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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根据“据正义，采小说”的原则创作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貂蝉实乃一虚构的艺术形象。
有关罗贯中吸收了杂剧和《平活》等戏曲野史的情节主干是实，其创作与历史事完取得了逻辑上的一改。但现有的疑异是：历史事实本身，就存在着近一步认识的必要。
值得我们开启一种新的认识方向的某种启发是，貂蝉形象为什么会在后来的野史戏曲，以及民间传说中，与武圣关羽相联系？而这种联系，对我们所接受的有关貂蝉形象的艺术之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羽有义勇，与貂蝉舍身救国，确有相同之处。】
首先，有关貂蝉究竟是被关羽斩于月下，还是被关羽救出，出家为尼，守节垂暮于村落的相关野史戏曲或传说，是相互矛盾的和难以经得起推敲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去考证它们，而是凭此会发现，以关公为护兄嫂，千里走单骑之美名，源自于其忠勇而有德的行为体现，且“忠”和“勇”，皆为德目。
所谓德义之勇，是以德义为基础的。“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中庸》把智、仁、勇称为“三达德”。而忠信，则是守仁，行义之基顾。“君子义以为质，礼为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有大道，必
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大学·十章》）。由此可见，以忠而守仁，以能而章义之关羽，可谓以其行为，成为体现传统道德观的典范，故为武圣。
关于这一点，上述野史戏曲、传说，并没有改变对关羽的传统认识，因此在与貂蝉这个艺术形象之美的联系上，却显得矛盾起来，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貂蝉以千金之躯，救国于难，以致“汉朝累世簪缨辈，不及貂蝉一妇人。”但毕竟貂蝉为女子。从华夏父系氏族社会确立至周代宗法礼会的形成，有《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列子·天瑞》：“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形成了男女不同社会地位之“男尊女卑观念”观念。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曰：“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并因此形成的社会伦理等级制度，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其应为
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老，被沿袭了几千年。
因此，以关羽之武勇，更皆有如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中的三绝，更将关羽列为“义绝”之英雄，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推崇的道德模范，与其为报曹操“礼之甚厚”之思，在袁绍遣河北名将颜良来攻时，即“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国。”（《三国志·蜀书文·关张马黄赵传第六》），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刺颜良于万众之中，义勇之举，与貂蝉舍身以救国难的巾帼英雄之情怀，确有相同之处。
但貂蝉毕竟为女儿之身，仅以“男尊女卑”之传统，更兼有贞节观念中的污点，实难与武圣人比肩。
【关羽被认为不光彩的行为】
将此二人联系在一起的，源自于正史《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中，一段来历不名，有些让人疑惑的记载；“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求救 ，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又言：“联邦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说是无出处，却有《魏氏春秋》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另有《献帝传》和《华阳国志》等记有同一内容：“（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室宋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国，关羽屡请于太祖（曹操），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3）但此处说的是关羽乞娶的是秦宜禄之妻，显然不是传说中所说的吕布之妻，更不可能是貂蝉。
然而，此处记载，即为正史，则无疑为许多野史戏曲及传说，提供了依据。首先就是传说关羽纳貂蝉为妾之说。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关羽欲占他人之妻的行为，实在有悖于人伦常理，并且，武圣人脸上贴的金，也会因此而被破坏。当然，也有后来者试图掩饰这一瑕疵，并引证《三国演义》中“曹丕乘乱纳甄氏”的故事。
甄氏原是袁绍二儿子袁熙妻室，曹操攻破邺城，曹丕随军开入，先跑到袁家，将甄氏据为已有，此事正史《三国志·文昭甄氏皇后传》斐注转引《魏书》中即有记载，甄氏死后被追封为皇后。此外，还有刘备平定益州后也娶了同室刘瑁的寡妇吴氏，以及孙权不仅仅娶了陆尚的寡妻徐天人，而且论亲缘关子，这徐夫人还是他的表侄女。
