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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特勒并不总能控制他的自然冲动。有的时候，他焦虑地想抓住能给他内心带来安宁的某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幸福。
我们坐在炉火边没完没了地交谈的时候，他经常涉及到的话题是童年。当他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我感觉到他身上有一根幸福的心弦在颤动，那是他在那个充满母爱的朴实家庭里感受到的全部幸福。孤单寂寞的时候，他总是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之中。
他一生的另一段快乐时光，是在他夺取政权之前的战斗岁月。那个时期，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什么别的。他以一种空前绝后的顽强，追寻着自己的最高目标，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使命。那时他还没有寻找心理平衡的需要。但在那些经受考验的年代，他的身边有忠诚的战友，有真正的朋友，而不是一群盲从的人，不是一帮唯利是图的人，他们总在伺机攫取有利的时机。那个时候，追随他的人全身心地追求着同一个理想，一起分担他所有的痛苦，分担他的挫折，分享他的欢乐。
希特勒对他最初的那些战友们长久地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忠诚友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粗人，但他们在颠覆性的政治运动中接受过残酷的训练和洗礼。在他们中间，希特勒能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庇护所。他们之中某些人已经被非凡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而其他一些人却又不懂得与时俱进或者承担落到他们身上的重大责任。另外，还有一些人背叛了他，成了他的反对者。但每当人们发现，簇拥在希特勒身边的那帮人都是中等以下的文化水平时，他们都非常吃惊。
这并不妨碍韦伯、格拉夫甚至莫里斯与他以你我相称，哈曼和霍夫曼非常随意地叫他“希特勒先生”。在他处于神经病的焦虑之中以及情绪极不稳定时，这些人出现在他面前，就像是他在沮丧的时刻能够抓住的救生圈一样。他最初的那批战友的忠诚和同志情谊，对他来说就是一副滋补剂。这些受希特勒保护的人即使犯下最严重的掠夺罪行，希特勒都会宽恕他们。
试举斯特莱彻的例子为证，当希特勒得知这个家伙用收集到的准备用来充实德国战争国库的戒指，为自己的女友打了一个实心金箱子时，希特勒不得不把他撵走了，但又为自己采取的处罚措施感到苦恼。几年之后，他打算一笔勾销旧账，为斯特莱彻彻底恢复名誉。
对副官绍布也一样。多亏鲍曼，绍布成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前，鲍曼曾成功地使布鲁克纳失宠。
绍布是纳粹运动的始作俑者之一。希特勒常跟我们说，他刚开始鼓吹他的思想时，有一个人总是忠实地参加他所有的会议，并且微跛着脚，参加所有的游行，他为此非常吃惊。这最初的接触就应该可以酝酿真诚的友谊，况且绍布还与希特勒一起蹲过兰茨堡监狱。一出狱，绍布就成了希特勒的家务总监，不只是负责处理元首纯属个人的事情，不久还变成了他掌管最机密的国家事务的亲信。绍布的工作任务是让希特勒了解电影院和剧院的节目单，安排他的私访，用他的支票簿为他付账，整理他的私人文件，保管放在保险箱里的所有国际和约和希特勒起草的重要备忘录，为希特勒从事最机密的活动。
可以说，绍布在他主子的眼里享有无限的信任。他性格多变，极爱玩弄阴谋，常常不正当地利用特权策划阴谋、发泄私愤。他知道希特勒爱听参谋部的“小丑闻”，就义务地把牵涉到希特勒部下人员的所有的小事故都向他通报。希特勒饶有兴致地听着这些事情，常常对手下采取一些惩戒措施，而这些惩戒措施与其犯下的过失绝对的不相称。
第八章 人有一种自然的忘恩负义的倾向（3）
由于这些原因，绍布遭到众人一致的讨厌，但谁也不敢公开与他发生冲突，因为他会对元首施加对自己不利的影响。希特勒并不是不知道绍布有酗酒的小毛病，可是，比方说，如果绍布和一个经常在柏林街头出现的女子交了朋友，按道理讲，希特勒很难原谅这种放肆行为，但他迫不得已时也只能是听之任之。有人跟希特勒汇报说，他的副官在招待会上烂醉如泥闹出丑闻后，希特勒只是绝望地挥舞着手，一成不变地说：“我知道他的缺点，很不好，可是你们想要我怎么样呢？我只有他，我没有人可以替换他。”
希特勒与雷伊的争执则属于大吉尼奥尔剧院1的恐怖剧那一类型。
在希特勒的眼里，“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人雷伊是个天才的组织者和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有着神奇的思想。希特勒总是赞不绝口地谈论他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创作的反映社会的文学作品。
况且，希特勒还知道雷伊远非圣人。特别是在最后几年，雷伊的行为越来越令人气愤，越来越不像话，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让纳粹党的领导们越来越恼火。但希特勒却没有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借口说德国人民中的某个阶层需要雷伊的文学。
雷伊夫人还在世的时候，希特勒是他们家的常客。他觉得雷伊夫人美貌绝伦，她给她的丈夫施加了非常良好的影响，并相信她几乎成功地让他戒掉了酗酒和抽烟的习惯。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发展到极致的恶习继续摧残着雷伊。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会以为这个饮酒成癖的酒鬼会在他妻子的影响下改变他的恶习。
希特勒在雷伊家可以见到许多艺术家，置身其中时他感到非常惬意。在他们家见到艺术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雷伊夫人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艺术家世家，这位年轻太太的自杀使希特勒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他与戈培尔一家人关系的疏远以及雷伊太太的死，同时剥夺了他时不时沉浸在另一种气氛中的快乐，这种快乐与坐在炉火边的夜晚很不一样。
