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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日，朱德、林彪、叶剑英和肖劲光，去南泥湾延安炮校参加因召开七大而推迟了半年的开学典礼。朱老总正讲着话，有个学员走上台去，敬个礼，递给朱老总一张条子。有人开了头，那条子就不断了，朱老总一个个给大家解答，眼镜摘下又戴上。什么没烟抽了，鞋子破了，没袜子穿了，能不能让京剧团来给我们演场戏了，除了没有讲吃不饱的外，几乎什么问题都有。3纵打完一仗，从纵队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的军人们，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说明事实。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六章 （二）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11月中旬，傅作义曾决定放弃张家口地区，将兵力收缩集中于平津唐地区，并将“剿总”总部移往天津，却是有决定，无行动。行动起来的是，傅作义将其家眷送往重庆，把张家口的军官眷属3千多户及其家当搬到了天津。这无疑是一种信号，其他地区一些军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及有钱人家，纷纷效仿，都认为天津是最安全的地方，从四面八方将老婆孩子送来天津，天津人口骤然膨胀了起来。
当时人称天津为“太太集中地”。
比“太太集中地”更闹心、更恐怖的，是“难兵集中地”。
东北野战军进关，途中到处可见辽沈战役后释放的俘虏。三五成群，十几个人一帮，还有几十人结帮成伙的，也往关里走。见解放军队伍过来了，他们就自动闪到路边。队伍在两侧行军，他们就走在中间。许多人羡慕队列中那些仍是一套国军服装，只撕去了军衔、帽徽的解放战士，有人瞅住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就上前搭讪着套近乎。若在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上前套近乎的就十有八九会成为解放军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12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都齐装超员，步兵纵队一律4个师5万多人。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否则谁要你呀？
前面是山海关了，杜博跟几个一路已经走熟了的释俘开玩笑，说快走呀，前面老乡敲锣打鼓欢迎你们了。一个嗓门老大的四川兵，苦笑着道：还能有欢迎我们的？我们打败仗喽，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可把老子害苦喽！
现在，这些人都到了天津。许多人还要南下，但都要在天津待上一段时间。
还有华北战场上的一些溃兵、释俘，也涌来天津。
散俘溃兵将近6万，数量占守城兵力大半。
难民无疑是令人同情的群体，可在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下，特别是需要为生计、生存挣扎时，就难免有暴力倾向、暴民行为。而清一色男性，又年轻力壮的难兵，就更可怕了。他们要吃、要住，一些没有棉衣的，破衣烂衫的，还要穿。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抢劫、盗窃、强奸、打群架，本已乱哄哄的天津，因他们而愈发混乱不堪。
比这种有形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这些徒手散俘随时随地发射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软性子弹。“林彪大军太厉害了，傅作义根本不是对手！”“我是新6军的，新6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行了，趁早想想自己的后路吧。”这些口音南腔北调的散俘，在各处军营中都有老乡，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话就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
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天下第一，一个都不浪费：留下来的重新武装，掉转枪口去打敌人；放回去的都当了义务宣传员，把国民党的军心士气击打得千疮百孔。
有形的，无形的，天津敌人已经从内部溃烂了，那报纸和电台却天天都在给自己打气：“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
1949年1月3日，天津外围激战开始，12日外围据点扫荡干净，陈长捷等人感受到了这支有着强大炮兵的戴狗皮帽子的军队的劲道。
11日，陈长捷接到林彪、罗荣桓的一封信，要其“和平放下武器”。他即召集62军军长林伟俦、86军军长刘云翰、天津市长杜建时，到警备司令部开会。
小会议室里，几个人默默无语，除了偶尔传来的枪炮声，静得像能听得见心跳声。
我揣测他们各自可能都有投降的意思，但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我请陈长捷到另一个房间单独谈。陈长捷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我又请两位军长到另一房间里谈。他们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这样，他们都不说投降。
这是杜建时的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陈长捷和林伟俦的回忆录，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认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也都清楚抵挡一阵子后会是什么结局、下场，也就都觉得应该放下武器谈判。只是谁也不想先开这个口，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让别人在前边当敢死队，自己再跟着往上冲。
