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还怎么打？
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山头、派系是先天绝症，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林彪和东北局的领导都实话实说：我们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改造山头，消灭山头。
一道整编、合编命令，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的问题解决了。山头、本位思想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没影了，但那“主义”肯定是没了。
有战场上的胜利为证。
1月23日清晨，李文、石觉和13军、16军、94军和31军205师团以上军官，还有13军几十名携带轻机枪的士兵，在东单机场乘两架飞机，飞去南京。
窗外天气很好，机舱里那人那脸上、心里，却阴霾重重，沉闷得好像随时都可能爆炸。
曾为北平和平奔走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后同，曾说傅作义是“杀头将军”，而不是“投降将军”。其实，倘是抗战，李文、石觉、袁朴以及与他们同机的将士中的许多人，也会宁死不降的。
只是眼下这些抹泪将军，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等模样离开北平的吗？
郑需凡老人说，李文、石觉、袁朴他们要走，我们是知道的。东单机场跑道很短，打一炮他们就跑不了，上级不让打。当时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傅作义的夫人、孩子还在重庆，放李文他们走也算一种交换吧，为傅作义着想的。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和平解放北平的阻力，因为这些死硬分子一旦闹起事来，引起连锁反应，城里就乱了。而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国民党是庙也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迟早的事。
第八章 看红装素裹 （一）虎师雄威
1949年1月31日，4纵进入北平接管防务。
2月3日，3纵7师与东野特种兵重炮、野炮、坦克、装甲车各一个团，举行北平入城式。
4纵进入北平是接管防务，而且头一天国民党军队刚刚撤完，城内挺乱，多少带点临战状态，有些急切。3纵7师和4个特种兵团，则是正儿八经的入城式，行进本身就是执行任务，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八面，气吞万里。
当年7师的老人谈起来，一个个自豪极了。
翟文清老人说：
天没亮出发，天亮了到达永定门外，步、骑、炮、装列队，等待入城。全副武装，除坦克、装甲车外，全部美式装备。轻武器中也有些加拿大司登式冲锋枪，比美国的汤姆式还好，又轻便。加拿大机枪也好，在东北零下40度照样嘎嘎叫，美国造和日本造有时就打不响了。
为了行军，一律上棉下单，全是美国翻毛皮鞋。排以上干部都是美式棉猴大衣，里子是毡绒的。团以上干部大都骑着大洋马，一些人还穿着皮大衣，戴狐狸皮帽子。反正不管狗皮的、狐皮的，还是刚补入的解放战士戴着的没了帽徽的毡绒的、棉布的帽子，从头到脚都得拾掇整齐、干净。理发、刮胡子，棉衣刷了又刷，都刷得白了巴叽的，再把得的军功章都戴上。这是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要让北平人民看着威武、漂亮。
如今条例规定，齐步走每分钟116步至120步。那时没这个。那时下令做个战术动作，保证迅速、逼真，个顶个的实战动作。那是战场上练出来的。那时不大练队列，战场也不需要“齐步走”、“正步走”，况且一仗连着一仗，没工夫练这个。这回也只是突击了10来天，那动作与今天的阅兵式没法比，关键是那股子精神头儿。胜利之师，威武雄壮，那虎气、威势，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从骨子里冒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上午10点，入城式开始。军乐队伴奏，按装甲兵、炮兵、步兵顺序开进，我们7师成4路纵队行进。沿途那人群、那欢呼、那口号呀，还有秧歌队，喜笑颜开，扭得那个欢呀。青年学生胸前背后挂着“天亮了”、“解放了”的标语牌，爬上坦克、装甲车、炮车，拦住队伍，拉住我们，说这说那，和我们照相，那个热乎劲儿呀，这辈子是忘不了了。
过前门就奔东交民巷，那里是外国领事馆区，一向被帝国主义视为“禁地”。我们是特意要经过那里的。那里静悄悄的，街面上空无一人，但我们知道窗户后边有许多眼睛。美国领事馆也在那里。全部美式装备，美式翻毛皮鞋把路面震得擂鼓似的咚咚响。突击10来天队列训练，这工夫才觉得走出点味儿。到一领事馆门口，队列中就下去两名战士，去那门口站哨。这是中国的土地，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下午4点钟，我们从朝阳门出城，离驻地还有20多里。平时行军，一天百多里也没觉怎么的，这回也就60里左右，却觉得挺累，却又觉得不累。战争年代讲“行军、打仗”，行军是为了打仗，能走才能打。这回就是行军，本身就是任务，打的政治仗，高兴、紧张、激动呀。可这也正是不累的理由。东北野战军12个纵队、48个步兵师，北平附近占了一多半，让我们7师代表步兵参加入城式，多光荣、自豪呀！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李长华老人，当时是四野政治部文工团演员队副队长。
老人说：
部队正式进北京前3天，我们文工团5辆卡车进城转一圈，张贴“约法八章”。
