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上海，经原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佑尼干律师①和合伙人费信先生②介绍，我荣幸结识了上海会审公廨③的一名主审法官，并旁听了他一整天的诉讼。这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尽管我为纽约郡医学会做过七年公诉律师，对刑庭内幕了如指掌，但在上海会审公廨度过的这一天，仍然像小说情节那样让我激动，并为我内心保留着些许哀婉之情。
出庭者没有坐位，但不用下跪了
这是1906年9月的一天，天气炎热。一位清国脚力费劲地牵引着马车，试图为我在法庭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这个法庭从建筑外观看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显得更乏味和单调些。
法庭书记员分别由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清国人担任，他们坐在庭上相应的位置。芬顿先生和一名西洋巡捕也在庭上，他是一位标准的英国文官，负责监督法庭依照法定程序审办案件。正面条凳上，端坐着一名美籍督办斯蒂芬·巴戴先生（通常是英美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名副领事）和一名清国法官。
会审公廨由两名清国法官轮流坐堂，地位相等，但年长者被尊称为法官，而年轻那位被称为助理法官（会审公廨的中方法官称“谳员”，助理法官称“襄谳员”） 。今天出庭的主审法官是位年轻人，名叫孙乃洛。他给予我额外的殊荣，特别邀请我坐在他与巴戴先生的旁边。巴戴先生是会审公廨的洋人监审，汉语讲得十分流利。
除了上面提到的官员，法庭上其他人等都不许就坐。法庭根本就没为嫌犯、证人和旁听观众设置坐席。巴戴先生说，前不久他们还依照清国习俗，要求出庭人一律下跪，直到最近这一要求才被废止，因为它不符合西方社会的司法习惯。法庭里恐怕有上百名清国人，他们每人都穿着宽大的白袍和宽松的裤子，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当中大多数人的眼里都神情惊惶，给人印象很深，真是令人难忘的景象。
会审公廨的司法结构
庭审中，辩护律师一次都没有出现。主审法官神色庄严地告诉我，律师很少出庭辩护，在上海也没有律师协会。会审公廨实行当堂发落，审案神速，时间急迫，也不容法官耐心倾听律师冗长的申诉。
与此不同的是，在上海的洋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可对于上海的清国人来说，他们的诉讼权利又从哪里获得保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清国人与洋人关系的渊源说起。如今，约一万名洋人居住在上海，同时还有几十万清国人居住在租界内。租界行政权掌握在由少数外国纳税人推选出的工部局手中。虽然租界中的清国人也向工部局纳税，但他们没有选举权，对市城管理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对于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居住在此的外国纳税人才拥有公共事务的决定权。
然而，由于司法管辖权影响到清国人，所以租界当局对清国人的诉讼权予以认可，这是明智的。成立会审公廨，即是对生活在租界内的清国人施用混合司法管辖权。例如，如果一个洋人控告清国人，庭审由清国法官进行，使用《大清律法》裁决，而原告的领事或其他官方代表只能按照司法程序旁听。
会审公廨的刑事审判对洋人而言最具吸引力。因为《大清律法》十分独特，处罚相当重，非同寻常。几个月前，上海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即把他关进站笼中，头伸出笼外，卡在一个洞中，不能动弹。然后，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中取走一枚石子，至到其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此外，还有一种死刑叫“凌迟”，就是将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令他痛不欲生。处决强盗的方法一般是斩首。
1906年的上海：会审公廨（2）
上海租界当局认为，剥夺清国官府处罚其人民的权力是不明智的，至少在面子上需要为会审公廨赋予审判权。这个法庭之所以如此称谓，是由其司法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清国法官审案时，必须另有一名外国领事陪同。在刑事案件判决上，外国领事拥有发言权，但清国国民之间的民事诉讼则由清国法官独立裁定。
从这个法庭的实际情形看，许多案子都转为民事诉讼了。这个情形与美国相似，许多刑案实际上更适于民事法庭审理。上海租界内的警察力量由租界当局控制。除非通过外国巡捕房，否则不许逮捕清国人。即使一个外地的清国人在租界临时居住，也必须由工部局签署逮捕证后，才能逮捕他。许多了解其中奥妙的清国人宁愿搬进租界居住，因为清国法律在这里必须为西洋法律让路。
法庭上的“疯女”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孙乃洛法官这里。他礼貌地停止了庭审，等待翻译给我进行简单的解释。我被一位清国妇女的奇特举动吸引，因为她神情紧张地紧盯着我们。“这是一位可怜的人儿！”我心中暗自叹息，感觉到她内心极度的焦虑。看来，她十分害怕最终审判会以可怕的方式夺去她爱人的生命。从她间歇的抽泣中，可以感觉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注定要目睹一出最为哀婉动人的场面，代表司法公平的屠刀必将落在犯人颈项之上，而我们听到的不是犯人的尖叫，而是无辜妻子的哀嚎。