官场如此，战场上又会怎样？
林伟俦和刘云翰都是蒋系将领，天津守军都是中央军。陈长捷是唯一的傅系，又调来不久，等于光杆司令。杜建时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将军”，曾任中央军校分校主任、陆军大学教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38岁任天津市长、北宁路（北平至沈阳）护路军中将司令，年轻有为，只是生不逢时，又成了国民党中人。
是彼此生分，不熟悉，互相猜忌，才不敢直抒胸臆？那大敌当前，又如何能够精诚团结，共同对敌？是慑于特务的监察、窥视？那现在已是什么火候了？况且司令、军长、市长，个个不都大权在握吗？是碍于将军的面子、尊严？那就像郭景云那样死硬到底呀，为什么到头来还是举起了双手？
相对无言了一阵子后，陈长捷才拿出林彪、罗荣桓那封信。林伟俦、刘云翰和杜建时也拿了出来。原来大家都有，自然也都心中有数——就像手里那张纸，只是谁也不想率先捅破而已。
于是，杜建时就先后与陈长捷等人单独谈话。
无论大家怎样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那复信却是果断决然，大义凛然，一副顶天立地、生死不惧的军人气概：“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那心头呢？那行动呢？
什么叫“外强中干”、“色厉内荏”？
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有幻想。
锦州、长春、沈阳，一座座城市“陷落”的情景，在他们脑海中叠印多少次了？可他们忘不了陈明仁曾经坚守的四平，陈长捷更是忘不了那个涿州。北平那边，傅作义正在和共产党谈判，人在垂死之际也难免有一丝幻想，傅作义不是一再命令他们“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吗？那就是坚守到北平和谈尘埃落定那一刻，拿士兵和人民的鲜血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14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抵挡到15日夜，陈长捷又召集两位军长、一位市长开会。这回见到棺材了，那话也就等不及让别人说了：各部前线径直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虽然什么价码也没讨出来，也不管“固若金汤”的天津城横七竖八躺倒多少尸体，反正他们还是那一堆一块好好儿的，虽然荣华富贵是再也休想了。
除警备旅、护路旅、宪兵、保安团外，天津守军原有3个正规军。35军被围新保安，傅作义从北平调去两个军救援，又将天津的92军、62军调去北平附近，只放回62军的两个师。加上86军的3个师，94军一个师，6个正规师与各类杂牌部队，只有13万人。其中，后勤、留守单位及伤病员近万，各地奔来的几千户军官眷属，穿军装的护理随从亦有万余。
锦州守军只有8万多人，可锦州城小，天津城大，二者比较，天津就像个皮薄馅大的包子。而且那“皮”的质量也差多了，主要是士气比锦州守军差多了。
所谓正规师也大多正规个番号。作为守城主力，62军和86军5个师中，有两个师是由警备旅改编的，62军就更惨了。62军是广东的老部队，本来挺能打的，可辽沈战役期间增援锦州，在塔山被打残了，撤回天津勉强编成两个师，一个还留在了北平。新编的缺乏战斗经验，也就缺乏战斗力；有战斗经验的刚打了一场刻骨铭心的败仗，一提起“林彪大军”，那心就直哆嗦。
可就是这样的62军，仍是防守天津的主力。
老资格军人陈长捷，自恃天津能够抵挡一阵子，凭的是粮弹充足，工事坚固。
那工事原本该更坚固些的。
1946年7月，94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以构筑碉堡为名，向天津市政府要去两亿法币。当时法币贬值很小，两亿元自然是个不小的数字，结果只在南围堤上修了两个红砖碉堡，其余的钱都装腰包里了。
条子（金条）、票子、车子、房子、婊子，牟廷芳是有名的“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曾率94军到上海接收，没几天就“五子登科”得街谈巷议。条子、票子捞了多少，没法为他清点，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4辆汽车、3个女人。在上海还未捞够，又到天津发财来了。
而在接下来的“大天津堡垒化”进程中，即便主持人天津市长杜建时是清廉的，可他手下那些饕餮之徒呢？建筑工程历来是捞油水的肥差，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工程，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谁不削尖了脑袋钻进去大显身手呀？
再坚固的工事也是要人来守的，无论军心士气怎样混乱、低迷，也是必须同仇敌忾，一致高呼“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的。可对于那些自毁城防的贪官污吏呢？
倘是些连排长、科股长所为，那没说的，早收拾了。可连排长、科股长如何会有这等能量，有这等能量的人又如何惹得起呀！于是，这些与党国兴亡共同着命运的人，就眼睁睁看着城防连同党国一天天糜烂下去，谁也不说。清廉之人是想说不敢说，就希望别人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说出来岂不犯了众怒，也坏了自己的好事吗？
党败家倾，自己也进了俘虏营时，这些人会作何感想？
第六章 （三）天津已是囊中物
1月2日，林彪致电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
望注意在不攻击的地区和非主攻的地区，适当的布置佯动，以求使我主攻方向出敌不意。
5日，又致电刘亚楼：
我军主要突击方向，应以金汤桥、金刚桥及其以南为东西对进夹击的目标，第一步求得东西贯通和肃清第二线阵地内的敌人，然后依情况再以主力向北发展或向南发展。如六二军目前尚未进入核心区，则可照你们计划先歼灭南半城（包括核心区）的敌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