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江青争吵，多次闹到毛泽东那里。罗瑞卿、汪东兴、傅连漳等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最初，事情并不是从医疗上引起。
江青脾气霸道，卫士和护士没有不受欺侮的。我正年轻，看不惯，便去毛泽东那里告状。毛泽东每次都是支持我，严厉批评江青，有时批得相当厉害，甚至发脾气喊：“滚，你给我滚出去！”
江青发现是我告状。记仇了。她找不出我医疗上的毛病，便随便扣帽子。
江青有时也吃安眠药。我们会诊后，经研究给她药。有一次，她突然大吵大闹，说让她吃安眠药的全是反革命，想用毒药害她。这条罪名安头上是要坐牢杀头的。事情闹起来，她拿不出证据，我也无法澄清，她就是说她中毒了。定不了案，她便赶我走：“让他走，这里不要他，马上让他给我走！
担这分嫌疑，我虽离开日子也不好过。吴旭君同志便将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她说：“徐涛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么我也是反革命了。要处理就一起处理我们两个。”
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异常气愤，发了脾气。当即叫来江青，斥问：“徐涛是我的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赶走？”毛泽东一旦真动怒，江青轻易不敢吵闹顶撞，有时还要做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非常严厉他说：“他们为我看病为我服务，从根本上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你凭什么就能赶他走？你怎么赶走的就给我怎么请回来！你要给我向他当面道歉！
江青退出来，不敢公开违抗，只好又让我回来，并且当面向我道歉。她原以为我也会做做自我批评，至少会说几句客气话。可是，她加给我的全是莫须有罪名，我怎么可能说客气话呢？为此，江青更恼火我，逢人便讲：“徐涛那么大架子。我都向他道歉了，他就不做一点自我批评。”有的同志将话传给我，劝我去讲几句。我那时血气盛，自认没错，到底不曾说一句客气话。
于是，这件“不做自我批评”又成了她下次整我时的罪名之一。我曾几次被她赶走，都是毛泽东命令她把我请回来。当时，副卫士长孙勇等同志也常向毛泽东告江青的状。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江青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对我和卫士们不止一次说过：“江青这个人哪，我跟她搞不来，谁跟她也搞不来！”
1959年，江青在广州又一次发脾气赶我走，她常为一些小事发无名火，有时她自己心情不好也找身边的人撒气，你就是再小心也不行。她外出散步，问外边冷不冷？卫士说不冷。她一出去就发脾气：“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回来打扑克。又怪卫士出错牌，喊起来：“出去，你给我出去站着去！”
卫士在走廊里罚站几小时。我劝他走，我说我给放哨，江青什么时候出来我再叫你出来站。卫士非常忠厚老实，就那么站着不走。我请省公安厅厅长从中劝说，厅长在江青盛怒之下不敢多劝。后来这名卫士给北京打电话，报告卫士长，卫士长又报告了毛泽东。这件事把毛泽东气坏了。他当即指示，让这位卫士回北京，不要再给江青服务。
江青肚子里更憋火，便朝我发。就像世上某些常见的情景。她开始是生闷气，当着我面摔门，出出进进把门摔得很响。我也气盛，反过来也用力摔门，声音更大。这下子她发作了，喊叫起来：“徐涛，你摔谁？不想干你就走，马上给我走！我看了她一眼，什么话也不说，拿起药箱就走。可是，她又喊起来：“你走你的，把药给我留下！”我说：“那不行。这药是我负责的，我是医生。我不能留。留下来你再中了毒，我负不起责任。”她说：“我叫你留下！”我说：“医生不能这样做。”后来，由省公安厅为她另派了卫士和医护人员。
这件事后，我考虑与江青结怨已深，留下继续工作已经不方便。过段时间，寻找一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回医院工作。
毛泽东不愿我走。但是，他还是理解了我。他曾手指江青说：“你这个人非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能跟你搞到一起！
那时，要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下去，就得适应江青。否则，她总闹事，对毛泽东精力牵扯很大。毛泽东整天考虑国家大事。这样牵扯怎么受得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与江青分居，我是完全理解的。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不能让江青这样无休止地去干扰和牵扯毛泽东的精力啊！
毛泽东最后说：“这样吧，你这么好个医生，给我一个人办事也太浪费。你还是到群众中去，到北医。但我们熟悉了，我有病有事就找你。
毛泽东始终相信我、关心我，我和吴旭君同志结婚，他向我们贺喜，并送我们一套新出版的他的选集。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他又祝贺说：“祝贺你们为新中国增添建设者。”孩子会走了，他让送他那里去玩。孩子由家里老太太照看，毛泽东向老太太亲表谢意：“小徐和小吴在我身边工作，你老人家也是做了很大贡献。”我离开中南海后，还经常被毛泽东叫去看病或聊天。我爱人吴旭君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二十多年。
从延安时代始、毛泽东就严厉禁止江青干预政治。为此，我和卫士们都目睹过江青向毛泽东大吵大闹。毛泽东不曾让步。但是，1963年后，江青逐步涉足党的政治活动。诸多原因中，林彪。康生等人是起了不少作用的。同时，也不难看出，她的野心和政治阴谋活动，是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身体健康状况日下而愈演愈烈。
