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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新村的军营都是日本人盖的新房子，建好了还没来得及住就投降了，两幢，一个很大的院落，有个足球场，我们每天上午踢足球，踢完球就在附近散步，挺自由的，部队也不搞训练了。
这时上面有打内战的思想，但下面没有准备，抗战结束前， 我们在云南、在湘西没有一天不训练，到了上海没出过一天操。
在上海给我们发了胜利金，中士军衔是六千多元，有些同学买照相机、手表、望远镜等，我一律不买，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年纪小对那些没什么兴趣，也没有可消费的。
江湾区离市内不远，礼拜天闲着没事就都出去，比我们年龄大点的，就去驻地附近麻将社玩。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听他们讲得乱七八糟的，上街的时候我都是自己走，各人的需求不一样。
从军营出来走四十分钟到北四川路，坐摩电车到南京路霞飞电影院看话剧，最有印象的是《夜店》，这是一个名著，描写下层社会人的生活，进去了经常没有几个座位，就剩十七、十八排的了。那时门票很贵，二百块钱一张票，抗战胜利金才领六千多，吃一碗面条才二十元，所以一般都舍不得看。
看完话剧就去南京路、外滩、公园浏览市容，饿了想吃点饭，在街上找饭馆，女招待都在门口，看到就拽，我一看，哎呀，那能进去吗，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到她们我就跑步过去。找不到地方吃饭，又不敢进去，反复走好几个来回，终于遇见个大排档，门口摆几张桌子，屋里面也有几张桌子，二十块钱一碗肉丝面。挺大的碗，就吃碗面条。
几乎每次去市区都会遇到相同场面，中午这顿饭对我是挺伤脑筋的，回来跟同学一说，他们就说我小鸡雏子，什么也不懂，有钱连饭馆都不敢进。为什么不敢进？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红人，他领着第三方面军进驻上海，他的部队军纪就不行，我们坐公共汽车、摩电车都站排，他的兵不排队。
那天我和卓干成看见一个，就拽住了，过来过来，不站排怎么能行呢，上后面去。他说我不站排。我俩说你多啥？他是个上士，看我们俩挺凶的，两个打一个还不削扁他？就到后面站排了。
所以当地人对我们印象很好，知道新六军是远征军。
我们有时穿上罗斯福呢，扛上枪在南京路等热闹地段*， 一边行进一边高唱胜利之歌，就是要给满城老百姓看看，这是一支什么军队，胜利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上海我们跑了一个同学，他是上海人，在教导营营部当书记，营长陶逸同意的，说那你愿意走就回去吧。
我出生在上海，但没啥印象了，上海还有些父母的老关系， 但没去找他们。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一
朱洪海
这是一项历经八年才得以完成的工作。八年前，也是冬天， 黄老先生家里的暖气烧得很不好，他特地在我旁边加了一个电暖气，我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但是那天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说真话还是假话？说真话，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刚刚开始，我的工作岗位就从编辑转到了发行，无暇进行这项一眼看不到头的工作了。再后来，我就离开了沈阳。
二○○五年夏天，在北京，辛苦尚红科当司机，我邀请了台湾时报文化的莫昭平先生、张香华女士和王海娜去潭柘寺，从潭柘寺出来，大家坐在一个山坡上，记不得怎么想起来唱歌了，我和老尚、海娜唱大陆的歌，莫总和张香华女士唱台湾的歌。
唱着唱着，就想起黄老先生的故事，我讲了半个小时，讲完了大家很安静，最后老尚打破沉默说，你把这本书弄出来吧， 我来出。
两年后，我离开北京回到了沈阳，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间里，进行完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扫尾工作后， 忽然想，黄老先生的采访应该开始了。
沈阳又经过几年的城市建设，只需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就可以到达住在于洪区的老先生家，再不必像当年要几经换车耗时两个小时了，更幸运的是，老先生不仅健在，思维、言谈依旧不减当年，语言表达还是那么富有感染力。
老先生是我一位朋友的姥爷，我也就跟着叫姥爷，二○
○九年冬天，牛年正月初六，很多商家还没有开业，我在三好街走过半条街，才买到一支录音笔，中午坐在姥爷家里，开始延续七年前的第一次采访。用完了春节的假期后，在去于洪的公交车上，窗外的景色从春花变成夏荫再变成秋叶和雪花，这一年的无数个周末就是在姥爷家的聊天中度过的，以至于连女儿都认为周末去看姥爷是我的一项工作了。
姥爷的作风是，去他家事先一定要预约，尽管他的退休金其实很微薄，以卧牛之地形容他那一居的环境并不过分，但是客人来了要摆上几个菜，倒上酒，这是他的待客原则，因而饭桌上的内容需要提前准备，八年以来莫不如此，于是我只要一回望过去这一年，就是无数的酒杯和盘子在眼前飞舞。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姥姥，不仅仅因为大多数的酒杯和盘子是姥姥整理提供的，更因为她和姥爷是人到中年才走到一起的，她以大海样的胸怀容忍了我，容忍了那些有关姥爷的故去的前妻、初恋女友的肆无忌惮的提问。
我有意把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攒到了采访工作的最后，心感顾虑这敏感的话题会给两位老人平静的晚年带来不快。凤凰卫视的毕蜂帮我出主意说：“你领姥爷去洗澡，在那采访。”
感谢姥姥，没让我用上这一招。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二
