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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偶尔也会和他讨论人种问题。这个时候，希姆莱总是批评一些德国艺术家的举止神态不像亚利安人。他不明白，建立在北欧种族主义氛围下的政权，允许某些演员的体貌特征与理想的亚利安人截然不同。但他们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谈起过集中营。
希姆莱在场的时候，社交聚会上的气氛总是非常压抑。他在周围营造一种让人不自在的难以形容的可怕气氛。但在希特勒身边的时候，希姆莱尽管拥有看不见的权力，给人的感觉却不过是个小市民而已。
维斯特拉河溃退之后，他来指挥部的次数更少了，在希特勒那里的声望也彻底毁掉了。而希特勒直到最后还喜欢戈林，尽管他们因为战争发生过争执。希特勒喜欢说到戈林，把戈林视为忠贞不二、勇于献身的战友，不计较他贪图享受，也不计较他对于剪裁别致的军服、珠宝和装潢的痴迷，他认为这些缺点并不能让人忘记戈林在大战和夺取权力期间是个优秀的战士。但相反，希特勒很难原谅德国空军从1940年开始遭受的失败，他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戈林不是技术人员，并且遭到了下属的背叛，就像希特勒本人一样。希特勒把空军的惨败归咎于德国航空技术局局长乌德特上将的固执，为此乌德特开始酗酒，并于两年后自杀。他本来可以用这两年时间进行一种新型战机的试飞工作的。
希特勒明白乌德特的继任者杰斯肖耐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出能赶上盟军先进技术的飞机。最后几年，希特勒把德国的希望都寄托在反冲式涡轮机上：“我们一旦可以批量生产，我就可以阻止敌军飞机的进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说。
可是，当有人告诉他，我们的截击机阻挡不了敌机，当敌军可怕的空中“无敌舰队”飞到德国明亮的蓝天上摧毁所有的城市时，他就大发雷霆。每当有人因为恶劣的气候条件试图为我们歼击机的迟钝辩白时，他狂怒地说，那些飞机制造师先生就不能制造一些对气候不那么敏感的机型吗？
当希特勒读到空袭对德国造成惨重伤亡的报告时，他同样地怒不可遏，因为手下的人没有听从他的命令，建造足够多的“超级结构掩体”：“几年来，我一再主张修筑这种已经接受了考验的掩体。可是，”他每一次都用拳头敲桌子，脸色气得发白，说，“他们不听我的话，这些先生总喜欢自作聪明。”
希特勒还批评空军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空军的参谋部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他憎恨那些歼击机飞行员每次得胜后都让地面的战友举起来欢呼胜利。“这些飞行员，”他鄙夷地说道，“只想让别人给他拍电影在新闻片里放映，而他们那些驾驶运输机的战友工作艰辛却默默无闻、劳而无功。”但戈林总会为他的歼击机飞行员辩护，肯定他们在对付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飞机时建立的卓越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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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我没有接班人（3）
1944年秋天，有传闻说，戈林对空中战争失去了兴趣，在卡林赫尔别墅里为一些琐碎小事浪费时间。希特勒知道后对我说：“当然，我更希望他没有娶那个女人。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那个女人身上了，再也不用心工作了 。”
然而，虽然激烈的争执使他们发生矛盾，但希特勒还是原谅了戈林。希特勒对他总是宽宏大量的。一天，戈林征用了一幅画，而古董商哈贝斯托克在巴黎答应过要把这幅画送给希特勒的。哈贝斯托克害怕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跑来找我，要我跟元首说一说。完成这样的使命需要百般谨慎，我这么做了，但希特勒还是因为戈林如此放肆而勃然大怒，他咆哮如雷：“他竟敢违反我的命令。我向你保证我见到他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但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戈林留下了那幅画。
我已经说过，在战争末期，希特勒已经不再把戈林视为接班人，在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尖刻的批评时，已经不再把他当回事。但是，尽管戈林在他的眼里丧失了一切威信，希特勒还是很喜欢他的这位老战友。每次参谋部的会议结束后敌机来袭的警报响起时，希特勒总要叫人打电话到卡林赫尔别墅，询问帝国元帅是不是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确信，1945年4月20日，对戈林的逮捕和执行死刑的命令决不是希特勒发出的。那份著名的电报只能是鲍曼的杰作。战争最后的那几年，他是希特勒死心塌地的效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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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不想离开柏林；我宁可自杀（1）
——希特勒，1945年3月。
我毫不怀疑希特勒和他的配偶爱娃是自愿自杀的。这种决定命运的行为不只是希特勒承认自己事业崩溃，并为此画上的一个句号，也符合他在最后3年里所信奉的关于人在命运面前承担责任的信念和理论。
战前，他常说，每个人都必须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在他看来，苦难的经历不能成为放弃日常斗争的理由。希特勒真诚地同情那些因为绝望而自愿放弃生命的人。他相信，在危急时刻，一个简单的建议或者一句小小的鼓励，就足以使一个绝望的人重拾信心。
