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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是谁
林局长很清楚，要摸准艾滋病通过神秘女尸的传播流向，必须首先弄明白死者是谁。他向灵仙派出所下达了限期查出死者身份的命令。 宗山接到命令后，立即在灵仙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进行排查。针对死者的职业特征，排查的重点放在歌厅、舞厅、酒吧等明里暗里的色情、娱乐场所。 第一回合结束，宗山就败下阵来。灵仙镇里里外外歌厅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共９３家（其中包括未注册非法经营的家庭ＯＫ厅２７家），都声称不认识死者，相当部分娱乐城甚至不承认容留小姐进行“三陪”。线索中断，宗山一筹莫展。 林局长为此专门从县里赶到灵仙，一到派出所，就狠狠地把宗山克了一顿：“你这样大张旗鼓地进行，人家能承认容留小姐‘三陪’吗？人家那不是自己把自己往局子里送？！目光只盯住老板，老板有那么傻吗？你怎么不去找小姐问问？在小姐群里查一查？如果说死者曾经在灵仙呆过，我看没有小姐不认识她的！” 宗山嗫嚅着说：“问也问过，小姐都跑啦！” 林局长有些发火了：“你这一巴掌打下去，跳蚤没打着，蚊子倒给吓跑了！我看你怎么办？时间只有两天了，两天内再查不出来，我拿你是问！” 林局长离开灵仙后，宗山又重新作了一番布置，找到好几十个隐藏下来的小姐，对这些小姐进行说服工作，晓以利害，还把死者的照片放大了让她们一一辨认。 “这不是瑛姐吗？！”一个名叫红红的小姐见了照片脱口而出。 宗山一惊：“瑛姐？瑛姐是谁？” 红红拿起了死者的照片，眼圈有些红：“瑛姐对我可好了，有一次我病了，没钱进医院，还是瑛姐拿钱给我看的病。她……她怎么死了呀？”说着说着，红红就嘤嘤哭了起来。 宗山劝红红：“你别哭啊，瑛姐到底是谁呀？” 红红揩了揩泪水，哽咽着说：“我只知道比她小的，管她叫瑛姐；比她大的，管她叫瑛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呃！对了，我还听说瑛姐好像是贵州安顺人。” 宗山又问：“你知道你瑛姐在哪家歌舞厅坐过台？” 红红回忆着说：“云梦，南国，沸点，对，还有圣地亚哥娱乐城，她都呆过。” 宗山有些兴奋：“她有朋友吗？” “朋友？干我们这行的，找朋友干啥？那不是自己讨打么？” 宗山连忙解释说：“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还有没有比你更亲热的女朋友，对，女朋友！” “有啊！瑛姐跟莉姐关系最好。” “莉姐？谁是莉姐呢？” “莉姐的名字我知道，她叫张莉。不过我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莉姐的名字是真的，干我们这行，有几个名字是真的？” 宗山又问：“现在能找到张莉吗？” 红红摇了摇头：“听说她去了大理，哦对了，我这里有她的手机号码呢！” 宗山让红红给张莉挂了一个电话，问她在哪里，就说瑛姐死了，红红想去找她。 不一会儿电话便通了，一听说瑛子死了，电话里传来一阵抽泣声：“前年她染上了毒瘾，我就说她将来要栽在这上头，现在果然如此了！去年听说她还用针扎，我臭骂了她一顿，她还跟我好几天不说话呢！这下可好啦，咱姐妹儿永远说不上话了！” 宗山带着红红去了大理，在大理很顺利地见到了张莉。宗山向张莉讲明来意后，张莉大吃一惊： “什么？她得艾滋病死的！” 当张莉得到宗山肯定答复之后，她大哭起来。伤心之余，张莉向宗山讲述了有关瑛子的一些情况。 瑛子本名叫陈小瑛，２５岁，贵州安顺人，家境较为贫寒。初中毕业时，人贩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把她卖到了山西运城，后来逃出来，流浪社会，从未回过老家一次。据张莉说，陈小瑛的父亲早在前几年就因病去世了，陈小瑛有一个哥哥，前年去遵义做了上门女婿，家里只有老母亲，而且不知是生是死。陈小瑛为人大方，很讲义气，也有一些姿色，所以她每到一个地方，颇讨当地一些烂仔的喜欢，瑛子姐长瑛子姐短的，黑道混熟了，跟烂仔们在一起酗酒、吸毒，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小瑛都是在昆明当坐台小姐，后来因为一个嫖客嫖了她一个小姐妹不给钱，瑛子姐仗义执言，得罪了那位嫖客。那位嫖客一个电话找来十几个兄弟伙儿，把陈小瑛一顿恶打，撵出了昆明。陈小瑛躲起来养好伤，便星夜南下，在开远、个旧逗留了一段时间，最后到灵仙扎下根来，之后没再流动。 初战告捷，林局长对部下没有过多嘉奖，而是说了句“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鼓励部下再接再厉。情况汇报会上，林局长通过宗山带回来的情况分析，认为陈小瑛的艾滋病病毒系她吸毒所致。特别是陈小瑛自来灵仙以后，情绪低落，身体状况日益恶化，许多时候都是依赖毒品来兴奋自己的神经。也正是这一时期，陈小瑛吸毒的方式由吸食改成用针管注射。换一句话说，陈小瑛在这一段时间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最大。进一步推断，陈小瑛在这段时间以卖淫方式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最大。 公安部门与防疫部门联手，寻找艾滋病感染者的目光盯在了灵仙这个地图上尚没有留下名字的西南边境小镇。
