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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是最有力量的。嘴再笨，行动好，战士就服你、敬你、听你的。
王玉兴老人说：
在鄂西追歼宋希濂，有个叫得玉山的，是从傅作义部队起义过来的个兵油子，总掉队。他是河北人，参加国民党军队前在北平拉洋车，腿脚挺利索的，就是耍熊。我说加把劲，快到宿营地了。他说我倒想加劲，可这肚子不让加劲呀。我替他背背包，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再挺上一两个月就是好日子了。那时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所以都能咬牙挺着。可你听他说什么？革命有前途，个人没奔头，我是挺不到那时候了。我说你也是穷人，革命再苦再累，也比你拉洋车有奔头呀！他说我拉半天洋车挣5角钱，两角钱住店，两角钱吃饭，还有1角钱喝茶听书去，那日子美着呢。
过个叫“陈大山”的山，山陡，下雨，还吃不饱饭，得玉山说什么也不走了。他说指导员，你是个好人，就当个大好人行不行？我说怎么当大好人？他说你把我枪毙了吧，我实在吃不了这份苦了。我说抬，4个人把他抬起来，我也抬。我们是炮兵，马驮人扛，多少装备呀，一个炮架4个人抬，这回还得抬个大活人。围困长春时，我右大腿负过伤，不大吃劲，一个趔趄坐那儿，差点儿把他从担架上摔下来。1班长骂起来：妈个巴子得玉山，指导员拖条残腿抬着你，你他妈的还叫个人吗？有人撸胳膊挽袖子要揍他。后来他还告诉我，说有人要把他推到山崖下去。他嘴上让我枪毙他，其实是耍赖、耍熊，最怕死了。
得玉山不敢耍熊了，我却不大行了。
我19岁当指导员时，同等职务的东北兵，全师没几个，当指导员的就我一个。我从小争强好胜，干什么都想争个头名，组织上这样信任我，我不玩命干好工作，对得起谁呀。工作好坏另说了，我敢说我是全连最累的人了。按说心里痛快，人是累不坏的。而且我们那时那人都知道不能讲困难，干什么能没困难？这困难，那困难，那仗还打不打了？可这一切都有个条件——得肚子里有食呀！
过陈大山之前，副营长见我背两个背包，还扛支步枪，问我行吗。我说行。心里话：谁叫我当指导员呢？当指导员就得行，不行也得行！
可咱东北人到江南，水土不服，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生病加腿伤，更要命的是饿肚子——当指导员的，饭也得带头少吃呀。古人说“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老百姓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几天少吃也饿不死，可天长日久，那人就挺不住了。马也好，骡子也好，拉不出去，遛不动了。
三、粮食！粮食！
李树基老人说：
南下过了河南信阳，有些地区就没有我们的地方政权了，有时就得自己筹粮了。
最后一次与地方政权打交道，是在湖北，快过江了，一个小镇。一个区长，是个南方人，腰里别支盒子炮，带个警卫员，把一群保长、甲长叫来，限令各保各甲多长时间交多少粮食，一个个画押，还得联保。那个区长瞪眼睛，拍桌子，像训狗似的。过后我说你怎这么凶呀？他说对这帮人就得这样，不然他们糊弄你。开始大规模筹粮是在咸宁。那时有些部队已经喝粥了，有的连粥也快喝不上了。
在山东、东北都筹过粮，干我这行的这是基本功。辽沈战役前，谭政讲大军南下北宁线，如果后方供应不上，各部队可以就地打土豪、吃大户，解决粮食问题。结果，一是后勤供应上来了，二是缴获也多，用不着这个办法——这回到江南用上了。
我住处旁边就是保长家，10多间房子，有钱，阔气。他明明在家，我去见他，家人却说不在。我让警卫员去找他，说我们首长让你去，跑步去。这回他颠颠地来了，点头哈腰的。我让他坐下，说你给家里写个条子，晚饭前送来1千斤粮食，不然今晚就别回家了。