孙法官拍打着惊堂木，要求法庭保持肃静。令人诧异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那个孤苦伶仃、痛苦啜泣的女人。她站在法官面前，表情麻木，动作呆滞，只是不停地哭泣。哭声越来越大，最后竟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一位清国衙役冲上前去，抓住她双肩，粗暴地揪住她长长的黑发，恶狠狠地将她拖出法庭。这个衙役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同情。我惊讶地回转头来，看着巴戴先生，试图寻得答案。
他冷冰冰地说：“这个女人是个疯子。”
意想不到的解释，更增加了现场压抑而恐怖的气氛。
我回答道：“如果是疯子，为什么不把她送进疯人院呢？”
巴戴先生说：“因为，无论是清国人或清国政府，都没有对如何处置疯子有任何规定。我们在上海已尽最大努力，但清国的这种精神病人实在太多，我们也照顾不过来。”
我暗自叹息道，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用笔叙述自己因身患脑疾而备受煎熬的经历，以上帝的名义呼吁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来解除他们心灵的痛苦。
据说，在大清国，如果哪家出了疯子，通常做法是将他捆绑起来或用重石缚在堂屋里。曾经有个广东女人被这样捆了15年。最近，还有一位，颈、手、脚都被捆绑，送到了传教士创设的避难所。这人在悉心照料下得以康复，但锁链长时间的束缚，已使他一只手的肌肉萎缩了。
判断一个人究竟是弱智抑或是患有精神病，可以进行一个小测验，即用一小块灯芯浸泡过食用油或煤油后，放在他的大拇指上点燃，观察其表现即可判断。
我常在这里的大街上看到精神病患者被人嘲弄的情景，他们遭到乱石的痛击。清国人对付精神病患者的处方，是为他灌服桐油，使之呕吐。他们认为这样可排除邪恶的毒素。清国人不知道，疯病的原因是人的大脑机能出了问题。
在那炎热的一天，会审公堂里发生了许多特别的事，但那个疯女人歇斯底里的嚎叫，一刻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她的悲伤，不止一次地冲洗掉我在东方许多愉快的记忆。
快刀斩乱麻的审判
下一个被唤进来的人名叫旷生民，他被控下午两点从浙江路428号一家鸦片店里勒索了10美元的东西。传唤了一名证人出庭，但他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词。对清国人而言，他们哪里知道证词在西方宗教和法律体系中的神圣与庄严。一名无效证人的证词已经足够，旷生明被判处10个月监禁。听到宣判时，我的意识有些空白，搞不清这样的判决是否符合我们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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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的上海：会审公廨（3）
第三位被传唤出庭的人名叫朱旺家，他被控于下午1点57分在北京路将一只活鸭残酷放入滚开的沸水里烫死。此人说话结结巴巴，提出的解释含混不清。他被处以25美元罚款。由于缴不起罚金，只好将他驱逐。
第四名被传唤出庭的被告名叫罗望安，但庭下无人应答，他的保释金被没收了。法官通过翻译向我解释道，这位罗先生被控于晚上9点45分在福建路将一名歌女扛在肩上调戏逗弄。他为此交付了保释金。那位名叫李申花的歌女被控有伤风化，她的保释金也被没收。法官认为，如果两人对质公堂，真相大白，恐怕罗先生还要再赔一些银两。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出尚未上演的百老汇歌剧，禁不住要笑出声来。
第五位出庭的人犯名叫姜跃弟，从他上堂的神情即可判断，这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庭上展出了一把带柄的剑，他被控于下午6点30分佩剑进入租界。依照法律规定，这是被禁止的。与可能遭受牢狱之灾相比，这名人犯似乎更害怕失去这把做工精致的剑。
这只宝剑的剑鞘做工十分精致，可谓清国木雕艺术的一件杰作。它由当地一种稀有的木料制成，上面雕有花纹、飞鸟和龙，雕刻刀法细腻传神。木鞘镂空而制，恰好可以装进一柄锋利细长的剑。我敢说，这名人犯不止一次地试图收回他的这件艺术品。
第六位面对法官的是一位姓宋的小女孩，她指控蔡氏伙同罗氏、姚兰和张氏三位50多岁的妇人将她拐卖为奴。“她们知道她是从无锡老家被绑架而来”。孙法官以他自己的方式问案，仅用3分钟就为被告定罪。小女孩被一名英国巡捕带进监护室，将她送还其母。而四名妇人被判入狱。但是，你知道她们的刑期多长吗？仅仅一个月！哦，上帝，上海没有一个保护儿童的社团组织。在清国，女孩子和女婴不如男孩那样受到家庭的重视。如果姓宋的这个女孩是个男童，也许绑架者就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了。
冰的故事
这是一个骗子巫师的故事，在纽约法律界绝对闻所未闻。被告名叫秦凌冰。法官花了比通常更长的时间，以图查明案情。法庭翻译要把案情说明白，也颇费口舌。出庭的冰小姐，左眼紧闭，脸部和手臂青一块紫一块，衣服褴褛，但表情刚毅诚恳。从外表观察，即可猜出其中必有隐情。
冰小姐患有严重的梦呓症，她被兄长关进一间小屋独居，而且不提供膳食。但饥饿并未治好她的病。于是，这位好心的兄长请来一位民间巫师，在她身上施展了许多魔法。做过多次道场后，巫师断言冰小姐的体内藏有一只狐狸，并保证他能施法驱除妖魔，进而向那位善良的兄长索要了许多好处。
巫师的疗法，就是用棍棒猛击患者的头部和身体，但冰小姐的病因仍未能消除。如此折磨多日，终于在一个深夜，邻居听到了冰的惨叫。众人涌入房中，看见她醒了，但左眼脓肿，脸上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匪夷所思的是，这名巫师并未受到起诉，而冰小姐反而受到指控。清国的骗子花言巧语，很能迷惑人。我原希望能改变冰小姐在法庭上的困境，但孙法官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就宣布休庭了。也许那位巫师会诡辩，称他所作所为虽然可能危及人的生命或给人造成伤害，但总地说来，他的治疗还算有效。
鸦片鬼和骚乱
案件审理速度极快，我的大脑几乎跟不上运转。我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