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也没有听说过本·拉丹这个人。只是在隐隐约约之间，人们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正在不断组织起对美国的袭击。然而1993年的袭击事件似乎正在预示着更大风暴的来临，一个大时代正在拉开帷幕。 当我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它已经成立了一个新的安全办公室来处理导弹、化学、生物武器的扩散。我的任务也转成了“国际规划”，负责处理一些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何办公室的业务都无关的事务。在所有这些事务中，恐怖主义也是一项，当时它还处于很低的层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世贸中心的爆炸案为止。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8）
尽管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听说过基地组织，但由于为人们所熟知的发生在1994年的恐怖主义事件，克林顿的团队从1994年开始，对这个事务给予很大的关注。克林顿、莱克和我都认为反对恐怖主义应该在我们一系列制定的后冷战时代的措施中占据相当的位置。 这些反应措施的一部分就是要指定新的反恐政策以取代里根政府在前几年所施行的政策。在老布什的政府当中，并没有一项正式的反恐政策。正像我后来所发现的那样，地盘之争可以让最好的反恐措施无济于事，而这一点在此后的汤姆·里奇的作为之中就可以发现。在大规模的官僚机构重组中浪费时间要比真正为反恐做一点实事要容易得多。当我为所有的相关机构和部门制订和传达政策时，三项政策事务越来越凸显出来。首先是，反对恐怖主义是一项法律事务，还是情报事务？既然问题用这种方式被提了出来，那么它的含义就是：中央情报局应该掌管这项事务吗？或者我们仅仅应该从对付普通的有组织的罪犯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反恐事务？ 克林顿所批准的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应该动用所有可以动用的部门和机构的资源来达成这一目标。这一答案正是我所赞同的。举例来说，如果联邦调查局能够收集飞机的残骸，从而判断是谁将炸弹放进了飞机，这种能力我们当然想用来反恐。中央情报局缺少辩证分析的能力，因而很难通过对攻击后的数以百计的各种线索的整理来发现真相。如果我们可以捉住罪犯，并将其逮捕后送回美国受审和接受惩罚，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尽管这也许属于联邦调查局的职能。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力量来达到目的。有些人总在议论，认为这些逮捕和审判并不能真正制止恐怖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缺少常识的。我知道有时司法程序可能在对付恐怖主义时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需要情报、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各种努力。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9）
如果联邦调查局喜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他们也就不会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感到惊悚。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白宫和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在国内事务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情况汇报室的值班军官向我提出来的，“你们这些人处理国内发生的问题吗？”在世贸中心的爆炸事件发生之后以及瞎眼教长由此所策划的阴谋，都使这个问题已经不解自明。只要在这个事件中有外国间谍参与，我们就应该把其纳入管辖范围。这个问题所引起的麻烦就是这项政策直接冒犯了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权。从机构上说，56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只和美国全国的律师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和现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门之间的联系则相对较少。 为了处理这个障碍，莱克与他的副手桑迪·伯杰和我一道驱车前往总律师的办公室。我们三个人会见了联邦调查局和珍妮特·雷诺。我向他们解释了这个问题。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想要更好地协调反恐政策，并且使总统随时了解所发生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应该让我们知道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在场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回应道，从刑事犯罪中所得到情报不能与民事当局共享。 珍妮特这位当时我还不熟识的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在她的笔记本上不停地做着笔记。我一直在猜想，在多大程度上，她已经被那些官员的话所折服，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她会直面这些官员。她曾经在公众面前坦承在德克萨斯韦科围剿极端教派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展现了极大的勇气。通过这么做，她实际上承担了由其他部门的警察所引起的事故的责任（事实是财政部的人马首先发动了对建筑物的袭击）。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联邦调查局给了她错误的建议，并最终造成了儿童的死亡。现在，她向在场的白宫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申明：“如果恐怖主义涉及了外国势力或组织，或者可能涉及，调查局应该向一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说明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莱克和珍妮特都同意签订一份理解备忘录来铭记这一原则。但，他们最终没有这么做。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律师在很多年里都没有起草这份文件。然而，这却成为了我们日后行事的重要原则，但是，当我知道什么事或人值得注意时，我会使用“莱克—珍妮特协定”来得到消息。有些时候，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甚至主动地向我们提供信息。但是，通常联邦调查局的人总是把“莱克—珍妮特协定”当成是内华达的避暑胜地。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0）
