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辙了，庞庆振直接给与他关系很好的2营长打电话，让5连立即轻装跑步增援陆庄。又给自己的老同学、师榴炮营长打电话，以私人身份请他给予炮火支援，这边令副团长指挥坚守八里营，自己率团直属队奔去陆庄。
陆庄和八里营好歹守住了，师长赵天星来问罪了，当众训斥庞庆振私自调动师预备队，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庞庆振怒不可遏，将手枪摔在桌子上：那好，我听候军法处置！赵天星下不来台，拍桌大骂，庞庆振丝毫不让，差点儿动起手来。
新乡为黄河北岸桥头堡，新乡被围得铁桶一般，八里营机场为40军进出新乡的唯一孔道。把个“铁团”放在这里，已说明这里是何等重要，师长却好像全然没当回事儿，庞庆振实在搞不懂这是打的什么仗。而战场上调兵遣将，竟然要靠私人关系，找哥们，凭哥们义气，个人私交，这样的军队又有什么前途？他又是为谁卖命？
就在这时，在40军当医兵退伍回卫辉市老家的表弟冯海刚来了，捎来中共卫辉市委工作的老同学徐绪景的一封信。从解放区来的表弟，告诉他东北已经解放了，山东也解放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已陷入包围之中，华北、中原地区马上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而老同学的信，简单叙旧后，就讲明形势、道理，直言希望他率部起义，“应为立断，早下决心”。
庞庆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孤城困军，天天听的都是国民党宣传的那一套，只知道小环境不妙，哪晓得这世界已变成这等模样了呀！
就想起前些日子收到父亲的那封信，讲自己这辈子的遭遇是咎由自取，要他不要再卖无谓之命，务要摆脱国民党，选择真正为国为民的光明之路。
就和共产党交往起来，而且愈来愈密切、深入。
12月11日，庞庆振向师里请求去“匪区”征粮。新乡粮食奇缺，外出征粮非常危险，没人愿去，师里哪有不准之理？殊不知拉出队伍是为了便于起义，出行路线，起义时间、地点，华北14纵队如何在两侧跟进、策应，都与共产党商量好了。
刘国玺，黑龙江省舒兰县人，离休前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南下时是49军147师441团宣传股长。
老人说：
宜沙战役后，进军湖南，到达沅江，江对面是津市。津市的国民党正规军都跑了，留下地方部队一个团，当替死鬼。我们刚住下，过来个商会会长，60来岁，挺胖，见了团长、政委，张口“贵军”，闭口“长官”。他说受一位马团长之托，特意过江和贵军接洽，商谈投诚事宜。
政委沈仲文说：投诚不行，只能投降。
那会长连连点头：只要不打仗，怎么的都成。
约定第二天上午9点，在沅江一只船上谈判。商会会长带几个人，都是津市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早早就上船等上了。我们这边是政委沈仲文，参谋长蒋顺学，1营长孙海泉，我算秘书，负责记录。他们那边也4个人，那个马团长，一个团副，另两人不知什么身份，其中也有个记录的。两边各划条小船，到江心上了大船。马团长敬礼，沈政委还礼，也没握手、寒暄，船舱一张长方桌，两边各一长条凳，坐下就谈。每人桌前一杯茶，一个多小时，谁也没喝一口。
会长几句开场白后，沈政委道：马团长，你们有什么想法，请讲吧。
马团长冲沈政委点点头：我和我的弟兄们，愿意向贵军投诚，从此为贵军效力，希望贵军能够容纳我们，并保留我们的番号。
沈政委瞥那位会长一眼，说：我们的态度，我想马团长及诸位都知道了，只能投降。我们会保证所有投降官兵的生命和个人财产安全，愿参加革命我们欢迎，想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
解放沈阳时，敌人都要求“起义”、“投诚”，那时没经验，一些部队就答应了，上级想纠正时来不及了。现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如何掌握起义、投诚、投降，不说轻车熟路，也都心里有数了。这次谈判，我们4人小组连个会也没开，用不着。就那几句话，去个连长、指导员，也一样说得轻松、遛道。
那个马团长一开口就挺吃力，而且越来越吃力：能不能请贵军再、再考虑一下我们的愿、愿望呀？
沈政委一挥手：这次谈判是无条件的。
那个会长早就坐不住了，赶紧对马团长说：走留自愿，保证生命和财产安全，解放军长官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会长身边那几个人，也赶紧过去劝说马团长，帮着打圆场：这是民意呀，民意呀。
马团长坐在那儿，面色铁青，再未吭一声。
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津市解放后，老百姓都叫他“马老五”。40来岁，瘦瘦的，别看是地方部队，军人姿态，军事素质，给人感觉都不错，也挺强悍。
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两个表弟，两封书信，新乡“不战而屈人之兵”。
至于津市的那个“马老五”，还有其他地区的那些“李老四”、“王老六”们，也同样简单。你不是想谈判吗？那就照我的谈，别的一概免谈。
比之傅作义，还有陈明仁等人，庞庆振显然是不同的。庞庆振年轻，在国民党这盆浑水中搅和得不深，心灵中多少还有片纯净之地，也就更具一种国家意识和归附真理、正义的色彩。
