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博老人说：
打下天津，打扫完战场，部队就在路边等着号房子。正是三九天，打仗一身汗，歇下来透心凉。有的地区那房子也不大好找，官兵又累又乏，许多人坐那儿就睡着了。不打仗了，老百姓出来了，让我们进屋去，没有命令谁也不进屋。老百姓围着我们，看枪看炮看大洋马，说东北大军人好、枪好、炮大，大洋马膘肥体壮真漂亮，还说我们对国民党俘虏太好了。
营部驻在一个中学教员家。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我们就是高粱米饭，红了巴叽的，上顿下顿白菜、豆腐炖粉条子，有几片肉。头一天房东给我们炒几个菜，非让我们吃不可，说你们不是讲军民一家吗？一家人还客气什么？我们说解放军有纪律，军民一家不在这上头。房东大嫂啧啧感叹，说大军太苦了，打仗还要出生入死，太不容易了。
我们2纵在沈阳纪律不好，受批评，政委吴法宪还受了处分。这回打天津，上上下下都狠上了，谁也不准出问题。一级抓一级，人人写保证书，班排也写，支部表态，仗要打好，长处更长，短处要变成长处。结果，2纵虽然只在城内住了个把星期，但是攻城、守纪双胜利，打了两个漂亮仗。
虎师雄威——如果仅仅是表现在战场上，那迟早是要变成纸老虎的。
肖陈、钟袁、邓吴并告黄：①
据黄敬同志来平谈，天津我军有以下不良表现，盼注意检查，并严格纠正。
（一）占住民房太多。
（二）打纠察队。
（三）不听军管会的指挥（应听军管会指挥）。
（四）逛街部队更多。
（五）汽车压死人现象尚未停止。
（六）部队出问题后，部队首长只解释而不注意纠正。
林罗刘
八日十二时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存在。
还应该说，比起沈阳，天津的城市纪律好多了，北平就更好了。但这并不意味共产党人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而是恰恰相反。
置身于一座枪打炮轰的城市，与接收一座比较完整的城市，那环境、景物、氛围给人的感觉，是不可能一样的。特别是刚从血火中冲杀过来，目睹那么多战友在身边倒下，周身的神经和细胞都被那血与火激动着，若没有像2纵官兵那样被一种强力敲打、警示着，某些人的行为就可能出格。
当然，这里也有些误会。
就说“尚未停止”的“汽车压死人现象”吧，人命关天，这应该是个最严重的问题了。土八路进城，本来就有些发懵，道路不熟就更容易出差错。更要命的是，东北是左侧通行，这关里、天津是右侧通行。新司机技术差容易出事故，老司机习惯了左侧行驶，猛然间见辆汽车迎头驶来，赶紧打方向盘，还是容易出事。而在一些不了解个中缘由的天津人眼里，就是这“林彪大军”不懂规矩，不遵守交通规则，打了胜仗，老子天下第一，横冲直撞，什么都不在乎。
第八章 （二）大改编
（一）北平周围改编部队，从廿七日起开始向我各军指定地区开动，到今天止，除原三、一军军部，原二○五师（学生军）原一五七师（广东部队）及原新骑四师因等待另作处理而留在原地外，其余两个兵团部七个军部廿二个步兵师均已先后到达我指定地区。
（二）在向指定地区开进过程中，原三一一师第一团第一营全部及三营机枪连两个排在丰台等车前向西山逃去，下落至今不明。原五六师一六八团五个连两个机枪排向怀柔方面逃跑已被我廿兵团全部缴械。原一二一师三六三团两个连企图拖走已被我二纵六师全部歼灭，原五师十三团第五营全部拖走，下落不明。除此四件事外没有发生整批的叛变行为，在行军途中发现单个的或三五个的逃跑行为，以及在行进途中乱打枪撕掉或涂掉我区标语，撕掉我革命领袖的像，讽刺在路旁欢迎的群众，强拉大车等行为则比较普遍，表现个别坏的是九四军军部十三军军部、九四军军部及十三军军部在上车时捣乱车站破坏电线打骂和扣押工人四师一零一师及各师均比较老实，在出发途中均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这是3月5日，罗荣桓和刘亚楼发给军委的电报中的两段话。
北平国民党军队陆续出城，开到指定地点后，即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2、3兵团隔离，改编工作亦随之开始。
对20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改编，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2月26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国民党军队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和25个师，分别编入解放军各部队。
华北“剿总”搬出中南海，重回西郊原“剿总”营房后，一些人把办公桌椅劈开当柴烧取暖，在村子里拍卖衣物。到了晚上，推牌九的，掷骰子的，各处室喝五吆六、稀里哗啦响，一派醉生梦死的末日心态、景象。
当初，傅作义刻意将“剿总”设在城郊农村，为的是避开城里花花世界的诱惑，保持察绥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傅作义抓部队也确实有一套办法，尤其严禁部下赌博，而今可没这心思了，也管不了了。都交给共产党了，让共产党管去吧。
张秀川老人说：
我带80多人，到庞各庄改编16军的一个师。
80多人，除一个警卫班外，全是政工干部。一个师政治部，3个团政治处，机关干部近30人。3个团政委，10多个教导员，30多个指导员，每团、每营、每连一个。
