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而光等等。 在苏加诺总统为刘少奇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机组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作陪的都是部长夫人。可是这些部长夫人却让我们紧张不安，因为她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带盖的塑料小桶，大使馆的同志过来悄悄告诉我们：那是预备用来宴会结束时装吃剩下的食物。在国内，我们哪里见过这种情形，别说现在的一些人吃公家的心不痛，满桌动也没动的菜就进了泔水桶，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把酒席的剩菜带走呀！那样做一张脸往哪里放呢？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勤俭的民族，好强的民族，也是恪守陈规旧习的民族，认为捡剩饭的事情，那是叫花子才会去做的。想着我们应该有的君子风度，看看那一个个似乎张着口的小桶，我们面面相觑，简直都不敢动筷子。 悬悬乎乎严重危及到飞行安全的事情无独有偶，因为飞行是众多部门的协同工作，并非机组几个人的独立行动。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还不很发达的时代，航行调度、气象预报、地面指挥，特别是地勤工作人员对飞机的维护，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他们的工作都对飞行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 。 想看书来
雅加达惊魂（4）
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之前，要在缅甸的仰光降落加油。仰光机场是双跑道，我们试航的时候，其中一条跑道正在翻修。当飞机接近机场准备降落时，收到地面指挥员的通告： “降落01号左跑道。” 降落左跑道？我不敢相信，追问一遍，答复还是： “降落01号左跑道。” 究竟谁错了？出发前，大使馆、航行调度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们01号左跑道在翻修。仰光可是国际机场，他们能弄错吗？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能弄错吗？地面指挥员错了？有可能，因为跑道是在指挥员的左边、飞机的右边，大概指挥员是从他所在的位置而发的指令。 几个人如此这般一分析，便相信了国内的资料通报，相信了我们自己“大概、可能”的分析判断。时间也不允许我们作进一步的了解。驾驶员加油门，推杆对准了右跑道俯冲而下。待到了跑道头，看见跑道上有许多的人，都两手抱了头，纷纷向两侧草地奔跑。我们这才醒悟，谁都有可能出错，即使是公认不该错的时刻和在不该错的地点。巧的是使馆、调度同时错了。飞行员紧急拉杆复飞，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行的事故。要是跑道上没有那些四处逃命的人群，飞机落了下去，后果会怎么样呢？ 飞机是快速运动的交通工具，所有需要在飞机上完成的工作，必须在地面充分地准备安排好，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该做什么工作井然有序。必要的时候还得在地面进行演练。一些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例如发动机停车、迷航、遭遇到雷雨天气等等，都得在地面做好处理预案，并熟记在心。假若飞行过程中发生上述某种情况，就能迅速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处理。这是毛泽东主席一贯的战略方针：“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飞行人员在空中发生特情之后才来考虑如何处理的话，一般情况下时间是不允许的。 出国飞行，语言的障碍也会给飞行安全造成威胁。我们虽粗学了点英语，但词汇是很有限的，离随心运用的程度相差甚远。所以，翻译时出现错误是难免的。再加上我们自己主观上的想当然，把“东施”误听为“西施”也就不足为奇。 埃及的开罗是个旅游胜地，机场非常繁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行员为了争取时间，总是抢着降落。本来他的飞机离机场还老远，就在无线电里一个劲地叫着要落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地面指挥员有时照顾他先降落。有回试飞，我们本应该先进入着陆航线，可地面指挥我们： “保持高度右转弯。” 让我们在机场上空转圈子，给另一架飞机让路，与我同飞的一位通讯员听成了： “可以降落左转弯。” 他想，我们的前面并没有其他飞机，指挥员当然指挥我们进入着陆航线啦。所以同一句话，翻译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我们请地面重复了一遍，才肯定为： “保持高度右转弯。” 不然，两架飞机抢一条跑道，那可就热闹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一次，飞机停留仰光。夜间，我匆匆忙忙从床上爬起来到机场去换岗，迷迷糊糊地忘了带护照，快到机场才发现。我们住在城里，离机场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我抱着侥幸心理硬往机场里闯，被门岗拦住不让进，无论跟他怎么解释都毫无作用。我灵机一动，从口袋里摸出美元递过去，这下可比护照还管用，他立马网开一面放行，可有一个交换的条件： “我还有一个小时下岗，在这一个小时内，你们不能给我找事。” 这样的警卫人员，怎么能让人安心去睡觉呢？所以我们每到一地，不像国外飞行员那样，西装一换进城跳舞享乐去了。我们总是24小时轮流在飞机四周值班。虽然大家比较辛苦，但我们的专机飞行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至今回想起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作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人员，我们无愧于党和人民。”
“红色空中小姐”（1）