由于过度劳累和生活的无规律，饮食的随意性，毛泽东较早开始衰老了。这种衰老最初并非表现于闹病。1965年，外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后，这样写道：“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又一下子放了下来……毛懒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尤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这不是疾病，却是比疾病更难缠的衰老。毛泽东是名伟大的战士，对物质并不眷恋，敢于作最艰苦斗争的选择。他在所有对手面前都是强者，胜利者。然而，面对衰老，他便如同姜菩众生一样，无论多么伟大也奈何不了自然法则。安德烈·马尔罗研究写作过世界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对毛泽东是钦敬的，和毛泽东交谈之后曾暗暗震动。因为大脑哪怕出现微小的梗塞，也总是首先表现在行动的僵硬上。丘吉尔曾患这种病。当他去巴黎接受解放勋章的时候，走起路来和毛泽东一样。
年复一年，毛泽东渐惭衰老。像灯一样，油慢慢地耗尽。“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几天睡不好觉，吃二三次安眠药也睡不好。护士长吴旭君异常焦躁。这种情况过去虽然也有，毕竟现在年事已高，渐渐衰弱的身体骤然垮下来。党的“十大”召开时，毛泽东已经不能“健步走上主席台”。他的行动已经不便。闭幕时，全体代表退场后，他才离开。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前夕。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的医疗救护工作。
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毛泽东必须接见。中央成立了医疗组进行抢救，由周恩来亲自掌握。他把我找去，说：“徐涛，你了解主席过去的情况，你也参加治疗工作。”
抢救中，输液使用了大量抗生素。望着主席重病虚弱的身体，我想起他牙床化脓不肯吃抗生素的往事，想起他在北戴河游泳，向惊涛狂浪挑战时的气魄体魄，我心如刀绞，泪溢眼眶。
然而，抢救之后，江青不满意结果，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的“白衫阴谋”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当时有五位医生被指控、逮捕。
江青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时，已是令人望而生畏地站在了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一句话足以叫我们人头落地。还有谁能阻止她？我几乎要绝望了。
毛泽东终于得知这个消息。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我们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毛泽东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病后，毛泽东的天地渐渐变小。记忆力减退，最近的事情最易忘记，反而是青少年时的记忆保留多些。人老了都是这样，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精神活动不断缩减，判断力和注意力松弛，这是语言困难的前奏。
那以后，毛泽东再没写过多少东西。他的诗同手稿都是由吴旭君保管。从1963午3月一直到1973年冬，毛泽东对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吴旭看作记录，等毛泽东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然而，到了1973年冬，他已不愿着笔了。
那天，毛泽东叫吴旭君把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都抄写一遍。抄完第一遍，与毛泽东一起核对，毛泽东对其中有的诗词再作了修改。但对《贺新郎·读史》一同未改。核对时，主席手稿是“为问何时猜得？”吴旭君特意问：是“为”还是“如”？毛泽东说是“如”不是“为”。吴旭君请毛泽东在乎稿上改一改，毛泽东说：“不要改了，随它去。”词的下阕有一句：“盗拓庄跷流誉后”，毛泽东叫吴旭君在盗字上加引号，即成“盗”。吴旭君又请毛泽东在他的手稿上也改一下，毛泽东说：“不要麻烦了，就这样。吴旭君抄完第二遍（将第一遍抄稿烧毁了），再与毛泽东核对，特意又问：“是‘如问何时猜得？”毛泽东点头，一个伟大的诗人，十年推敲不肯“随它去”，不厌其烦。现在却“随它去”、“不要麻烦了”，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现存的抄稿和手稿留此差异，虽然有吴旭君的回忆证明，后人大概仍要打一番考证研究的笔墨官司。诗人的心虽然始终不死，那火焰却随着生命的接近消逝而渐渐熄灭。医务工作者面对毛泽东的衰老束手无策，只能竭尽全力给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吴旭君累病了，住了一段医院。出院后，在1976年春节，毛泽东请她去吃饭。饭前看了一场电影。看的是达式常主演的《难忘的战斗》。毛泽东生前本来不爱看电影，这次例外，越到晚年他越时时想起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斗争。他在悄悄流泪。当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毛泽东问我爱人吴旭君：“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曾在欢迎之列。她流着泪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时，毛泽东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