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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能据此判断希特勒对莫雷尔绝对信任，完全相反。希特勒对他的怀疑与日俱增，莫雷尔建议的每种药都被希特勒小心地研究过。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使用说明和药品分析。哪怕装药的容器刚好有一点点改变，希特勒也要知道其中的原由。他要了解哪怕是很小的原因。这时候，他的记忆力又派上用场了，他可以轻易地记住与每种药有关的一切。他养成了习惯，长时间拖着莫雷尔讨论后者建议使用的药品的治疗作用，并常常故意让莫雷尔出错。莫雷尔由于记忆衰退，很难承受这种间接的审讯，按照希特勒的要求百分之百精确地回答他提出的吹毛求疵的问题。只要他出一点点小差错，希特勒便训斥他，重新开始对他不信任。
这样无休无止地纠缠别人，希特勒本人也感到痛苦，他曾经向我承认，他很想改掉这毛病，但没有用。
实际上，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他生活在怀疑之中，偏执得让人害怕。在他统治的最后时期，盲目的顽固和迫害狂的心理结合在一起；无疑使希特勒失去了清晰的思维和判断能力，否则他所犯的一些致命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希特勒害怕成为某种传染病的牺牲者，就像他总担心会被暗杀一样。他身边的人和下属稍有点感冒，就被严禁接近他。为了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希特勒不断重复且肯定地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生病。”尽管有这些严格的命令，有时病人仍会冒险出现在他的身旁，这时，他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预防可能的传染，甚至会在茶里加上几滴白酒。他的医生们经常对我说，他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病人。
希特勒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搞懂，有时不得不用几小时的时间向他解释小小的治疗措施。当他怀疑某种药的治疗效果时，他就粗暴地拒绝服用。最科学、最合乎情理的解释对他也起不了丝毫作用，那些辩论最终总是不变地以元首的发怒收场，但这种怒气；却没有他对他的将军们发火那样歇斯底里。
希特勒非常反感在别人面前脱衣服。1944年11月之前，他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莫雷尔医生为他拍X光照片。当医生冒昧地提醒他，他答应过拍X光片时，希特勒的情绪便失去控制，怒不可遏的声音突然爆发，我在候见室里都能听见。在愤怒发作的时候，他总是对医生喊道：“您疯了吗，竟向我发号施令！这里我说了算，而不是别人。这段时间以来，您好像常常忘了这一点。您要是胆敢再这么做，我马上把您送走。”有一天，莫雷尔斗胆问他，为什么总是拒绝某种治疗？希特勒冷冷地回答说：“因为我不愿意，这就是原因。”莫雷尔以不屈不挠的热情，继续向他推荐别的药。一天，再次因希特勒的拒绝而感到失望之后，他喊道：“但是，我的元首，我的责任不是照管您的健康吗？万一您要出点什么事，那怎么办！！！”希特勒目露凶光，深不可测地逼视着莫雷尔，像要把他穿透。他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带着残忍的乐趣对他掷出这样一句话：“莫雷尔，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事的话，您的生命也将不再有意义。”然后，他做了一个神经质的手势，粉碎了空中一团并不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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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不能让自己病倒（3）
毫不奇怪，希特勒的健康状况以及他与医生们的关系，在他周围产生的影响是最具有戏剧性的。我不能举出确切的例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止一个决定，不止一次与外国外交官的会晤曾受到希特勒健康状况的影响。
元首的健康问题真正成为了一个国家性的问题。我知道，第三帝国所有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希姆莱也想掌握这一控制权，于是，莫雷尔就成为他暗中操控的目标。当布兰特教授和冯·哈塞尔巴赫医生失去希特勒的信任之后，一个年轻的党卫队医生斯图姆芬格接替了他们的位置，他的存在使得任何事情都无法避开党卫队领导人的耳目。希姆莱的 “耳目”的作用是特别监视莫雷尔的行动。莫雷尔有所察觉，从此便生活在无边的恐惧之中。1944年初，希姆莱突然传唤他到指挥部去，去之前，莫雷尔向我吐露了自己的恐惧。但是，希姆莱从来没让他向其汇报自己对希特勒的特殊治疗，莫雷尔感到十分惊诧。希姆莱只是很客气地请他帮忙说服希特勒接受一个按摩师的治疗，这个按摩师享有很好的职业声誉。对这个要求，莫雷尔没有给希姆莱答复，因为他知道，希特勒是绝不会让一个新来的人为自己按摩的。这不仅仅由于他天生就对别人不信任，最主要的是他厌恶赤身裸体。只是在最后的几个月，希特勒才求助于这个按摩师。阴谋家希姆莱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莫雷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只不过是希姆莱恶毒的游戏中的一颗棋子。他惶惶不可终日，在他负责治疗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的病人和牢牢监控着他的第三帝国警察总长之间摇摆不定。
希特勒老是在想，人的寿命可以很长。在他的谈话中，他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相信有一天科学可以延长人的生命极限，而一些相关实验也得出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莫雷尔使希特勒相信印度的大象之所以长寿，是因为它们吃了那里的一种草的缘故。我相信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希特勒会派出探险队到印度去寻找这种草的。