师长大个子，一口山西话，挺粗，也挺朴实，据说挺能打仗。我到第一天，他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说咱们的傅总司令说了，如果打，打剩一个人也要打；不打了，那就一个弟兄也不能给我伤了。我听着不对味儿，就说你把话讲明白点。他说我听傅总司令的，傅总司令听共产党的，我就听共产党的，谁不听共产党的，那就是害了弟兄们，我就对他不客气。说得像绕口令似的，我听着想笑，又不能笑出来。战争年代，军事干部、政工干部我都干过，天南海北和多少人搭过班了，这回碰上这么个“搭档”。
当时各纵都抽调宣传队，到受编部队演出节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还从东北运来好多书，发给官兵阅读。记得有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都是小册子，还有《土地法大纲》。国民党军队中有文化的人比较多，开头也看不懂，我们就给讲解。过去受的都是反动教育，一下子也得拐个挺大的弯儿。
我们的办法，是多到基层去，抓住那些积极靠近我们的官兵，并通过他们扩大骨干队伍。讲我军的传统、宗旨，他们听得有些吃力。讲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俘虏政策，投诚、起义政策，听得特别认真，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命运。讲到国民党腐败、没落，必然灭亡，共产党必然胜利，他们都说在理、服气。最管用的还是诉苦教育。官兵大都穷苦人出身，一倒苦水，阶级立场很快就转变过来了，少数反动家伙也就孤立了。
魏化杰老人说：
我和师组织科长高峰，带30多人，去改编109师的一个团。到那儿没几天，师宣传队来了，演节目《刘胡兰》、《为谁打天下》、《一笔血债》等。一些士兵朝台上扔石头、土块子，打扮演地主、反动军官的演员，还有的拉大栓，吓得我赶紧制止，又让那个团的参谋长讲话。他就讲，弟兄们，这是在演戏，戏不是真的，那地主和国军军官，是咱们的解放军同志，弟兄们不能打他们，更不能开枪……
那时，一个挺重要的任务，就是看住枪支弹药。这些起义部队都有武器，一是防止反动分子煽动武装暴动，二是别把枪卖了。国民党军队什么都卖，这回一些人要复员回家，就更想捞一把了。
愿意留用的军官，本人和家属享受与解放军干部及家属的同等待遇。政治可靠，工作水平、能力优异的，还有提升的。愿意回家的，开个证明信，发给3个月原薪及路费，除武器外，个人财产可全部带走，回家还能分到一份土地。士兵除老弱复员外，走留自愿。有的连大都留下了，有的就剩十几个人了。
张秀川老人说：
有天晚上，附近咱们部队的一个通信兵出来查线，被人捉去活埋了。有个团政委报告，说他那个团有宪兵团的，要组织暴动。我把咱们的人都召集起来，在一个大院子里，警卫班把机枪架房顶上，同时派人去纵队报告，随时准备增援。后来查清了，国民党特务密谋暴动，还搜出一些炸药，因为发现暴露了，没搞起来。
那个把月，特别是头一个星期，真是睡觉也得睁只眼睛。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都有武器，敌情不明，你知道谁是死硬分子，怎么算计你？一觉醒来，看看天亮了，有人就会说上一句，我这革命还未“成功”呀。
当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算上地方部队，25万军队，全副武装，编制完整，不迅速、彻底实行改编，让他们留在后方，四野怎么南下？那是说出事就出事，出事就不是小事。不说别的，一些人拉出去当土匪，就够你折腾一阵子的。
韦统泰老人说：
北平受编的国民党军队，花插着住在咱们各部队之间。我们团旁边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团，我去师里开会路过那儿，哨兵见了，给我敬礼。
兵临城下，不能打了，它才接受和平条件。和平改编，没有强大的兵力监视，它会老实、听话？
我们师分来个上校团长，叫韩声涛，南下时当副师长。他原是东北军的，军事理论有一套，人也挺好，就是有时露怯，遇事不大敢做主。给部队讲话，有时讲着讲着就冒出句“弟兄们”。在国民党那边干了那么多年，一时间也够难为他的，他自己大概也觉得不大适应。南下到武汉后，调到步校去了，这应该是用其所长了。
杜博老人说：
我们营分来的都是炮兵。有个上尉连长李兴武，南京砀山炮校毕业，军事技术好，人也好，又精明，到营里当参谋。
他给我们讲国民党军队怎么克扣军饷、走私。把94山炮炮弹头卸下来，弹壳里装盐，一发能装10斤，卖给老百姓，要钢洋。过卡子，警察查，送炮弹的，就是明知有诈，警察也不敢怎么的，顶多使几个钱就过去了。
王玉兴老人说：
我们连分来几个士兵，有个叫卢忠礼的印象挺深。他是北京人，初中毕业，篮球打得好，京戏唱得好，有机会我就让他唱两段，大家都爱听。我还跟他学文化，也让他教别人，他也挺热心。他家是小商人，在家挺娇惯的，在国民党那边就不大想干，到咱这边也有些消沉，就是怕吃苦。我没少跟他谈话，又批评，又鼓励，又使用。我说你有文化，现在干革命，将来搞建设，比我有出息。中国老百姓有句话，“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年轻人不吃苦就不能出息。他南下一路表现都挺好，到湘西入党，入朝不久就当排长了。
翟文清老人说：
兵痞、兵油子是很难改造的。有的不光是痞性，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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