口述历史是我八年前开始着手的方向，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也是那时候开始的，如今进行的《1944—1948 我的战争》是第二本。从一个大人物跳到一个小
人物，在我心里，两部书的分量是相同的。
从秦皇汉武、陈胜吴广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国史的脉络就是王侯将相的记载史，大人物们在历史车轮中的作用确实是关键的，但是还有句话叫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我看来，大人物们的作为是历史事件的结果，作为后人我们有多少次看着那些结果却不明所以然？答案时常就在小人物们的世界里，他们有时就是历史事件的缘由。
《易经》说太极生两仪，如果两极世界才是完整世界的话， 中国史看上去就像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缺少了平民史的一极。我曾经用一个比方跟朋友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一部书：假如有本书是项羽的一个士兵写的，描述了鸿门宴、火烧阿房宫、垓下之战，记录了秦末底层百姓的生存实况，你想不想看？假如唐王朝的那个卖炭翁留下一部《我的卖炭生涯》，让你知道当年在市井之徒的口中对盛唐衰落的缘由是怎么认为的，你有没有兴趣？
平民史的力量，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已经给出了答案。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三
回到本书，从1944—1948，姥爷的战争共是两场战争，之所以把战争这样的大词儿放在一个小人物头上，是那个时代的人，自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个人命运，已经与国家走向绑在了同一驾战车上，由不得你了。姥爷的背后，站着他当年的同学，再后面，是十万从军青年，再后面呢？是一代人的命运。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叙述，却可以让原本不甚真切的一些历史景观忽然清澈见底：
很多人对当年四万万中国人被日本人凌辱至今心有不甘， 但究竟为什么那时的我们就那么不禁打？为什么日军一个师团就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现在这位老兵告诉你：战场上士兵打完枪，子弹壳自己还得捡回来再上交；军队的士兵只发半床被，睡觉时要用皮带把脚裹绑上。在国家与国家的对抗中，一方的军队困难到如此地步，挨打一点都不奇怪，再多四万万也没用。
关于全民族抗战热潮的资料非常多了，但这些资料大多出自大人物，不仅宏观，且难免令人担心是否有粉饰，请谅解我用了这样一个词，局外人怀疑真相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更加说明再现历史的必要性。现在这位当年的下士学生坐在你面前说：
国家到了危险时候，最紧要的关头，我就跟你拼死。最后你攻上来，我拉手榴弹和你一块儿完蛋，就是这种民族精神，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胜利，才干出这个事，很多部队都有这样的例子。
关于国民党抗战，恐怕是这一年姥爷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消息是我女儿带来的。那天伯鱼第一次到姥爷家听我们聊天，聊到中途，我忽然想起来就问她，你们现在的课本是怎么讲的？ 鱼说，共产党坚持敌后战场，国民党坚持正面战场。那一刻，我看见坐着的姥爷忽然半立起来，上半身朝着伯鱼伸到饭桌的中央，又惊又喜的眼睛亮出闪光，就说了三个字：真的呀？
这句话，我想他等了刚好六十年。
分析国民党内战失败原因的史料无数，姥爷说：陶铸、徐向前、陈赓、左权、*这些高级军官都是黄埔的，为什么八路的黄埔生就能打？为什么国民党的黄埔生就不能打？老实说，
我采访到夏天时还是对此很迷惑，仅仅一个二十二师，在东北就有三次战斗是以一个团对抗解放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兵力，三次均占上风，国民党在东北共布置了几十万部队，这样强大的战斗力为何仅仅两年半就被对手秋风扫落叶般给收拾了？但是当绵绵而来的事例都指向了*这两个字时，再一次清澈见底，一句话，*的力量是无穷的，国民党失掉了民心。
那时的民心就是要吃饱饭，回顾我们的五千年史，改朝换代、风起云涌，真的就没跑出一部吃饭史。
许多史料讲国民党士兵厌战，但是对为什么厌战？厌战的表现如何？厌战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缺少具象认识。正如汶川地震，当现场的电视画面、图片纪录、切近到个人生死的新闻描述一一展现眼前时，这种感染力立即动员起了全民族的爱心。
为什么厌战？因为国民党底层官兵眼中的世界正在崩塌。
这一年，我始终相信，自己进行的是一项填补出版空白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讲，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
后记：那时候的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四
本书正文的全部内容，均来自姥爷的口述，他没有任何借助，尽管我提供了一些散乱的材料和地图，对他似乎帮助不大。也正因此，难免个别地方与史实略有出入，敬请读者谅解。
然而几乎所有看过初稿的朋友，无不钦佩老先生的记忆力， 这些数量不小的六十几年前的名字，从职务转换、军衔变化到籍贯甚至家属来历，在他数起来有如谈论眼下的亲友，为什么他忘不掉？
由于开工时还不熟悉录音笔的使用，几次导致文件丢失， 好在姥爷比我有耐心，让我惊讶的是重新再讲，有些细节不但措辞一致，连口气都是似曾相识。
从一九四八年二十岁被俘至今已经六十二年了，可否这样假设，姥爷的内心世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五年？这是他八十二年人生中最具色彩的五年，对他来说，他的人生到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