第三个政策事务涉及了克林顿政府的自身特点。那就是：联邦政府应该在处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克林顿、莱克和珍妮特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从私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现在都认识洛克比空难受害者的家属。这些家属曾经亲口向他们陈述他们是如何得到航空公司而不是政府通知自己所爱的人的死讯。通常情况下，消息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传达，也没有专人负责处理这些死亡的事件。从现在开始，联邦政府应该在这些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处理死者善后工作和不断地通报正在进行的调查进程。 我还有第四个事件需要添加进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目前，还没有消息显示，恐怖组织正在试图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那些我们认为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之间却存在着某种令人担心的联系。我以前在反扩散方面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政府中反恐和防扩散这两方面的工作团体实际上很少相互沟通。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变。部门中没有人反对应该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系起来，他们只是对我的想法感到奇怪。 在这些事件上达成一致以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总统第39号令：“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上的政策”。它重申了“决不让步的政策”，这项政策曾经由于里根总统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美国人质的释放而被破坏。它呼吁从进攻和防守两方面着手，既要降低恐怖分子的能力，也要进一步降低国内和国际在应对恐怖袭击时的脆弱性。法律的、情报的、军事的、外交的手段都应该得到使用，并且得到协调。最后，没有什么比防止恐怖分子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加重要。一旦恐怖分子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没有什么比立刻消除恐怖分子使用这种武器的能力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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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听起来不错，但它所依靠的情报却支离破碎。搜捕世贸中心爆炸案剩余两名嫌犯的行动直到1994年还在进行。拉姆齐·优素福活动得越来越剧烈。他这时非常繁忙，但他的行动却没有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曾经参与了在菲律宾刺杀教皇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阴谋。紧接着，在1995年1月，马尼拉警方对一场大楼爆炸案作出了反应。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关于马尼拉爆炸案的消息突然出现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我立刻将它打印出来，并从行政大楼的办公室出来，穿过停车场跑到大楼的西侧。我打断了莱克正在主持的一个关于波斯尼亚的会议，并大声宣布，“他们已经发现了拉姆齐·优素福。” “确实是天大的好消息。”莱克大声说。 “未必，他最终还是逃走了，”我叹了一口气，“他正在准备用走私进来的液体炸弹炸掉美国在太平洋的飞机。他们在洗手间将炸弹组装出来，然后离开了那里。恐怖分子在第一站下了飞机，接着飞机继续飞行并最终爆炸。菲律宾人发现了一部分炸弹，但不是全部。” 莱克得到了消息。那个制造了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人，在逃两年之后，仍然携带炸弹准备制造更多的爆炸案，而且是在太平洋上同时制造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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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取消所有的飞行？”莱克问我。这时，我已经给相关部门打过了电话，要求他们通知取消在太平洋的所有航班。但我被告知只有运输部部长才有权力这样做。于是我将情况告诉了莱克。 “给我接运输大臣，”莱克拿起电话，对他的助手说。紧接着，他又回头望着我说，“到底谁是运输大臣？”“是这样的，”这时列奥·潘内塔插话说，“既然运输大臣有这个权力，那总统也一定有。应该立刻以总统的名义通知所有的航班降落。” 美国所拥有的从太平洋起飞的飞机被要求立即着陆。已经发出的航班也在空中掉头。机组成员也被指示去检查洗手间顶部的壁砖、任何其他可能由电池、手表、隐型眼镜清洗液制成的炸弹的地方。但整个搜查一无所获。从第二天开始，所有的航班都恢复了，但任何携带液体的乘客都不得进入飞机。检查人员用手工搜查的方法检验香水和科隆香水。拉姆齐·优素福又一次逃跑了。 美国政府决定悬赏200万美元捉拿拉姆齐·优素福，并把他画影图形分发到中东和南亚各地。很多人为了得到赏金都纷纷宣称知道拉姆齐·优素福的藏身之地。不过，他们提供的线索都几乎毫无价值。然而，2月初的一个电话却为破案帮了大忙。当美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的、由国会任命的安全官员对提供线索者进行询问时，这个人所提供的详细的线索使他的情报显得十分可信。然后就进行了模型指认。一切都发生的如此之快。驻巴基斯坦大使也尽力从巴基斯坦方面获得了巴政府对逮捕罪犯和引渡罪犯的支持。当联邦调查局的一支执行逮捕任务的行动小组从纽约来到巴基斯坦以后，大使馆也拼凑了来自国会的安全官员、从泰国来的地区安全官员的一干人等。在一天的清晨，当拉姆齐·优素福准备搭乘前往阿富汗的公共汽车时，他被来自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官员毫不客气地吓清醒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纽约。 拉姆齐·优素福有很多化名。他在巴基斯坦的阿卜杜勒·巴西特出生，后来在他父亲工作的科威特长大。当他被捕以后，他获得了与他在逃时一样的注意和种种猜测。 txt小说上传分享
恐怖主义重新抬头（13）
总统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发生后的反复露面和讲话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这个已经受到惊吓的国家，也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恐怖主义。克林顿不断地强调，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一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的城市。由于不满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克林顿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