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把棋子抓在手里： “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你放下，咱们有约在先，谁也不许悔棋。” “咳，就只这一回，一回都不行吗？” “好好，下不为例。” 我的计划被打乱，在重新部署的过程中，也发现刚布下的一子中了圈套，再仔细审视，如果这一子不悔的话，我必输无疑。 “这一子我不放在这里。” “这不行！落地生根，决不反悔。” “你刚才不是悔了一着吗？” “好好，咱们平等竞争。” 可惜不等我们打个胜负输赢，飞机已经降落到跑道上。 代表团住进了和田机场接待站，计划在这里休整一天再返回北京。等到大家刚把行装安排妥当，便收到周恩来总理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委托给陈老总一项新的任务：于次日飞往成都，在那里等待下午到达的西哈努克亲王，接待并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成都、武汉等地。 时近午夜，代表团多数同志已经鼾声雷动，陈老总也将这次访问的有关材料收拾整理停当准备休息，可当地领导人有急事要求见陈老总： “预报下半夜将有大风暴经过本机场，时间要持续到明天午夜。怎么办？” 陈老总当机立断： “马上起飞，我们一定要赶在风暴到来之前，决不能影响明天的接待任务。” 回到了祖国，代表团的同志都以为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了，可是，老天爷开了一个玩笑，他们只好两眼睡意朦胧地上了飞机。 机组的同志尤其表现出色，他们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便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保证了飞机顺利起飞。 凌晨，专机抵达成都。老天仍没有放弃捉弄我们的机会，把机场上空搅得尘雾弥漫，天地一色，又重演了一回在阿尔及尔时的旧技。飞机只好改航，向陕西境内的武功机场飞去。 武功是个军用机场，在那里的飞行员食堂吃过早餐，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成都的浓雾挡不住阳光的炽热，渐渐隐去。我们马不停蹄，又立即起飞赶往成都，做好一切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准备工作，包括欢迎词的最后审定。下午，陈老总带领四川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成都机场精神焕发地迎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西哈努克亲王时，西哈努克亲王根本没有察觉陈老总一夜未眠。 演讲是陈老总的特长之一，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作报告，都可以即席发挥，根本不用秘书准备演讲稿。就是同外国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也不带秘书在身边（不带秘书参加各种会谈，是那个时代首长们的作风）。陈老总喜欢讲话，也擅长讲话，更不需要秘书作帮手。他曾作过这样的表白： “我这个人大家公认比较喜欢讲话。因为讲话这个东西是个艺术。拿着稿子念当然好，但是念稿就没有味道了。” 陈老总讲话生动、幽默，声情并茂，并富于哲理，很多同志都愿意听他的报告。所以，每到一地，无论是驻外使馆，还是地方各省市，都要挤出时间来安排报告会。在国外时间紧，常常是在上飞机前的那么一点空隙都被使馆的同志利用，作现场报告。反正陈老总的话依据时间来定，可长可短，时间到了马上结束赶往机场。这回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各地参观，因为刚从国外回来，陈老总感觉比较疲劳，所以事前特地嘱咐我： “这回我们需要休息休息，就不要安排报告会了。” 我看到陈老总这么连轴转地工作，有时累得连眼睛都睁不开的模样，早就希望能够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让他好好地调整一下身体。何况我们还肩负了重要的陪同任务，所以听了陈老总这句话我如释重负。当地方的书记、省长同志希望我向陈老总反映他们想请老总作报告的愿望时，我便毫不客气地给挡了回去—— “陈老总刚刚访问回来，很辛苦，你们就体谅体谅他吧！” 可是这些人已经摸到陈老总的脾气，抛开我直接找他本人：“陈老总，大家对当前亚非国家的形势很关心。您刚访问过五国，给我们讲一讲吧。” 。 想看书来
演讲（2）
“好嘛！” 陈老总回答得非常干脆爽快，好像与我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约定，可我也不是省油的灯，立即嚷起来： “您怎么把我给卖了。” “嘿，大家都关心嘛，就讲一讲嘛！” 这一讲就收不住了，一口气就讲了一个上午，听者讲者都还兴味正浓，午饭时间已过却都不愿意离去，直到书记宣布： “咱们下午接着讲。”大家这才站起来离席。就这样，陈老总手无寸纸又讲了一个下午。 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又一项新任务接踵而来：国务院定于9月29日下午3时，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由陈老总出面唱主角。28日，我们风尘仆仆从武汉赶回北京。陈老总让我直接到外交部，找外交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匆匆拉了一个简单的谈话要点。 29日，记者招待会按预定计划准时召开。实际上，陈老总在回答日本、英国、越南、西德、刚果（布）、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几十家报纸记者的提问时，根本就没有用我们所拟的提纲，完全脱离讲稿侃侃而谈。凭着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外交经验，雄辩的演讲才华，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深刻了解，他对各种提问答辩如流，有理有利有节，使得这次准备匆忙的记者招待会如同他辉煌的一生，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迷失 （1）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代题记 公元1976年1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个最悲怆的日子。 新华社发布噩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 晴空炸惊雷！ 长城内外哀哭动地，大江南北悲声震天。