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据报刊公布的一些调查资料综合而成。）
由上述统计数字可见，我国知识分子的待遇实在太低了！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1）
20世纪90年代，以“高科技”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正在发达国家兴起。“科教兴国”成为我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
然而，科教兴国必须先振兴科教！于是许多有识之士出面，大声疾呼：必须妥善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刻不容缓！
谈“才”与“财”
在1997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五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吴文俊老师发言：“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把一大批人才（学者）‘送’到了美国，美国发了一批‘才’；前些年苏联解体，一大批人才（学者）又投奔到美国，美国又发了一批‘才’。现在我国……人才问题很重要！但是，没有‘财’留不住‘才’，无‘贝’之‘才’无法留！要留住人才，就必须注意解决知识分子的工薪和待遇问题。”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系甘子钊主任介绍：北大物理系恢复高考以来，历年占学生总数1／3的最优秀学生几乎都出国了，仅在美国就超过500人。他忧心忡忡地说：“人才流失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
1995年，一项以国家级学术带头人为调查对象、抽样范围达4000人的大型调查显示：在院士主持的课题组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成为科研主力。遗憾的是在调查中发现，由院士主持的课题组中，35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安心工作的仅为17％，而“不安心”或“只有一半安心”的却达59 ％ ；在院士们主持的国家级项目中，3年来，人员流动“较大”或“个别流动”的约占72 ％，而“不流动”的只占10 ％；在流动人员中35岁以下的中、初级人员最多，分别达到59 ％和62 ％；流出的人员去向，排第一位的是出国，占67％；排第二位的是到科技实体、公司，占18 ％； 这项调查的结论是：35岁以下的年轻科技队伍严重不稳，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的队伍中，那些具有初、中级职称的35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的不稳定已经使得国家科研队伍流出大于流进。
据首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1996年对在京6所高校的统计，近年来，1982届至1991届毕业的大学教师已流失％，其中，首都医科大学1982届至1989届毕业的教师流失75 ％，1989届至1991届毕业的教师流失40 ％。
据《劳动报》1996年9月3日报道：80年代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0万，然而20万人员中只有7万余人学成回国。人才流失触目惊心！
1998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九届第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朱震刚说：“中国科学院系统现有123个研究所，600多名院士，5万多科技工作者，这支队伍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宝库。但是国家每年几个亿的投入太可怜了，多数研究所拿到的钱仅够发工资，国内搞基础研究的中青年人才都快跑光了！”
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兰州大学校长忧心忡忡地说：过去10年；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可以再办一所同样的大学。在西部地区；兰州大学具有一流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但人才流失却使兰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兰州大学并非孤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科教人才流失已成为普遍现象。中西部地区是人才流失的重灾区。据统计；山西全省高校“九五”期间硕士研究生以上的人才流失达1500多人；这些人才相当于两所大学的师资。人才流失的原因；除少数属于工作需要、解决夫妇分居等；绝大多数与待遇和工作环境直接有关。
东部沿海的人才流失状况也不容乐观。据华东交通大学的统计；该校教授流失人数2001年为11人；2002年增加到19人。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教育系统每年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中； 90 ％ 以上为中青年学者； 而学成回国率不足40％；即使回国的人员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失到企事业单位。外企也是抢夺高校人才的桥头堡。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名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
优秀骨干人才流失的趋向：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沿海地区向外企或国外流动。
除了人才流失；我国高校还存在着人才使用效率低、职称结构老化现象严重等问题。2000年有关部门曾对全国100名硕士学位以上的中青年教师做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占10 ％； 基本发挥作用的占21％；有相当余力未发挥作用的占44 ％； 不能发挥作用的占25％ ；这样；高校的教育质量必然下降。
必须提高科教投入
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效益最高的投入是科教”。以香港为例，特区政府十分重视对科教的投入，高等院校不但研究经费充足，而且教师的工资也很高，一个大学讲师的月收人可达4至5万港元，这待遇甚至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人才济济，使得香港的经济迅速发展。再说美国，据重庆大学陈景秋教授介绍：“我国1998年教育投入109亿元，只相当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的经济投入。”
我国高等院校经费短缺不仅造成大量高科技人才流失，而且影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专家学者们分析了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概括如下：
第一，知识分子生活待遇低，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例如：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每月仅有200元左右的生活费，毕业后也只有300元左右的月工资。这种待遇，连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维持，这是造成人才外流的一个主要因素。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2）
