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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补增援，战力之源（2）
用兵应以重点使用为原则。敌人能大胆随时随地调集兵力攻击我一点，我为何不能机动，大胆调集兵力以迎战？非不能也不乃不为也，其关键在用兵者之才能与魄力。还是那一句话，我战略策划者满脑子的守势作战。
兵力分散，处处薄弱（1）
衡阳会战，我第四军之固守长沙，战略上是一个不健全不成熟的作战计划。我战略策划者的如意算盘，认为固守长沙，先给敌人予以重创，而后在衡阳近郊与敌决战。但是，高级司令部对第四军战斗间损耗之补给及其他与战斗有关连诸措施，是否有慎密计算？妥善安排？长沙在战略上究竟要守多久？应给部队长明确指示。部队长依据指示，就本身战力有所运用支配。部队如期达成任务后，动态如何？届时，或另有部队增援继续固守？或有部队接应，将第四军接出长沙？命令上皆无明文规定！死守就是无期限期死守。关于死守应具备的条件，一概不闻不问，这叫战斗部队何以为战？
用兵者，切不可盲目打无算之仗，更不可驱使官兵于绝境。没有补给和援军，及坚强防御工事等之设施，在兵力极端优势之敌强攻下，焉能做长期之固守！如不顾一切，将守军置于绝地，官兵则存有绝望惶恐之心情，斗志亦随之消沉。甚至对高级司令部产生愤恨心理。人！有了希望，才能勇往直前去奋斗，否则必被毁，战斗也是一样。
要求官兵长期杀敌，必须在兵员、物质、精神上源源不绝供应部队，保持其续战力于不衰，始能奏功。这些都属战略中所应密切配合者，也是高级司令部对战斗部队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一着之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更何况仅以一纸图上作业，既欠缺精算，又无配合之草率作战命令了之，焉有不败之理！
长沙之战，敌即将兵临城下，我战略是守湘江东岸之长沙城或守湘江西岸岳麓山，尚在举棋不定之中，而将第四军于湘江东西两岸调来调去，以致该军毫无作战准备的时间，官兵怨声载道，军心涣散，斗志消沉，被敌一击而溃，于一日之间丢了长沙，断送了第四军。
衡阳城区之战，我第十军之所能坚守四十七天者，该城为我军略重镇，关系国家存亡，我官兵勇不顾身奋战固守。再则，外围十余友军，皆有解除衡阳第十军之危的责任与义务。故我军官兵，因有前者之“责任感”，后者精神上之“希望”所支援，始终保持那一坚强斗志。因此，长衡之战虽皆属固守，而战略上，长沙无援，仅仅是衡阳会战中之一前线据点，衡阳则为会战之核心，同一之守势作战，在二城官兵心理上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斗志盛衰之别中表现出来。故二城之战果也各异。策划谋略者，务须将官兵战斗间心理详细分析列入战略策划中，极为重要，亦即培养斗志也，斗志之盛衰，左右战斗之胜负。
我认为长沙与岳麓山都不必守，应集中兵力，将第四军调至衡阳以东地区，会合友军与敌决战。我国军人战术思想，好像对一城一地非常敏感重视，而忽略了歼灭战最高原则之育成。一城一地，只不过是用兵中之一“坐标”耳。“不成功就成仁”，吾辈军人上战场，人人都应有此决心，却不可用命令驱官兵于绝境，使其心理上感受绝望之威协，斗志动摇，则必导致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第四军自北伐以来，战绩赫赫，誉为铁军，其武器装备战力等，与我第十军皆在伯仲之间。长衡之战，因战略运用失策，第四军惨败于长沙，第十军覆没于衡阳。两个能征善战之军，从此冰消瓦解，甚为惋惜。
我战略大错特错者，衡阳会战序幕尚未揭开，又在计划防守广西省会“桂林”。第四战区所属广东广西两省之兵力，不但未能全力支援，湖南第九战区与敌决战，反而由第九战区调往广西两个军，协守桂林。我战略既无旺盛企图，用兵又无重点，处处设防，兵力分散，则处处薄弱，被敌各个击破。结果，衡阳会战惨败，桂林也如长沙，遭遇同一命运，于一日之间被敌攻占。这都是我高级司令部杰作，罪不可逭。
我各级司令部，从来不着重战斗间部队战力之补充与保持，官兵体力之保养。这两种力量，左右战局之成败岂能漠视！枪声一响，战斗部队之战力，即开始消耗战斗愈激烈，消耗愈大，尤以所携带之弹药可能于一二日间耗罄。各级指挥机构，不仅应注意战况之演变，尤要计算战斗部队与胜负有密切关连之补给事宜并即时追送，以保持其战力于不衰；迅速接运伤兵，以免成为部队之累赘，妨碍其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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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分散，处处薄弱（2）
士兵体力与其斗志成正比，体力充沛时斗志高昂，疲惫时斗志低沉。倘若消耗超过其体能时，则对发号施令者，极端怨恨，斗志随之急降，潜伏极大危机。士兵体力及生活状况，战略策划者，随时都应计算顾虑。切不可认为步兵万能，因小误大。
战场补给，为战力之泉源。有则保持战力于不衰，无则战力逐渐消耗衰退，甚至于枯竭而败，衡阳之战可为例证。任何国家，其作战计划中补给列为主要策划之一。传闻，有些国家，虽预定好作战计划，但后勤参谋，认为不能按作战计划顺利实施补给时，而将原案推翻者不足为奇。我国古时用兵亦注意补给，兵尚未发粮草先行，“补给品行动慢故须先行”。
