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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己之见，全非盲目之言放马后炮，我等不要忽略了淞沪战场地形，敌仍无援军没退步之背水战，歼敌之大好场所，这种近战混战方式，没有技巧，凭威气克敌，以众击寡，而且敌之海军炮、陆军炮、空军。皆无用武之地，何况抗战初期，我民族意志之坚强，士气之高昂达于巅峰，必有可为。只是这股浩然之气，未能运用于战场之上，被敌炮火所消灭，不胜惋惜。
不知敌不知己
我谋略策划者，不但少算，而且漏算错算，又缺乏优异雄才大略之将，以致不能抗御强敌，扭转战局。以敌国而论，其战斗部队确属坚强，勇敢善战，但也缺乏绝伦之将才。中日之战，敌国如有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古德林、隆美尔之类的闪击将才，挥师尾随我军方后追击不舍，先将我中央核心原动力击散，再分区将我战斗部队各个击破，我八年抗战史势必重写。淞沪之战，乃我胜负关键所在之一战，惜乎战术观点及兵力运用错误，导致一败再败，不可收拾。若此战获胜，则更提升我斗志，加强我信心，鹿死谁手尚难逆料呢？就算败，也不致如此之惨。
一般军人看法，“攻难守易”，战斗不是难易问题，而是“战以胜为主”的至上原则。又以衡阳攻防战为例，敌攻城之战虽伤亡数万之众，彼仍不放弃攻势，而且愈攻愈烈，否则就不能达到其战略目的。我各级军事指挥部之作战规划，以及战斗部队之战斗实施，皆未能尽到其本身职责，而且离谱甚远，也为战败主因之一。
各高级司令部对作战策划之草率，无精确计算，无周密配合，兵力运用呆板，不能适应战场变化与需求机动作战，灵活运用，加之权责不分明，更不注重真伪是非功过，力战者无功，不战者无过，不知敌，不知己。不知敌犹有可说，自己部队现况亦一无所知，我高级司令部指导作战全属图上作业，纸上谈兵，说不上运用、配合、计算、知己知彼，更忽略了部队战力之重要性，既未能保持战斗部队经常应有之战力，对官兵气与力又不加以培养，作战计划只是打部队之番号而已。部队在战斗中，兵力之损耗、火力之衰减、伤亡情形，粮弹补给状况、官兵疲劳及生活情形等，从不过问，这些项目都是战斗的原动力、关键我之成败，岂能忽视之？
我高级司令部，一纸作战命令颁发后，紧跟着就是一通又一通，限期达成任务严令催逼的电令，逼得部队长手足无措，惶惶不安，各级司令部之职责如此而已。对部属应有之支援义务，则置之脑后。部队长在长官严令逼迫、敌人又不让其达成任务之内外压力夹缝中，为逃避责任计，养成了谎报军情避战之恶习。
部队打了败仗反而无事，指定至某地区整补，若是打了胜仗，部队就惨了。高级司令部绝不考虑官兵伤亡及弹药情形、官兵体力及生活状况，第二任务命令又到勒令执行，非将部队“能与力”拖垮至战败为止。绝不为部队着想，加以支援整补休息。部队战力减弱时，宁可下一仗延期。如为了达成战略目的，对敌连续施以打击计，可另派生力军接替。我并非只站在部队这一面说话，战者力也，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既不可太过，又不可不及，恰到好处为宜。为官兵在极端疲惫之情形下，还要他去另一战斗执行任务，官兵不但怨声载道，且会有对上不满而气愤心情，无形中减低了斗志。这种情况之下的战斗，是最可怕的。
高级司令部的幕僚必须与战斗部队长经常保持连系，相互坦诚密切合作，俟排除战斗上一切难题后，再以命令执行之，切不可在战斗部队有困难之中一意孤行，影响战局。在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之原则下，上上下下的意见，务须沟通无阻，才能发挥整体力量入而收实效。
兹举例为证：第十军援常德之役，敌人已南渡“沅江”两个师团以上兵力，我各级司令部竟不知情，乃不知敌之明证。预十师归长官司令部直接指挥（越级指挥），在常德县城以南，约三十余华里处与敌遭遇，与兵力优势数倍之敌，孤师奋战两昼夜，友军杳如黄鹤，其他地区皆不闻枪炮声，岂非战场无配合？弹药之消耗也无补充，预十师已处于自顾不暇之险境，而长官部仡勒令其解常德之危。因此，我评以盲目指挥盲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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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掌握用兵之道
军属炮兵营之火炮，系老式日造三八式野炮，自衡山县至常德县境，其中有数县之隔，公路不畅通，野炮不能行动，故留置衡山未随军参战。现代战斗岂能无火炮？高级司令部应该明瞭第十军炮兵状况，另予配属能驮战载之山炮营给第十军使用，以增强部队火力，何况第九战区及广西第四战区控制有几个中央直辖炮兵团。宁可放在保险地区生锈，而不配给战斗部队使用，造成敌我火力悬殊不利之境，居心何在？无他，没有算计，有力不会使。