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彻底改变了这种观点，尤其是在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那场暗杀之后。他奇怪地发现，由于孜孜不倦地阅读哲学家叔本华的作品，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地，他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变成了自己的思想，那就是当生命只留下幻灭和苦难的时候，生命是不值得留恋的。在东普鲁士司令部里的那些夜晚，希特勒常常跟我描述一些人的心理状态，他们在放弃努力后慢慢受折磨而死：“当一个人只是一堆行尸走肉的时候，有什么必要继续活着呢？到了那个时候，别再提面对义务的懦弱和背叛了。”
他常常告诉我，每次面对一个日暮西山的人，他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全明白这一点，他本人虽然拥有意志的神奇力量，身体却已陷入了衰朽状态。
1944年在他重病期间，我常常走进他的房间。那间设在小地堡里的卧室，从来都没有一缕阳光照进来。我发现希特勒已经身心交瘁，他用微弱的声音向我描述胃痉挛给他带来的可怕痛苦。“如果这样的痉挛反复发作，我的生命将不再有意义。”他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它。”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那么绝望无力，我情不自禁地对他怜悯起来。看到这副饱受极度痛苦折磨的肉身，我的心情非常激动，那里的环境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窄小的行军床，冷冰而平滑的混凝土墙壁，一切都充满了单人牢房的气息。那个人痛苦得扭曲着脸，穿着镶着蓝边的白色睡衣，躺在我面前。他仿佛已经感觉到了坟墓里令人窒息的气息，但时不时地还挤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但又极力掩饰。在我面前的，已经不再是大德意志的那位“元首”了，而是一个可怜的老人。
希特勒从此再也没有从那次疾病中彻底恢复过来。不久之后，在柏林的时候，在晚上茶会期间，他躺在一张长沙发上。由于白天的工作消耗，他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他常常跟我说，人类太坏了，生命不值得留恋。人类的伪善使他失望到了对生活失去信念的地步。
“动物比人类要忠诚得多。”他重复说。他不时抬起眼睛，目光落在悬挂于办公室墙上的腓特烈大帝的肖像上，重复着大帝的名言：“自从我研究了人之后，我就喜欢上了狗。”
1945年1月，希特勒从巴特诺海姆回到柏林，眼看着萎蔫下来。他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在茶会期间自言自语，老生常谈。他的保留节目也越来越少，经常是同样的事情中午讲过了，晚上又重复一遍。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地跟我们说的都是这些话：“布隆迪这个该死的畜生，今天早晨又来叫我起床。它走到我的床边向我做出友好的表示，可是当我问它是不是想出门的时候，它很快又回到它的角落里去了。多么聪明的畜生！”要不就说：“看看我的手，它好多了。我不再颤抖了，差不多已经不抖了。”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希特勒向某个人问好，却浑然不知他先前已经向那人问过好了。他的失忆是很明显的，他依然喜欢讨论的一些话题变得越来越乏味，没有一点意思。他不再论述人种问题和政治经济问题，不再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讲古代史，他以前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跟我们讲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以前他对生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对人类（他相信人类有朝一日会被一种类似白蚁的生物取代）的社会进步全都兴趣浓厚，满怀热情。但到了最后几个月，他却只谈养狗、粮食以及人类的愚蠢和险恶。他对身边人的评价也变得极度令人困惑。那些在漫长的年代受到他特别器重的人，在他的眼里无缘无故地就突然一钱不值了。
第十六章 我不想离开柏林；我宁可自杀（2）
在餐桌上，他也常说一些倒人胃口的话题。他要是碰到一个在他看来口红涂得过于鲜艳的女人，在吃饭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口红棒是用巴黎下水道里的水做的。
他同样也会跟我们解释有关他的血液的一整套理论。他带着虐待狂的兴奋，告诉我们他为了降低血压，常常求助于水蛭。有一天，我告诉他，我非常讨厌那些肮脏的小动物，他吃惊地反驳我说：“可它们都是些善良的小动物，能够为人类造福。”然后，他很快又对我们说，莫雷尔现在只是给他抽血而已，他觉得这方法更方便更卫生。
当他心情极差，看到我们吃肉或者只是在水煮的青菜里放点肉汁时，他会暗示莫雷尔给他抽了血，同时对我们丢出这样的话来：“我很想用我多余的血为你们准备血肠。为什么不呢，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吃肉。”
当他第一次跟我们说这样的话时，我们都面面相觑，毫不犹豫地向他表示，他在吃饭的时候说这种话让我们很恶心。我们真是倒霉透顶，因为他不但没有改变话题，反而不厌其烦地罗嗦了一大通，向我们证明血是一种特别能增加食欲的东西。我还惊恐地发现，以前他对手下的女员工总是非常有分寸，现在却全然不顾了。我在他身边度过的那12年里，他从不允许自己对女职员有哪怕一点冒犯、一点亲昵以及一句脏话。在柏林的最后几个月，他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有一天上午，在响起空袭警报的时候，一位女同事戴着火枪手的手套和一顶特大的卷边帽走进总理府的地堡，从头到脚都是紫红色的。希特勒平时一直很欣赏这位女同事的奇装异服，那一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她前面，赞赏地建议说，如果她只戴帽子和手套，她的美貌就不会损坏得那么厉害。他笑着邀请她今后像他说的那样去他的地堡。这种低级趣味的玩笑重复了好几次。
莫雷尔定期给他开的肌肉注射针剂，对希特勒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