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二十四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王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钠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钠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钠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波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十二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挥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尸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日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人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
先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二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
“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下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
“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人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
“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
“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增在左手心里写字。
“是的。我点头。
“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
“十六了。”
“你是哪里人？”
“大连。”
“那么你是见过海哩？
“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
“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
“高兴。”
“可是你才十六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
“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
“还有个妹妹在大连。
“你上过学吗？”
“上过四年。
“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
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
毛泽东生活无规律，或者说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没规律，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人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
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规律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上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
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第一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
“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住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
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