他转头看了看窗外，证实我的话是对的，才慢慢合上书，欠身站起来。 “好啊，轰我走啊？” “不是我轰您呀，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啦。” 我叫郭桂卿，在专机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 说是第一批，其实才两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叫王淑芳的同志，我们两个首开了“空中小姐”的先例。 那时候飞专机的任务很多，我们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机会也很多。岁月流逝，我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一位白发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却像一杯醇酒，年头越是久远记忆越发清晰。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在老百姓心目中、在我们的心坎里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人，后来，我成为空中服务员经常接近毛主席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虽是众所周知、举世无双的伟人，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是质朴勤俭的农民，是孜孜不倦的学生，是钟情的丈夫，是善良慈爱的父亲，还是语言大师、幽默大师…… 第一次上飞机为毛泽东主席服务，除了激动、兴奋，还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一种不敢沐浴“圣光”的心理。 远远望见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朝飞机开来，心便呼呼地在撞击声中摆动。趴在窗口望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向飞机走来，待毛泽东主席到了飞机门口，便一个箭步窜到放工具的小舱里再也不敢露面。一路飞下来，我只是一路矛盾着斗争着要不要去打开那扇连着客舱的小门。门却始终是开着的，当然，根本就谈不到执行自己的公务了。好在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并不怪我，他亲自为毛泽东主席端水倒茶。直到毛主席下了飞机，我才从小舱里冲出来，跑到机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目送着毛泽东主席一步步远去，不想就在毛泽东主席即要登车的一瞬，他猛然回头，视线与我跟踪他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是谁呀？” 毛泽东主席转回头，问跟在身后的副参谋长何廷一。 “哦，是服务人员，空中服务员。” 何廷一随着毛泽东主席的视线看见了我。 “空中服务员？红色空中小姐！” 何廷一向我招招手，我鼓起勇气走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因为毛主席个儿高，看我的时候微微弯着腰。 “叫什么名字啊？” “郭桂卿。”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仪吧，知道郭子仪吗？看过《打金枝》没有？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哪。” 这就是我见到的毛泽东主席，普普通通、随随便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一位胖老头。 近年有关毛泽东的一些纪实作品问世以前，毛泽东主席的伟大、英明，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毛泽东主席的幽默、诙谐却鲜为人知。人们无法将伟大同诙谐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从来就不会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传统观念里，伟人就是那种古古板板的“正人君子”，那种只有思想没有情趣、满嘴哲理而无调侃的“蜡味”人。尤其是林彪发明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名言”以后，谁还会想到毛泽东主席竟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大师呢。 当然，不接触也就不能了解，我多次在专机上为毛泽东主席服务，彼此之间比较熟悉，言谈也就很随便。有一次，主席同我们闲聊，其实，毛泽东主席不看文件不看书而闲聊的情况是很少的，有时气流不好，飞机摇晃颠簸，影响视力，我就从主席手里把书“抢”下来。毛主席笑笑不吭声，也不反抗，当我一转身干别的去了。他就又拿了书读起来。聊天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 “你有几个小孩子啦？” “什么？！” 我不相信毛泽东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毛主席笑眯眯地又说： “你有几个小孩子啦？” “我还没结婚呢！” 这回我可弄准确了，红着脸回答。 “没结婚就没有小孩啦，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在场的叶子龙、何廷一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主席更是笑得仰倒在椅背上。 天生乐观、开朗、直率、随意的人，很少因为自己官高位显的特殊身份而压抑自己的感情，乐了，开怀大笑，悲了，痛哭流涕。只有那些心胸狭窄，喜欢伪装的人，为达到一己微不足道的目的，高兴时不敢笑，痛苦时不敢哭，生活得既沉重又辛苦。 毛泽东主席属于前一种人，从不处心积虑地去维护领袖“形象”。有时候，毛泽东主席坐飞机间隔时间长了，一见面他便亲亲热热招呼我：“小郭呀，好久没见到你呢，你好吧？” “主席，您老不坐飞机，怎么能见到我呀。” “嗬，只有坐飞机才能见到你呀，你上我那里去嘛。” “你那里高墙深院，警备森严，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你在大门口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不就成啦。” 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去过中南海。等到想去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用不着在门口打电话，只需手持一张参观票，顺序跟进就成。隔着窗户玻璃，看见当年毛泽东主席的起居室里，一张木板床上堆放的书籍，床上铺着的粗白布床单，联想到飞机上的那张床，那些书，以及毛泽东主席那开怀大笑的脸，两行热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
“红色空中小姐”（2）
毛泽东主席是独一无二的，他所拥有的性格、特点，也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性格、特点造就出现当代史上独一无二的毛泽东。 有一个故事，说毛泽东主席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为锻炼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特意坐在喧闹的地方看书。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但毛泽东主席在嘈杂的环境里，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除后天有意识的培养锻炼外，可以排除先天的因素吗？无论先天具备还是后来培养，毛泽东主席一旦集中精力，不管发生什么事对他都毫无影响那可是千真万确的。 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