军在大陆作战，可以说谈不上补给计划与实施。战场补给制度，应由上级向下级源源追送；负伤官兵，应由后勤部队向军野战医院接连。如此，始能经常保持部队战力及其机动性。至于战场兵额补充，以往则绝无其事。高级司令部只指挥部队作战，对于补给事宜从不闻问，故我以打部队番号名之，战斗间之消耗，有如工厂中之锅炉然。要求它产生高度热量，必须不断加添燃料，在大陆因部队战力衰退而无补充，士兵体力疲劳过度致败者，不胜枚举。
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
战场瞬息万变，令人莫测。各级战斗部队长应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沉着应付；亦即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把握战机予敌重创。战略之拟定，乃战争开端或某地区战斗实施的一个用兵构想。战场变化多端，所拟定之作战计划不一定皆能一一达到战略之构想，因之，战略之运用必须灵活，随战场的变化而改变，不宜呆板，墨守原定策略。为应变迅速确实计，还应授权战斗部队长，遇到非常变故时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如下战例：在同一战略策划部署之下，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则胜，用于衡阳会战则败。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主力用于攻城，我长沙外围友军亦能用命，适时形成反包围形势，敌处于不利地位迅即撤走，完全如我战略构想。
衡阳会战，敌有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前车之鉴，战略改变。用两个师团攻打衡阳，主力攻击我衡阳周边各点友军，最后才调集三个师团兵力加入衡阳攻城战。而我战略，仍墨守成规一丝不变，坐待一点一点先后之惨败，倘若不是第十军能在衡阳奋战，歼敌五万，这一仗才丢人呢！
略谈大陆军事补给概况：除战场无现场补给外，部队战斗损耗后，以往有三个补充途径：一为统帅部命令后勤及人事各承办单位，指定某部队补充之。二为统帅部各承办单位，依据部队损耗状况，签呈补充之。三为部队长神通广大，用人事关系或条件，由各承办单位向上签办之。补充既然如此艰难，人微言轻之部队长，则更难以得到补充，只好避免损耗保存实力，“避免损耗者，不力战也”。
以第十军而言，自北伐以来，乃蒋公口袋中军事王牌之一，无役不参。常德之役损失过半，竟半年余得不到丝毫补充，足见统帅部那些大小幕僚们蒙蔽欺骗其上，操纵把持其下，宵小弄权。或者，第十军乃无人照顾之孤儿给忘了？衡阳会战爆发，委员长蒋得悉第十军常德之役后未曾补充，他老人家可能大发雷霆。因此，俞飞鹏部长亲莅衡阳，处理第十军补给事宜，临时抱佛脚，只能在粮弹器材方面补救。武器在重庆，远水救不了近火；兵额则毫无帮助。补充兵须经训练后才能发挥战力，何况临时也抓不到兵。俞部长能办的就办了，不能办的就算了。这不是有计划的作战，而是敷衍塞责忽视其战。
曾有外国高级将领评论我军事制度云：“我很奇怪，中国国军有血气能战肯拼的部队，有如在太阳之下滚冰球，愈滚愈小；投机取巧的部队，反而有似雪地上滚雪球，愈滚愈大。”其意指我军事当局，无是非无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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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而误国
北伐时期，我官兵正气凛然，人人奋战，绝少不尽职者，故战无不胜。因俘获敌之武器装备及敌兵，自己补充尚有余，上级司令部的指挥与补给方面皆显示不出错误之处。江西剿共，部队长失职者开始萌芽。抗战军兴，至中期以后，部队长欺骗、谎报、虚伪、避战。逐渐加深。这类恶习之养成，乃有其因素在焉，如我前面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各级司令部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用兵，在无有效策略应战之情形下，只好用权力以上压下，一再勒令战斗部队长，限期达成任务。战斗部队长不能如期完成使命时，则谎报军情以卸责。上下不能坦诚合作，战略与战斗不能密切配合，往往行成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与强敌作战，不是有如去杂货店买酱油一去就得，战斗之胜负，必须经一番惨烈搏斗而后定，若敌我势均力敌时，战斗时间势必拖延下去。如衡阳之战，敌人预计于一日之间攻克，事实拖延至四十七天之久。战场上，上级对下级只能用有弹性方式指导部队作战，不可硬性限期强令战斗部队完全任务。不能如期达成任务时，以军纪而言，战斗部队长是要负责任的，亦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在强人所难之情形下，战斗部队长该是何种心情！不但对上级失去信心且产生怨恨心理，战斗不能达成上级要求时，只好违心谎报以伤亡惨重粮弹告罄，不能续战。藉以搪塞其责。高级司令部真伪莫辩，不了了之。
并非无能战之师，一言以蔽之，战斗部队有了保障，任何部队皆能奋战；没有保障，任何部队都不能战。虽能战之师，若无上级精神与物质源源支援，也会失败。
奋战不一定能记上一功，不战只要一纸谎报就可交差，也不一定会有过。日久养成卑劣恶习，因私而误国，莫此为甚，在那无是非无功过之制度下，也只好你欺我骗苟安一时。大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