以此可知，这种娶人妇为妻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忌讳。但是，并不忌讳实不能等同于被认可，甚至等同于被推崇的行为，虽然自宋以后，关羽名声才日渐显赫，而且这一时代有名的，以至影响后世的宋明理学，“遏人欲而存天理”，有关“一女不侍二夫”的伦理道德观，对此是不能接受的。
明郑以伟有《舟中读〈华阳国志〉》诗曰：“百万军中刺将时，不如一剑斩妖姬。何缘更恋俘来妇，陈寿常璩志总私。”此怨及陈寿和常璩存有私怨偏见。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三国志》之《蜀志》开卷，有清乾隆皇帝的一道上渝，亦是相同观点：“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隘，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有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由此而有元、明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以及清代戏剧舞台上流行的《斩貂》。
这种情况也许是事实。东汉未年的三国时代至上而下（？）娶他人之妻的做法，以风气而论，似乎隐略可见原始社会群婚或母系社会一妻多夫之制之遗痕。后世对关羽被认为不光彩的行为的可能，而去责怪《三国志》之作者存有私怨偏见，都不能有很充分的说服力。
且不论“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易传·象下》）“忠臣不事二群，贞女不更二夫。”（《史记·田卓列传》）的贞节观念，于先秦时代已有，并因此而体现出严格的父系社会婚姻制度，虽然反过来，让男子从一而终，会导致凶事，但因此所强调的是夫权的绝对地位。
至西汉，先有董仲仲舒的“三纲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后有《*通义》，将乾坤哲学作为夫妇关系的理论基础。其中应该注意阳者惟一的父子礼会观念的潜在。而且，从实行情况来看，如汉宣帝曾下诏，规定对不贞不节之妇，死后儿女可以不服丧，而表奖励贞节妇已成为常例。
“妇人不养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绝也。故圣人不为制服，明子无出母之义。”（5）
“无初六年二月，诏顺员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阁，旌显厥行。”（6）
在民间，有后汉书所记载的，有一叫荀采的女子，17岁嫁给了阴氏。19岁替阴氏产下一儿，后阴氏不久死去。但“采时尚年少，常虑为家逼，自防御甚固。”后同乡郭姓丧妻，其父苟爽要将她嫁给郭姓，其不为所动，胸前揣把利刀，苟爽派人抢其刀，将荀采掠至郭家，荀采觉父命难逃，在即将成婚之时，“既入室而掩护，权令侍人避之，以粉书扉上曰：‘尸还阴。’‘阴’字未及成，惧有来者，遂以衣带自缢。”（7）
当然，如上述故事中，荀采之父似并无“一女不更二夫”之贞节观，如前面所说中，有关曹丕将袁绍之子的夫人甄氏报为己有，刘备娶亲侄女刘瑁的寡妇吴氏，孙权娶陆尚的寡妻徐夫人，官家百姓似视此并不以为耻，但仔细分析，会很明显地发现有关对贞节的推崇，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乃是在于正统的儒字之道德观，要求人们遵从社会生活的一般道德现范，有所谓“好”和“一般”的评价使然。
也就是说，自董仲舒“三纲”之说提出后，“罢黜百家，独遵儒术”成为国家所确立的政治和社会行为规范，但自上而下的贯彻，以及广大基层社会群体与之天然的距离，所反映的自上而下的观念的渐趋淡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女不更二夫”的贞节操守，并没有被做为“一般”的社会伦理行为现范而被遵从。
子 似乎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武圣关羽是那个“好”的道德典型，而貂蝉的行为，并没有与社会实行被遵行的“一般”的伦理规范发生明显的对抗，（即社会实际生活中，一女嫁二夫的事，也是常有发生的，且其以身侍奉董卓这样的恶人，又再嫁吕布这样的小人，其行为上的“污点”，因出自于救国于难的大义，而被宽容并被掩饰，但以此，似难与武圣关羽相提并论。
然而，关羽也有不光彩的过去，其竟然曾经“乞娶”他人之妻，这并不是指关羽身为男人，不能再娶第二个女人（父亲社会一夫多妻制，有其历史的延续过程），而是指有关于“他人之妻”如娶之，会导致对“一女不侍二夫”的伦理规范的破坏。
【戏曲中，关羽为何又要斩貂蝉】
这段历史上的污点，虽为后世道学家甚至皇帝诏书明确为史家出于私怨偏见之所为；不足为信；但我们发现；也许正因为关羽有这段带有污点的历史；与貂蝉手段并非合乎于道德；但其目的终为大义之举；形成了一种在道德观念的地位平等。
既然如此，为何后世戏曲中，关羽又要斩貂蝉呢？或者是，关羽将其送回原藉老家，让其独自守节面终老一生等。以关羽与貂蝉并没有结成夫妻为多数的戏曲结局，就即便是关于关羽纳貂蝉为妾的某种少数的说法，也没有再去演衍这
二人有关相亲相爱的故事。
显然，这样的“爱情戏”如果有的话，恐难为观众所接受，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来自于人们对某一典型人物的感性认识，以“概念的外化”的完成，必然导致的终结。即有关关羽或貂蝉的形象，在其被体现为伦理道德中的“义”和“勇”的概念时，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或为艺术化的创造 ，或为相当程度上的的历史事实，它们对这个道德概念的形象化体现，都将因概念之外化的完成而终结。
因此，我们不可能在此之外，留有可能的空间，去继续这种对已经完善了的东西弥补，如这样做，无异于那个古老的但极其说法，成为“画蛇添足”之人。
在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难道是被艺术化了的道德概念，也就是这个有关“义”或“勇”的道德概念，被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