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成人吗？
乞丐只求眼前一条活路，并不细想以后的事。所以严宏昌们一一具名，庄严承诺。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甚而成为人民公社大厦的最后瓦解、国家由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加速分化的催化剂。
今天，当我们准备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必须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来的顺序，这些名字如下：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
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
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国品、关友申。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十七个指印，三方图章（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物都认定，此合同书上有18个人的签名和18个指印。但是依据原件，签名者为20人，另有17个指印和3方印章。此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1993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大写意》一书中提到小岗这一晚签署的“保证书”。作者李超贵亦说此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但他的关于几个细节表述，与博物馆所存实物有出入。其一是时间，李超贵认定为1978年11月24日。其二为签章，李超贵列举人名为十八个，并且认定为十八个手印。）。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二十个人郑重其事，相约守密，绝不让外人知晓此事，其情景犹如旧时走投无路的饥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为盟。 。。
风起青萍末（4）
直到六年以后，也即1983年，人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纸文书。它最先出现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这时包产到户已势如破竹地横扫全国，史家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它的源头，于是纷纷地奔赴小岗。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张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终于发现，小岗的文书已被电影制片厂一个叫王影东的人带回北京。再经一年的辗转曲折，张终于无偿地把文书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官方收藏。叫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竟是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件。“嗨！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不看，偏偏都来找这张纸”，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个上午，她为了来访者已三次入库开柜取出那张纸。
无数人登门争相一睹的只是几行稚拙的方块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红色的手印。这一切似乎成了小岗革命的物证。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很多熟知小岗事变过程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声称，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纸文书。当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为小岗的上级领导，无疑是决定小岗命运的关键人物。自1978年之后，陈多次往返于小岗，自以为深知这个小村的一切秘密，但在那纸“合同”于电影上出现之前，他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许当初的小岗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合同”，而现在的文书只是后来某一时间的补充。这种假设甚至暗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小岗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所出现的种种情节，只不过是某位一心邀功请爵的地方官员，或是哗众取宠的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中国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起落变幻，对于政治风云中的种种微妙多已了然于胸，对无中生有或者蓄意升华的榜样与英雄也习以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来检举小岗作弊，外人决不至于感到奇怪。
世人的争论在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物是否为伪作？如系伪作，则是否有过真品？
此物今天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藏品号为GB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顺，有错字，无标点，既无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书的书写之规，系出农民之手无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头处即注明日期为“1978年12月”，既然这个日子在书写者的心里如此重要，何以只有年月而无日？其二是所有签名均为一人所具，笔迹与文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向无恪守阳历日月的习惯，且这样一群人大都不识文墨而需由人代笔，所以，这两处的疑点仍不足成为此件系伪作的证据，只要指印和图章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为真。
最大的疑点发生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纸大小相当十六开，全白，四围无缺无絮，整版无一丝皱折。依据博物馆文物登记卡的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假如此录无误，则这张纸在一群叫花子的手里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农家的生活习性一向散漫无矩，尤对文字本章之事极不经心。这张纸在这群农民手里历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实令人难以置信。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以功晋升，又由远吏而为近臣，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还会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这是后来人们对这纸“合同”提出的全部疑点，但这些疑点并没有人去加以追究，这导致人们的认识趋向并不一致的两极。一方面，在所有谈及小岗的公开出版物中，人们照例认定这“合同”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改革的开端。即使了解真相者如王郁昭也会在他撰写的涉及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本书中，以“十八个鲜红的手印”作题，用作全书引言。他用一种随它去罢的口吻说道：“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地承认这合同是真，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私下已经认定“GB54563”为伪作，由此而及其他，任何提及小岗的文章书籍都蒙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 。。
风起青萍末（5）
但是，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断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小岗确曾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契约。张在当时为新华社驻安徽的记者。小岗的那个夜晚之后，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外人，时为1979年初，小岗的分田到户仍在保密之中，但张终于听说公社社员私下里按手印背叛了公社的事。尽管他对这个举动抱以同情之心，这消息在当时还是令他极为吃惊，以至十三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坚称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同”为后来的补充，在当时肯定也有过一份类似的契约，因为他在1979年初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听说了此事。可惜他不曾真的看到他认为肯定有的那一份契约。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重名而轻实，形式的价值常常重于内容的价值。这一点总是使人忽视了对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不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纸契约是否为当时所出，既然能够断定小岗在1978年12月的这个晚上确实采取了如契约内容的行动，便已经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小岗。到目前为止，所有去过小岗的官员、学者、记者、作家，都对此坚信不疑。根据他们提出的理由，假如小岗事件只是后来人杜撰出来，以满足某种需要，它又怎能在当时即掀起轩然大波，而这些人虽然没有在那个夜晚涉足严家，却十之###都经历了由此引发出来并且势震全国的种种变故。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小岗的那个夜晚中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力，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力，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征购和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日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力。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五十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上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
风起青萍末（6）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78年12月小岗“蠢蠢欲动”之时，华国锋在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已有两年零两个月，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