第二，管理体制问题。目前缺乏有效的人才管理体制，各级政府未能制订出一整套有关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的培养目标、培养对象和培养计划。
第三，经费资助。目前对人才的培养缺乏有计划的、合理的经费资助，严重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第四，缺乏竞争、激励机制。目前，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内部缺乏相应的竞争、激励机制，造成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严重，干好干坏一样，不能启动人才自动化运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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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新纪元（1）
1998年初，李嘉诚先生建议###共同设立一项旨在大规模延揽海内外高层次创造人才、赶超国际科学前沿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以来，长江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中国高校的传统人事制度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一向爱国重教的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早就有意捐款资助国家的教育大业。1998年8月；###与李嘉诚先生决定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作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中的核心项目率先启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包括实行“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和“长江学者成就奖”两项内容。宗旨是“延揽学界精英；造就学术大师；带动学科建设、赶超国际水平”。按照这一计划；我国高等院校将设置“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具有创新性构想和战略性思维；能带领本学科跟踪国际科学前沿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同时；聘请国外知名学者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短期回国进行合作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高度重视。
李嘉诚先生领导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期投入港币6000万元；###筹集相应配套资金；用于在高等学校实行“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由具备条件的大学负责招聘500个岗位，由###聘请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入选者，除享受学校规定的同级学者的工资、福利待遇外，每人每年再发给十万元的特聘教授津贴。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必须须经过三道遴选程序。
首先是高校学术委员会对应聘的特聘教授候选人进行初选；其次是60位左右的两院院士参加的同行专家会议两轮评审；最后是由杨振宁、朱光亚、吴瑞、韦钰等国际著名科学家和李嘉诚基金会代表组成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专家委员会审定。经过上述三道遴选程序后，特聘教授候选人方可与高校正式签订聘任合同。###和李嘉诚基金会全权委托专家进行终审，没有给行政部门留有任何余地。
李嘉诚先生还另行捐赠港币1000万元；用于设立“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奖励人民币100万元；二等奖奖励人民币50万元。
李嘉诚先生多年来热心资助我国教育及医疗事业，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5亿港元。
一石激起千重浪
许多海外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在“长江计划”的吸引下； 踊跃回国服务。
1998至2003年全国共有74所高校分批聘任了494位特聘“长江教授”。长江学者中，98 ％ 具有博士学位；93 ％ 具有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200位直接从海外应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占长江学者总数的37 ％ 。
应聘者中，37岁的佘振苏教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美国的年薪不下11万美元。那么，吸引他回国应聘的是什么呢？ 佘振苏回答：吸引他的，有多方面因素。一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二是这些年感觉到，国内的条件、特别是实验室建设条件开始渐渐成熟，可以做了。第三，学问做到一定程度，特别希望东西方文化的交融。10万人民币的年薪是基本的经济保证。目前看来，“特聘教授”岗位，就是站在海外科技前沿又能够吸收祖国传统文化的机会。
60多岁的魏庆鼎教授，作为余振苏即将来到的湍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带记者们参观了实验室为佘准备的办公条件。在一栋新楼5层，30多平方米，阳光穿过拱形窗照射宽大的办公桌，真皮沙发的保护膜尚未揭开。魏教授肯定地说，这里比佘振苏在美国的办公室宽敞多了。余办公室旁边的几个房间，全部虚位以待他的研究生和合作者。魏教授说，我们就是想让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减少后顾之忧，把精力集中在科学研究上。同时，也想让他们的外国同行知道，中国有能力留住自己的学术精英。一直微笑着的老人忽然叹了一口气：“可惜，我们以往的条件太差，优秀学生大部分出国了。像我们专业，很难招到北大自己的硕士、博土。但是，一个研究人员，最容易出成果的时候，恰恰是作博士和博士后时期啊！ ”
留美的舒红兵教授在《自我介绍》里，也谈到了回国的动机：“虽然我（在美国）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教授职位，一个好的研究环境，一份高的年薪，还有我从来不看重的绿卡；但我从出国的那一天起，就想着回国效力。只是等待机会罢了。”
北大方正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阳振坤教授，是北大应聘者中惟一没有国外留学和工作背景的人。他说，“特聘教授”对于他更多地意味着荣誉，甚至压力。佘振苏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我不能受聘，那么这项计划会有问题。”
北大力学与工程科学系64岁的武际可教授认为：科学是需要很多人合作的事业，仅有少数“特聘教授”是不够的。特别是跟“特聘教授”一起工作的人，会感到难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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