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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的结拜多带有秘密性质，因为他们结拜的目的多与从事非法活动有关。清朝就曾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严禁歃血订盟、焚表结拜为兄弟，并视同“谋叛”行为，还一度定为“十恶不赦”之罪。其他朝代虽没有像清代那样严厉打击，但参与结拜者也多被统治者视为莠民。《三国志演义》对此大加张扬，是为了突出刘、关、张结拜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正面意义。其实，游民的结合，从小的方面说是谋生存，从大的方面说就是求发展。要获得较大的发展就要有社会###，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有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与组合。游民不怕乱，甚至他们有些企盼社会###。在他们结拜的“誓词”上都要有“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这样的句子，前一句好理解，后一句就不是生活在太平时代的人们能够理解的了。孟子说得好，“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之生死寿夭，也是各随其身体状况的。为什么要都死在一天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背后表明这种“死”，不是正常的死亡，更不是寿终正寝，而是他们要从事某种冒险活动，其中蕴涵着死亡的可能性。这种冒险活动可能是偷盗、抢劫、上山落草、聚众造反等等，所以他们要在事前发誓：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大家一起死。“同日死”意在勉励大家不要怕死，要敢于出击，同心协力，干好这件事。我们前面提到的《花关索出身传》中也写到，在刘关张结拜时发誓：“只求同日死，不愿同日生。”此后，三人便落草为寇去了。另外一种意思是，要为冒险活动中死难的兄弟报仇，而且要“生死以之”，不计成本。《三国志演义》写到关羽被害后，蜀汉为关羽复仇的过程中，刘备、张飞已经达到丧失了理性的地步，而且谁的劝告也不听，连诸葛亮也束手无策，最后弄得“火烧连营八百里”。刘备多年积蓄的家当几乎是一扫而光，他没脸回成都，连气带病死于白帝城。王蒙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完全是“黑手党”的语言。见《〈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读书》，1995。他的这种判断是完全符合游民结拜实际的。
结拜是游民结合的最原始的形式，后来又有结成帮伙、秘密会社等较高级的形式出现，这些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以结拜为起点的游民帮派是游民帮派意识的基础，帮派意识有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地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的立身行事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这种单线思考，从是非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因此，在他们面对世界或其他人群时，他们只关注敌我，不关心是非；或者说，自己永远正确，错误完全在敌人一方（当然有时这只是宣传时的语言，他们内心也不一定真的这样想）。这在《水浒传》中有十分明确的表现，它是以梁山好汉的是非为是非的，只肯定属于梁山的一方面。例如，书中写了许多打劫剪径、杀人放火的绿林强盗，但只对梁山和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持赞赏或肯定的态度，而对其他山头的，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方腊等打劫者或造反者，则都持反对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帮派系统。台湾学者孙述宇认为，最早的梁山故事的讲述者与梁山这批“强人”有关，这是有道理的，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对梁山好汉那样热情。意思就是只有梁山对，其他都不对。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8）
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是非判断，关键在于做这件事的人是“敌”还是“我”，这种观念不仅现代人不能接受，就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也不能认同。例如，《水浒传》是坚决反贪官的，但这也只局限在与梁山对立的贪官上，至于与梁山交好、在朝廷上为梁山说好话的官吏，尽管也“贪”了，在梁山好汉的眼中也是好官。宿元景也受贿，接受了梁山的“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在作者看来，他还是为人“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第八十一回）。对于如虎似狼的胥吏差役也是如此，在林冲的遭遇中，无论是押解他的董超、薛霸，还是沧州牢城营内的管营、差拨，他们为了钱，视人命如草芥，只要有了钱又一切都可以通融，其嘴脸确实可耻、可鄙。而另一个恶吏戴宗，他本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是吴用的朋友。吴用说“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并且与梁山有通信往来。可是当宋江发配到江州监狱，戴宗还不知道他与梁山的关系、也不知他是宋江时，便向他索要“常例钱”，宋江不给，戴宗拿起讯棍便打。宋江问自己犯了什么罪？戴宗的一段话充分暴露了恶吏的嘴脸：
“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水浒传》第三十八回
“那人”便是戴宗。如果这些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作者是要大加谴责的。可是这段对话是在戴宋二人之间发生的，便带有了喜剧彩色。下面接着宋江就揭出戴宗与梁山吴用相识之事，原来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于是，戴宗“恶吏”的本来面目便模糊了，读者只记住他暗通梁山好汉和讲义气的一面。再如，孟州府的叶孔目在处理武松冤案时，拒绝蒋门神、张团练的贿买，不赞成把武松处死，他在收了施恩的贿赂之后，“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尽出豁了武松”。这种盗改诉讼底案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而作者对此却由衷赞美道：“孔目推详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盗改底案是为了梁山好汉，那么一切罪恶都在赦免之列。作者的这种双重标准，就是以梁山划线的。