而在本质的宏观上，则都是城门不保，才有心门洞开。
国民党这个瓜不光是熟了，而是烂了——腐败不就是腐烂了吗？
第十二章 （二）“我是共产党”
1949年8月31日，12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湖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一份《整理地方武装初步计划》：
在我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继续南下，全国即将全部胜利的局势下，湖南各地杂乱武装，纷纷而起，到处找我党接头。其中一部为我地方党所控制，一部为投机分子所掌握，加以程陈（即程潜、陈明仁——笔者）接受我党八条二十四款，使湖南得以和平解放的情况下，为了慎重妥当处理这批武装，特根据华中局七月二十五日及八月廿日指示与各地情况，作如下初步处理计划：
第一，现有地方武装情况：
一、各系统武装情况：（参考八月廿九日通报表）
二、由于过去环境，不能统一，因此各部分武装，差别很大，从发展时间看，早的在去年11月以前，迟的到长沙解放以后，有的经过战斗有的根本未打过仗，从其成分看，更为复杂，较好的以省工委领导之姜亚勋部（湖南人民解放总队第一支队）农民群众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他多为兵痞流氓、圈子（即帮会）无业游民，各部队首要人物，则多为退役、失业、被解放军官，帮会大哥土匪头子及一部分脱党叛变分子，与军统特务。纪律不好，不为群众所真心拥护，但大多数（除少数敌特外）首要分子，见大势所趋，都愿在我党领导下，找出路，但由于动机不纯，多于一方面接受我党领导，取得合法地位，一面暗地扩大武装，以便于整编时，争取功绩换得地位，在不能满足其私人欲望时，有的会不接受改编，拉走继续为匪。
第二，三种情况十种类型：
湖南各地武装，以性质分，基本上可分三类：
第一类，基本上党可以领导掌握的，如姜亚勋部，但并不是党可以全部掌握的，内部官兵成分复杂，上下级各部之间问题尚多，我们不能估计过高，这部分数目不大。
第二类，为投机武装，到处拉力量，要地位，不管其以何面目出现均□（一字不清——笔者）人民武装，这类武装数目最大。
第三类，匪特武装及一部地方武装。
以目前情况具体区分可分为十种：
一、是我党（地方党）所领导的武装，内部有党的组织，经过战斗纪律较好，如省工委领导之湖南人民解放军总队一支队姜亚勋部。
二、有党的领导，但党的组织不纯，力量薄弱（不能起决定作用）其领导人与部队成分复杂，纪律不好，不为群众所欢迎，并未经过大的战斗锻炼的，如省工委之四支队彭汉云部。
三、地方党的外围组织，（湖南革命军人民主促进社）所控制与组织的部队，如常德的陈采夫。
四、华中局社会部城工部派出之被解放军官，利用其旧关系，收罗失意的在乡军人，利用解放军名义，拉拢敌人地方武装（自卫队等）封官加委，组织起来的武装，成分复杂，纪律很坏，如“3130”之江南地下第四军唐拔部队。
五、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局势下，一部分投机分子，乘机利用我解放军名义，招兵买马，任意加委，所组织的部队，成分极端复杂，纪律很坏，曾与我兵团联系过的，如湘潭王作民，湘南李铁山部。
六、敌人武装，经我长期工作，可以控制掌握的，但今天仍在陈明仁兵团的，如232D宪兵十团保警大队等。
七、工厂企业部门，带有自卫性质的武装，事先起义，或为我控制，或被迫留下的，如黄金洞矿警。
八、敌人地方武装，看到我大军南下，哗变过来的，如李高峰部。
九、敌伪县区武装，如保安团、自卫队，留在当地未走的。
十、敌特土匪有计划侵入我们内部，或潜伏伪装过来进行破坏活动的，如湖南人民反共救国自卫军毛肇勋部。
第三，处理原则：
第一类，基本上应是培植帮助，但应严格审查，清洗其坏分子（尤其是军官）彻底改造、整顿与建立党的组织，保证成分纯洁与党的绝对领导，方能成为地方武装。
第二类，迅速坚决融化、改编、遣散达到消灭的目的，但应灵活政策，有步骤，其军官应适当处理安排，但不再带兵。
第三类，展开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孤立。配合以军事清剿扑灭，与发动群众展开反匪斗争，达到坚决迅速消灭的目的。对地主武装暂不动，但持枪抵抗的应坚决消灭。
按各种情况，具体处理应是：
第一种，为党较有基础的部队，经过战斗的，应是帮助培植的方针，但在整编前只保持原样不再扩大，应严格审查彻底改造，加强领导充实骨干，整编为分区或县的地方武装。
第二种，虽为我党领导的武装，但党不起决定作用，并不为群众所欢迎的，应加以整训，改造清洗抽调不可靠干部，适当分散，编入分、主力。
第三种，对民主促进社控制的自卫队、保安团，应通过与利用外围关系，解除武装，编散部队，而不得原封不动，对所新组织的部队，应集中整训，了解情况进行改造，然后适当分散编地方主力或野战军。
第四种，对3130的地下第四军及类似的外围武装原则上以编散为主，但在步骤上应先以集中整训为名适当的（不是全部的）集中进行争取教育了解情况，最后分散补充野战军或地方主力部队。
第五种，基本上可按照第四种类型处理。
第六种，在陈明仁部队所有的关系部队，不论其成熟与否，均不拉出，仍应在其内部继续保持。需明确肯定，今天陈部队能巩固即是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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