其次，衡阳会战，我第十军固守衡阳，我军援常之役伤亡过半，仅存一万七千余人。统师部知道我军未曾补充，乃配属新十九师，充实战力。该师在衡阳战前突然调往广西，临时改派第五十四师归我军指挥，并无不当，惟五十四师只有师部及一步兵团在衡阳，其他二步兵团始终未来衡阳报到，该二团是未奉到命令，还是不肯来衡阳或因其他缘故不能来？高级司令部既不查询又不追究，更无补救之策。不来报到就算了，而五十四师守飞机场之一团，未能力战擅自向南撤走，只剩下一个光杆师部在城内，还要第十军保护他。总算是第十军承蒙高级司令关怀，得到了一纸空头支票式的兵力支援命令，第十军还是原来的第十军，这是与强敌斗力应有的法则吗？还是用兵之道呢？高级司令部认为这些小问题，不在其战略策划范围之内，满不在乎。那些大小幕僚们却忘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古训！既然不是以实力来应战，那就算是打战斗部队的番号吧。倘若第十军能获得一肯拼善战之师，协守衡阳，依据当时外围友军未能力战之情况判断，衡阳会战失败成为定局，衡阳也会不保，但衡阳之战斗则可多歼灭敌人二至三万人，而达到战略歼敌野战军最高之目的，仍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果。惜乎未能把握着用兵之道，而一败涂地。
我军衡阳之战没有炮兵，军属炮营携火炮赴云南昆明换美式山炮未归。适巧某军炮兵营之火炮与我军同型，彼亦奉命去某地更换火炮道经衡阳者。高级司令部临时拉夫，将该炮营配属第十军使用。该营火炮不足，弹药更为缺乏，有炮营之名无炮营之实。上级不查，又以打番号方式配属，未能顾及实际效用，敷衍塞责，欺人自欺。所奇怪者，在第四、九两战区驻有我数炮兵团，为何不配属第十军一至二营作战，而要配属已淘汰缺弹之炮火？军事学所讲求的是步炮协同，有强大炮火而不使用，是何居心？还是那一句话“有力不会使”。再来看看敌人之顾虑配合周到处，攻衡阳之二师团，除师属炮兵大队外，另配属一个炮兵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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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补增援，战力之源（1）
我高级司令部用兵呆板，欠缺机动性，不能适应战场敌情演变应战。如衡阳会战，我战略仍以第三次长沙会战战略为蓝本，以衡阳为核心，将敌主力吸引至衡阳附近地区，我周边部队，适时反包围歼灭之。
惟此战役，敌之兵力较第三次长沙会战强大，其战略也已改变，以两个师团攻衡阳，主力进出于衡阳以东地区，攻击我外围各点友军，对攻城之二师团只整补无增援。在这种敌情变化下，我战略原案失效，应迅即改变作战方针，有第二案之对策。我却墨守原案，毫无反应，呆板执行，一再严令守者固守，催迫攻者急攻。至于守者如何守，攻者如何攻，各级司令部一概不详，至全面崩溃为止。
对衡阳会战我个人的看法，来放一响马后炮，姑妄言之：
如果我统帅部搜集之敌情正确，而有扩大歼灭战之决心与魄力，调集三、四、六各战区主力至第九战区，与敌总决战。此役，敌人逐次使用了十七个师团，六个旅团，一个战车师团兵力，乃其在华派遣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强。我仅以第九战区十余军之兵力，不足以应敌，难以控制战局，更难以致胜。
我的兵力调配构想如下：
一、第三战区主力，调集于湖南边境待机而动。
二、第四战区之广东部队，用火车运至湖南郴县以北地区等命。第四战区广西之兵倾巢而出，至湖南第九战区，衡阳以南地区集结待命。
三、湖南湘江下游西岸国军，皆调集衡阳西北山区，攻击湘江西岸之敌。
四、湖北第六战区主力，调至第九战区边境，以一部坚守沅江北岸，监视湘江下游西岸之敌。主力攻打湖南岳阳，切断敌人归路及补给线，动摇其军心斗志。
五、第三、四、六、九各战区，统帅部直辖所有之炮兵团，能在山区运动之火炮，皆配属战斗部队全部参战，一五点五公分重炮，斟酌地形交通状况使用。
六、我空军各型机群，悉数调集“广西桂林”、“湘西芷江”二飞机场，支援陆军作战。
全国其他各战区及敌后游击队配合衡阳会战，皆发动猛烈攻势，使敌高级司令部，手足无措。一方面与敌做消耗战，一方面迫使敌人兵力，冻结于各该地区，不让其自如灵活调用，亦即敌我存亡总决战也。
第一步兵力部署集结后，第二步再做周密攻击实施计划，我以两个军攻周敌人一个师团为原则。
为监督战斗部作战计，以军为单位，派一武装督战小组，自携无线电台，该军之动态及作战状况，随时据实直报统帅部备查，作战不力之各级部队长“杀”，因奋战而遭受重大伤亡及损失者，不但有功，其装备兵员优先补充。
统帅蒋公以檄文鼓励全国民心士气，其主词“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人的本性，是有良心血性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尤以我军人为然。国家到了存亡紧要关头，在战场上，只要是非、功、过，各级责任分明，军人定能卖命奋战。为善作歹只在一念之间，因之，我相信这一仗成功性甚大，最低限度能与敌拼一个同归于尽，一举而歼敌在华派遣军三分之二兵力，其剩余之三分之一的兵力则不足轻重矣。
以上战略构想，有人会评之为涉险战法，我三、六两战区兵力，皆将其主力调集第九战区湖南境，三战区之皖、赣、浙等省，及六战区鄂省防务，势必大为空虚，防守堪虞？是的，不必防守，放弃该四省大部防区，只在各该地区用小部队游击战牵制敌人，集中兵力于第九战区，采取死拼攻势与敌决战。这四省土地敌人搬不走，何惧之有？尤以鄂西崇山峻岭，送给敌人都不会要，我们不要自入迷途。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