另外，在《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中，还处处以梁山泊的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的天罡、地煞聚义的态度为界限，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七十回以后则是以对梁山英雄的存亡和梁山的“忠义”为坐标，也是看其是否有利。作者认为，这就是社会正义，是应该切实维护的。实际上，不仅现代人看它离社会正义很远，即使当时的老百姓也未必这样看。第九十回，宋江、鲁智深参见智深师傅智真长老时，长老说：“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语意充满了讥讽，宋江也不得不尴尬地自我解嘲说：“智深兄弟，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也许对鲁智深还勉强可以这样说，对梁山这个团体和其他梁山好汉，就很难用宋江这话来概括。
几十年来，评论界解释梁山聚义的原因，都用“逼上梁山”来说明，以为江湖好汉之所以聚义梁山，都是皇权专制统治者（特别是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逼迫的结果。这无疑是许多好汉（如林冲、武松、解珍、解宝等）所走的道路，但是还有另一种“逼上梁山”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就是被梁山的“好汉”们“逼上梁山”。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秦明、朱仝、呼延灼、徐宁、卢俊义等，广义地来说，金大坚、萧让、安道全、董平、关胜等，都是或骗或诱，或诈或逼，千方百计把他们弄上山的，为此也同样给他们带来许多灾难。为了“请”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们的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皇权专制统治者。为逼秦明上山，把青州城外数百家老百姓烧光杀光。“一片瓦砾场上，横八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而且，秦明的妻子老小也都被害。为了赚卢俊义上山，吴用特地去到北京，在卢家墙壁题“反诗”，弄得卢俊义以私通梁山入狱，经过种种磨难，其所遭受的苦难决不亚于林冲、武松。对此，作者赤裸裸写来，不加掩饰，也毫不以为非，视为当然。而且秦明、卢俊义等上了梁山以后，对梁山头领们设下的使他们家破人亡的阴谋诡计也毫无反感，似乎上梁山已经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只有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才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忽略不计。这正反映了强烈的帮派倾向性影响了作者辨别是非的能力。这种所谓的“聚义”，只是一“帮”一“派”的“义”，与为了社会正义而献身不是一回事。杂剧《李逵负荆》中的假梁山强人宋刚有句话，颇值得玩味。他说：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9）
这是真命强盗，我们打他不过！
一般，打天下、坐龙庭讲究个真命天子、真龙天子，要排除一切假货，其实“真假”也很好辨别，打胜的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这两千多年形成的打天下的逻辑，不料在江湖上也通用。强盗也有“真命”、“伪命”之分，其真伪的临界线也在于“打”。
有些外国汉学家，如美国的浦安迪先生，在其《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一书的第四章《〈水浒传〉——英雄豪气的破灭》中，认为《水浒传》中关于梁山好汉阴暗面的描写皆属于“反讽”，并非作者本意。浦氏的观点是受到了金圣叹的影响。实际上，文人士大夫和现代人都从注重逻辑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全书道德评价应有一贯性、无矛盾性，对江湖艺人、游民的完全从实用出发的思想意识并不了解，总认为这些反映出双重是非标准的情节是违背常情公理的，因而，它必然是作者的反话。
《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中拥刘反曹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它的形成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与江湖艺人最初“说三分”时对于这段历史的是非判断也很有关系。游民把刘备、关羽、张飞视为与自己相类似的一群（《平话》很注重写刘关张三人的出身），因此，《平话》与《演义》对于刘、关、张的行为几乎是完全肯定的，甚至连他们政治上的重大失误（如关羽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刘备###东吴等）都采取了曲矜和惋惜的态度；对于曹操，则竭力渲染他的丑行（这方面以《平话》最为严重，《演义》按照历史原貌适当作了一些调整）。这种“好之则捧上九天，恶之则抑于九泉”的态度并非是以是非曲直为准则的（这在以“三国”为题材的民间戏曲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而是以与自己的关系来划线的。不仅《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作品如此，在游民知识分子所创作的许多历史演义小说中都有这种现象。他们之所以如此思考问题，正是游民的现实生活造成的。在社会生活中，对于自己团伙利益坚决维护，对于妨碍自己团伙利益的人敌视，已经成为他们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并且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几乎牢不可破。这才使得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与奋斗中，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强烈的帮派意识，正是长期的帮派生活造成的。
⑤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在游民身上的反映
前面说过，失去了角色位置的游民同时也失去了社会的尊重与监督，这样，他们也就不需要作为“社会人”，自然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