希特勒完全吃素，烟酒不沾，希望以此多赢得几年寿命，来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业。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在这种人造环境中所过的违反自然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退了。生活中的这种反常，使他虽然服用越来越多的安眠药，但也只能享有短暂的睡眠。紧张的夜间工作，导致他在正常人正当盛年的年纪就已经虚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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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永远不会拥抱有抽烟习惯的女人（1）
——希特勒
希特勒完全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他只吃素食，既不喝咖啡，也不饮浓茶或白酒。他深信肉食、酒精和尼古丁有害。谈话时经常回到这样的主题上来，并尽力让我们对他的厌恶表示赞同。他肯定地说，吃肉会让人想喝酒，而对酒的吸收会刺激抽烟，这样的一种恶习会带出另外一种恶果，加速使全国人民陷入可怕的悲惨境地。他认为尼古丁比酒精更可怕，把它看成毒药，其害处要一些年头之后才显现出来。
抽烟使人头脑迟钝，静脉血管收缩。体质的整体下降是所有嗜烟者的共同点。有一天，他开玩笑说：“实际上，消灭敌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送他们烟抽。”
若是有人胆敢反对他的这些说法，希特勒就会生气，那个倒霉蛋从此以后便不再值得尊重。多少次，他不无严肃地对我说：“要是有一天我看到爱娃暗中抽烟，我会立即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
希特勒曾想战后让禁烟合法化。他相信，这将是他为他的人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对希特勒来说，金钱和财产也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他唯一的奢侈，是用真正的戈布兰地毯、古画、各种值钱的小摆设和鲜花精心装饰大房间。
希特勒是一个马虎随意、极端不注重修饰的人。他的衣服不多，而且毫不考究，时尚对他来说没有意义。鞋子不要夹脚，西装不要妨碍活动，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由于他习惯在讲话时做大幅度的激烈手势，他上衣的袖子都裁得很宽。他不喜欢到裁缝那里去试衣服。为了避免麻烦，他总是一次让人做三四套西装，按同样的方式剪裁，料子也常常相同。对于领带，他也没有任何讲究。他发现自己喜欢的领带时，便立即买上半打，并且都是同样的花色。
在战争期间，他身着制服，系一条事先已经成形的领带，一下就可以系好，这样可以少浪费他宝贵的时间。在他上台的初期，大家总看见他穿着土黄色的有腰带的风衣，戴着灰色的天鹅绒帽子。后来，在奥伯萨尔茨堡的时候，他习惯穿一件毫不挺括的加拿大式风衣，颜色是显得很脏的灰色，戴一顶灰色军帽，黑色的帽檐大得夸张，几乎遮住了他的半张脸，宾客们常常感到吃惊。但希特勒完全不把别人对他的友好批评放在眼里，据说这个帽檐能够保护他的眼睛不受讨厌的阳光刺激。每次他身边的人和亲密的朋友建议他穿得考究点时，希特勒都会面露不悦，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他的不满。只有穿起来舒适的衣服对他来说才有意义，他厌恶为举行正式仪式而穿的燕尾服。他不明白为什么非得穿上这种硬挺刻板的衣服耸肩缩背地接见外国外交官不可。在他的实用主义面前，就连无尾常礼服也不会受到青睐。厌倦战事之余，他叫人做了一套双排扣的常礼服，他身边的很多人马上纷纷仿效。
希特勒从不戴首饰或手表一类的东西。直到最后的日子，他一直将他那块没有链子的大金表，放在西服上装的一个口袋里，但这块表几乎从来没走过。他经常忘记给它上发条，因此得常向他的工作人员或来宾们询问时间。这个时候他总是脾气很好，自嘲地说： “我的标准计时器又停了。”
确实，在他的眼里，表的作用不像在大多数人眼里那样。表的替代者是他的贴身侍从，早上，是侍从把他叫醒，并在一天中提醒他主要的会见时间。
希特勒睡觉的时候，房门总是上锁的。贴身侍从在说好的时间（一般在早上11点左右）敲他的门，叫着：“早上好，我的元首！您该起床了。”同时把报纸和早上的报告放在门前。希特勒会把它们拿走，快速浏览一遍。他的贴身仆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脱掉衣服或者是穿着室内便装的样子。
大约中午时分，希特勒按铃叫人送早餐。在早些年里，他的早餐还是由一杯牛奶和一些按特定食谱制作的面包组成。后来，他只吃苹果泥，最后吃的是根据一个瑞士医生的方子制作的糖煮水果，那是由牛奶、燕麦片、苹果泥、核桃、柠檬和其它一些东西做成的。他吃早餐时，副官会给他拿来紧急电文，让他知道前一晚发生的事情。然后，希特勒制定一天的工作计划。他在伯格霍夫逗留时，习惯在早上召集他的幕僚们在大厅向他汇报。置身于那个巨大的房间，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生理需要。他一边纵横踱步，一边和参加会议的人谈话，目光时不时地停留在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山顶上，阿尔卑斯山的全景被框在像商店橱窗一样巨大的窗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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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永远不会拥抱有抽烟习惯的女人（2）
在这种会议上，希特勒经常忘记午餐时间。客人们在大平台上或各自的房间里耐心地等候。最后，希特勒终于来了，他首先向爱娃·布劳恩，然后向每位客人问好，抱歉自己迟到了。开始那些年，他只对已婚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