不能让灾难延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世界卫生组织等单位联合调查撰写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需求评估报告》中说：“在中国艾滋病的感染主要与两类高危人群有关，即注射毒品和不安全性行为。” 吸食鸦片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酿成过国家灾难，人民政权诞生以后，这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曾在一段时间里被铲除。随着国门打开，渣滓又再度泛起，而且愈演愈烈，吸毒方式也从口吸转为静脉注射。在吸毒者眼中，静脉注射比口吸似乎更划算和有效。这样就给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打开了方便之门。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登记在册的吸毒者有５２万人；公安部门估计吸毒者的实际数量是登记数量的几倍。在云南、新疆、广西及沿海城市有相当比例的人群使用海洛因；在内蒙古、青海、宁夏和河北有更大比例的人群口吸鸦片。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云南德宏地区的吸毒人群中３０％通过静脉注射吸毒，７０％～１００％的注射毒品者共用注射器！在新疆伊宁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吸毒者都是通过注射方式吸毒。这些靠注射方式进行吸毒的吸毒者一旦感染上ＨＩＶ，他们一般都由于无知而没有意识去防止ＨＩＶ传染给他们的同伴。如此往复，ＨＩＶ的传播和流行便有了土壤和空间。 据该“评估报告”载：１９９３年以前，ＨＩＶ感染的报告主要集中在云南省，但１９９５年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份报告显示３５％的注射毒品者的血检呈阳性，截止１９９７年６月共报告１７１例ＨＩＶ感染者，３４％是彝族农民。１９９６年新疆的国家级艾滋病哨点监测开始报告ＨＩＶ感染者，伊宁和乌鲁木齐注射毒品ＨＩＶ感染率分别为７６％和３８％。１９９７年广西的凭祥、东兴和百色亦发现血检呈阳性报告，来自百色的一份报告显示７９份吸毒者的血液样品中，有６１份血液样品血检呈阳性。 面对云南等地区通过注射毒品传播ＨＩＶ的现状，这份“评估报告”不无忧虑地感叹道：“禁毒是一项长期的斗争，地理环境和毒品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彻底清除毒品是十分困难的。使吸毒者戒毒和使毒品注射器清洁是同样困难的，艾滋病病毒在吸毒者中传播十分迅速，主要危险来自共用注射器。” 性传播疾病的增加对艾滋病疫情的传播和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中国，近２０年来性病蔓延十分迅速。１９７７年全国报告的性病病人只有１３例，到了１９９０年猛增至１５万例，而到１９９５年又剧增至３６万多例。１９９７年全国性病疫情报告病例４６１５１０人，比１９９６年上升了１５．８％，１９９８年性病病例又比１９９７年同期上升了４０．５％，其中梅毒上升６８．２％，１９９９年的报告为６３万例！ 卖淫嫖娼的沉渣再泛导致性病泛滥成灾，为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带来了极大的空间。 据报道，在我国南方某城，有一家“异国情调”的夜总会，在这个夜总会里有１８名外籍性服务者，后来经有关部门检测，这１８名外国女郎中竟然有１６名ＨＩＶ携带者！而这１８名外国卖淫者在这家夜总会里已经不间断地干了两年！ 事实证明，性与毒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两大帮凶。 对于毒品与艾滋病合谋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缉毒局长”有深刻的认识；对性乱这一艾滋病的帮凶，“缉毒局长”更是深恶痛绝。自己辖区内发生非常情况，他更忧心似焚。林局长要宗山抓紧时间，通过现有的线索，理清陈小瑛的性关系网，力争一个不漏地找到性与毒两张关系网中的所有成员，然后对他们进行强制性血检，看他们是否感染了ＨＩＶ，以防止ＨＩＶ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和流行。 回到灵仙，宗山首先找来云梦、南国、沸点、圣地亚哥等陈小瑛曾经呆过的几家娱乐城的老板，让他们仔细回忆陈小瑛接客的次数、时间、地点以及嫖客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有老板开始叫苦了：“宗所长，瑛子是在我那儿呆过一两个月，她接没接客我不清楚啊！再说时间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