供给我囚粮，饮食必须自理。因此，每天我有采买去菜市场，敌人派有两名武装兵随行监视。此乃我与外界唯一连络场所。
我中央特务人员及衡阳县政府，并未忘掉联湖书院被囚将领，更未放弃营救工作。多半化装买菜者，在菜市场与我采买保持联系，而且先后送来两批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