前边一辆彩车，第二辆是军乐队，后边都是文工团的。上午9点来钟从西直门进去，沿当时的环行电车路线，经新街口、西单、天安门、北新桥，下午3点多钟出城。军乐队一路吹吹打打，他们累了，我们就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进行曲》、《说打就打》、《林总命令往下传》，那歌多去了。看个地方行，下车就贴。谁刷糨糊，谁往上贴，谁再拿笤帚刷牢实，谁从车上往下递，分工明确，流水作业。
有两条规定：不准说话，不准和群众握手。
那人多呀，一进西直门就拥上来了，到西单和天安门前就是人山人海了。学生最多，跟着车跑，三轮车工人也跟着跑，像大游行似的跟着你。一个小伙子跟我要张“约法八章”，抓住我的手不放，说我叫王栋，朝阳大学的，你叫什么名呀？我用手指在手上画个“李”字，他说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想参加解放军，行不行呀？我点头，他就要上车，跟我们走，我就使劲摇头，把他摇糊涂了。他红头涨脸地说，你们怎么光唱歌不说话呀？你们到底要不要我呀？我参军找谁呀？我那话几次到嘴边了，也没敢说出来。后来他还真找到我们了。我们文工团在北京的大专院校都演遍了，他帮我们搬道具，我们开会，他就在门口站着。他是独生子，父母没让他参军，后来到苏联学习了，毕业分到新华社。
我们唱的歌，那时老百姓还都不会唱，若是会唱，那就是一路万人大合唱了。见了解放军，他们高兴、激动啊。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我们反对国民党，拥护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就说句话吧，告诉我们你们就不走了吧。
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激动呀，也是说不出话憋的。就是呀，八路军、解放军到哪儿都宣传群众，鼓动群众，那嘴叭叭的。我们贴那“约法八章”，讲的就是部队进入城市后应该遵守的纪律，也没说不准和老百姓说话、握手呀？怎么就让我们当哑巴呀？
我们都瞅带队的协理员王地之。大冷的天，他那脸也憋得通红，到底憋出一句话：可以握手，握手，同志们握手吧！
直到现在，想起这事，还觉得有些对不起北平人民。好在可以握手了，那手握的呀，多少也能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了。其实在那之前，许多人已经握上了。那时候就怕我们哪句话讲错了，影响不好，那也不能不让说话呀！
后来领导讲了，不准说话，不准握手，是错误的，是对我们的同志不信任，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
姜树华老人说：
我们4纵进北平前搞教育，光吃喝拉撒睡，就有六七个“不准”。光有“不准”也不行，还得有“准”，还得告诉怎么“准”。在农村，到了宿营地，就有人去找个隐蔽、方便的地方挖坑搞厕所。这城里除了房子就是马路，刚到东北时，在城里不会用“洋厕所”，有的憋得团团转，有的蹲在坐便上方便——自古谁听说还有坐着拉屎的呀？这回就在操场上各式各样的画几个，讲解怎么用，像幼儿园的阿姨教孩子似的。钻山沟、住农村轻车熟路的土八路，进城到处都是新问题。出点洋相没什么，犯了错误了不得。
我们队列科住在报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我是司令部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嘴巴子就得勤点，耳朵也得尖点。唠嗑中得知房东是回民，赶紧找行政科调房子。打胜仗要改善伙食，改善伙食离不开猪肉，这可不行。
搬到帅府胡同，这家挺有钱，对我们带搭不理的。那院子里垃圾堆成个小山，科长赵川说咱们把它消灭了吧。五六个人说干就干，先弄出院子，再用车运走。房东一家人很感动，给我们烧开水，说“林彪大军”真好哇，世上少有。
周之同老人说：
我们30团负责警卫中南海、故宫、前门、景山公园、东交民巷、建国门里，团部设在景山公园后边两排公房里，水泥地铺上板子就是床。东北有句话，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这睡法也跟“傻小子”差不多。若是今天，不用多，就一晚上，第二天能爬起来那腰也完了。那时年轻，那心头也真热乎。在东北，雪地里都能睡一觉，有房子住那不就是天堂了？更何况都住到这皇帝住的地方来了，这革命铁定要成功了，能不高兴？
我和团长、副团长、副政委，每天带领机关干部，分头到营连执勤点检查工作。无论固定哨位，还是游动哨，那精神头儿和认真劲儿甭提了。东交民巷一带的官兵更是自豪，说咱的一举一动不但体现军威，还代表新中国。
来慰问的群众很多，学生更多，那个热情呀。问你打过什么仗，立了多少功，是不是战斗英雄，拉你照相，让你签名。农村兵本来就不大会说话，又没经过这阵势，一个个弄得红脸大汗的。女学生就笑，说你们打仗像老虎，见了我们怎么倒成大姑娘了？
有个解放战士说他可开眼了，一班岗见到28个“查摩登”（即时髦女郎）。班长听见了，立即跟他谈话，又召开班务会，大家说你这是人在岗位上，眼睛被花花世界弄花了，心叫资产阶级思想掳去了。
平津战役中，我们30团获“英勇善战”、“团结巩固”、“秋毫无犯”三面锦旗，这“秋毫无犯”，说的主要就是进北平后城市纪律好。
1月31日进城，4月20日南下，80天就听三轮车工人说过一句：解放军什么都好，就是不坐三轮车这一条不好。
我们下营连检查工作，一天几十里，就是走。公交车不能坐。自行车那时是奢侈品，最方便、最多的就是三轮车。上级指示不准坐，就是让坐也不能坐。咱为穷人打天下，进城了，你坐在上边，让穷人拉着你跑，那成了什么样子？那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
杜博老人说：
打下天津，打扫完战场，部队就在路边等着号房子。正是三九天，打仗一身汗，歇下来透心凉。有的地区那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