雷伊爱他的妻子，爱的方式滑稽可笑。妻子在场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在美人面前永久开屏的孔雀。一天，在伯格霍夫，他领我去就餐，他的妻子挽着希特勒的胳膊走在前面。他指着他的妻子，激动得结结巴巴地对我说：“她难道不够漂亮吗？她难道不够光彩夺目吗？”见他如此虚荣可笑，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笑出声来。
我叙述这个插曲是为了证明，雷伊爱他的妻子爱到了何等程度，他对她表达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也是为了解释妻子死后他的态度，为什么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沮丧。元首得知他和一个19岁的爱沙尼亚舞蹈演员打得火热时，非常恼怒。这名演员的好处在于能使雷伊想起自己的亡妻。莫雷尔医生把那名芭蕾舞演员的照片分发给大家看，我们发现她与雷伊的妻子的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雷伊的要求下，她的发型、化妆和衣着弄得与雷伊太太一模一样，别人见了还以为是幻觉呢！可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这位爱沙尼亚年轻女子无论是在才智还是在灵巧方面，都要大大胜过雷伊太太。雷伊着重强调他年轻的女友与已故的妻子很像，想以此来获取希特勒的宽容，希望借此来得到娶她为妻的许可。但他的诡计没有得逞，希特勒认为这种崇拜旨在借助另一个女子的外貌来让死者复生，他觉得这是对追忆死者的一种侮辱。他跟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永远也不会进雷伊的家门。
总之，我觉得希特勒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真正影响过他的朋友，那就是诗人埃卡特。
人们可能会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希特勒何以会在一些新的领域里取得突破，而这些领域在通常情况下是会对这位鼓吹战争的下士紧闭大门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在1920年，他就认识了诗人埃卡特。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诗人参加了刚刚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次干部会议。希特勒以一贯的狂热描绘了德国正挣扎于其中的混乱局势，祈求德国人民从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中得到启发，努力实现德国的复兴。希特勒身上散发出的个人魅力，言简意赅的论据，引人入胜的口才，这一切都深深地震撼了这位老爱国诗人。埃卡特非常激动，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他马上就会成为让全世界瞩目的人，并立即开始活动，为纳粹党鼓吹的事业争取到慕尼黑各个沙龙的支持。他还把希特勒介绍给工业家、高级官员、艺术家，孜孜不倦地传播纳粹信仰，使巴伐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归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埃卡特坚定地同某些阶层的“偏见”作斗争，这些阶层不相信一个既无地位又无口碑的前任下士能够领导一场以德国的精神团结为目标的运动。埃卡特不惜一切代价打消金融和产业资本阶层的犹豫，他们当时对希特勒这个把自己打扮成国家解放者的“从前的陌生人”心存疑虑。诗人成了年轻党组织收入的真正来源，他不知疲倦地组织募捐，使得起初羞羞答答的宣传可以真正有组织地展开了。
第八章 人有一种自然的忘恩负义的倾向（4）
但是，与埃卡特对其弟子的直接影响相比，这种物质上的帮助简直不值一提。埃卡特比希特勒大20岁，希特勒就像感激一个大恩人一样对他感激涕零，把他当成自己最真诚的朋友。埃卡特知识渊博，妙趣横生，智慧超常，深深地影响了希特勒，使自视很高的希特勒也自认为是他的弟子，两人成了真正的朋友。埃卡特无可争议地影响了希特勒的性格和修养，为初出茅庐的希特勒避免了许多挫折，也省掉了许多痛苦的摸索。
埃卡特排练根据易卜生的剧本改编的一出戏剧时，经常要去柏林。希特勒每次都陪同诗人前往，于是有了机会溜进柏林的上层资产阶级社会，但这些人比慕尼黑人更抗拒他的思想。多亏了埃卡特这位诗人朋友，希特勒才接触到了那些著名作家、才华出众的经济学家和有名望的艺术家。
埃卡特的死对希特勒来说，如同致命的打击。他这一生中永远也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如此志趣相投、情深意笃的朋友了。他每次跟我谈到诗人，眼睛里总是噙着泪水。在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常常说，现在他可以回报诗人慷慨地馈赠的财富了，因而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早逝就更加觉得惋惜。
我在本章的开头谈到希特勒对他最初的那些战友表现出了一种绝对的忠诚，然而，这种感恩的情结在他人生的最后那几年，由于受到多起事件的打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认识许多人，尤其是将军们，希特勒对这些人一直都很友好，但他们现在却突然被遗忘了。这些早年的战友大多数人都让他愤怒，而这种态度的转变却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我尤其想列举布兰特医生的例子，从1933年起，希特勒走到哪里他都跟随到哪里。
说一说这个年轻医生如何得到元首的宠幸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人失去信心之后可能会产生的全部爱恨在希特勒身上也显露无遗。
希特勒和他的第一批支持者被监禁在兰茨堡期间，当支持者们把时间花在写一些平常书信的时候，他们的导师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