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的峡谷、泪的海洋，不能自已。 周恩来同芸芸众生一样，也是五尺血肉之躯，为何能赢得如此多的爱戴？如此高的崇敬？十几年来，这疑问驱之不散，挥之不去，总是萦绕在我们的心头脑际。 终于有一天，我们相识了原中国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张瑞霭。并意外地得知，他曾为周恩来总理飞专机二十余年。这一〃重大发现〃使我们惊喜万分，采访他也就势在必然。 张瑞霭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引为自豪的三十多年驰骋蓝天的生涯中，还多次执行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专机任务。还驾机送过尼克松、蓬皮杜、铁托、金日成、马科斯等。多次处理过空中险情，目睹过周恩来总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彼此熟悉以后，在我们至尚至诚的精神感召下，张瑞霭终于启动了记忆的闸门，用他那独特的低沉又略带沙哑的声音，和着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敬仰、不尽怀念的深情，给我们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在内政外交活动中的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随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小故事，困惑着我们多年的疑问烟消云散。 迷失 〃张瑞霭！你不能走！主席的飞机还没落地，你就溜？到塔台上来！我有话问你。〃 美国将〃空军一号〃定为白宫历届总统的专用座机。不少国家的首脑也都有他们的专用座机供其享用。 传闻一架苏制里－2飞机，是毛泽东主席的专用座机，这种传闻其实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只不过是毛泽东主席相对地坐这架飞机的次数多些罢了。毛泽东主席不仅没有专用座机，甚至还失去了坐飞机的〃权利〃。 战争时代，我们没有民用飞机，当然根本谈不上个人专用座机了。进城以后不几年的功夫，为了保证毛泽东主席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主席坐飞机，限制了毛泽东主席的人身〃自由〃。尽管毛泽东主席喜欢能够〃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但面对集体的决定，众人的关心，也只好〃忍气吞声〃。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嘛，他也就将就着坐专列了。 我的记忆中，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广东视察期间，提出去武汉游长江，遭到一致的强烈反对，他盛怒之下，不但游了长江，还坚持坐了飞机。从广州到长沙，再至武汉。遗憾得很，毛泽东主席乘坐的是空军的里－2飞机，而我驾驶的伊尔－14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却让江青享用了。 毛泽东主席的〃不幸〃，就发生在他得胜后从武汉〃万里长江横渡〃完了，返回北京的途中。 那一天，因为我的飞机速度快，便先于里－2飞机起飞，倒是一路顺顺利利，按时正点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正因为里－2飞机速度小，跑得慢，待飞到河北的衡水地区，由西北方向压过来的一片雷雨云，此时已经堆积在航线上。飞机只好绕道东行。他们先东进达沧洲，再折向北行，经过天津西面的杨村机场，再飞到西郊机场。由于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到达西郊机场的时间比预计的到达时间延迟了近一个小时。又由于雷电干扰联络不通，造成地面一片混乱。 我降落后，做完飞行之后应该做的工作，正拎着旅行包和飞行图囊，准备随机组一道坐汽车回住所。在塔台坐镇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真不愧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指挥员，他虽然火烧眉毛似的坐立不安，却注意到了我的行动，见我正往车里钻，便扯着嗓门高声叫起来： 〃张瑞霭！你不能走！主席的飞机还没落地，你就溜？到塔台上来！我有话问你。〃 既然司令员下了令我哪还敢走，赶紧上了塔台，他便非常详细地询问了航线上的天气情况。 机场上有几位迎接毛泽东的有关人员，他们开始还互相交谈兴趣盎然，有的悠闲地开着玩笑。随着飞机着陆时间一分一秒地延迟，人群逐渐沉静下来，直至空气似乎凝固了似的沉闷。他们之中有的不停地抬腕看表，有的双目茫然地遥望南面的天际，有的搓着双手来回踱步……个个惊恐不安。直到里－2飞机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大家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重新振作起来，欣喜与庆幸写满他们的面孔。寂静的停机坪又响起了喧嚣声。 那架载着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与幸福的飞机轮子刚触地，刘亚楼司令员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冲下塔台，跑到停机坪等候。没等毛泽东主席走出飞机，他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 〃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担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从此，为禁止毛泽东主席坐飞机埋下了伏笔，毛泽东主席便丧失了坐飞机的权利。 周恩来比毛泽东幸运得多，他如愿以偿，享有坐飞机的权利。 1956年，苏联研制定型生产伊尔－14型飞机。苏联人从第一批新产品中，挑选出两架，同时起飞，一架飞往河内，送给胡志明主席；另一架也是由苏联人驾驶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兴致勃勃地亲自到机场，参加了交接仪式，并参观了飞机上的仪器和设备。交接仪式很隆重：机场的建筑物上，飘扬着五色彩旗，人人喜气洋洋，一片节日的欢乐吉祥气氛。总理很高兴地发表了即席演说，苏联驻华大使也讲了话。我很荣幸地被选作第一位驾驶这架飞机的人，在半是兴奋半是紧张的情绪中，我驾机绕机场周围转了一圈，完成了半是试飞半是表演的飞行后，我跑到总理跟前，举手敬礼向总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