当时群众最普遍的思想，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怎么办？特别是一些老革命根据地，当年红军走后，白军大肆烧杀，群众受害很大。一些保、甲长跑了，有的躲起来，不敢出面。这个保长40多岁，在当地威信挺高，相处几天，对天下形势和我们的政策了解一些，工作还挺认真、配合。
民运部有个100多人的民运队，打起仗来就下到各部队去，组织民工运送弹药，抬运伤员。大都是东北翻身农民，大都30岁左右，从部队抽的老战士，年纪大，本事也大。在东北走到哪儿如鱼得水，过江后南方话听不大懂，当地人和北方人也有些隔阂，他们却很快就能贴上去，和老百姓弄得挺热乎。军里还有几百南下工作团的学生，医院、文工团要不了那么多人，部队处于战斗状态，他们去了也不合适，得有个过渡阶段。我就说都给我吧，让几个民运队员带上十个八个学生，下乡征粮。一些人还是老百姓打扮，有的女学生穿花衣服，大家就把自己多余的军装拿出来。不够分，穿件上衣，或戴顶军帽，像个“工作同志”就行。学生热情、聪明，纪律性也挺好，南方话学得可快了。
我们到得早，当地还有些粮食，征粮比较顺利。我再三强调不能侵犯穷人利益，对地主富农也要给他们留下口粮，下面政策执行得也行。逐渐地就不行了，后面的大部队陆续上来了，都来征粮。我们在那儿征，他们也去征，我们征完了的，他们还去征，有时一个乡有几支征粮队，这可怎么行呀。
在咸宁南边一个乡，兄弟部队一个征粮队，在那儿挨家挨户搜粮。我火了，把他们批一顿。那个队长哭丧着脸，说我们也知道不该这么做，上级也不让这么做，可部队等饭吃，我们有任务，没别的办法呀！
这是有人的地方，一些地区老百姓跑光了，没人，那粮食怎么征？就是搜，这家那户，翻箱倒柜，屋里屋外地搜，搜不到饿肚子，搜到了，在那儿放几块大洋，或是写个条子放那儿。
想来想去，决定成立个“咸宁地区办事处”，统一征粮，统一管理、分配。请示军里，批准后就挂块牌子，再刻个关防大印，到处贴布告。各师在各县也照此办理，在县政府办公，最小也是团政委当办事处主任，我们民运部再派去几个民运队员当特派员，与原来的乡、保、甲长打交道。国民党政权垮了，随军南下接收城市的南下干部团还没到，这种做法实际是填补了一段权力真空。后来各部队也陆续效仿，在所到之处成立类似的办事处。
这下子可把我们忙坏了。这拨走了那拨来，一天到晚团团转。乱征乱派现象得到一定遏制，可那点粮都交上来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有的部队还打埋伏，自征自留自用了。一些来要粮的人冲我喊，这点粮还不够塞牙缝的。有的说没长弯弯肚子，就别吃镰刀头子，挂那牌子干什么？
我是山东人，脾气本来挺倔，这行干久了，也磨炼出来了。我就解释，今年水灾，眼下又青黄不接，敌人撤退前还抢走许多粮食，“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这点“羊毛”，老百姓的日子苦透了。其实，这话不讲也都明白，大家是急呀。部队吃不上饭，都急于把粮食抓到手里，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呀。一支饿着肚子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民以食为天”，军队没粮也是天塌地陷呀！
四野铁道兵团的一个团，在咸宁北边修桥，跑来要粮。我说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第二天，团长、政委亲自来了，说李部长呀，能不能再接济点呀？那政委说铁路修不好，后方粮食运不上来，你们再辛苦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说这道理我明白，铁道兵同志辛苦我也知道，可我只能按人头分手头这点粮食。谁多报人头，我也不一定知道，我敢拿党性保证的是，我们绝对是公平的。
许多旧政权人员都逃跑了，留下来的鼓励他们坚守岗位，为我们工作。我们人生地不熟，他们有优势，而且知道天下是共产党的了，大都老实、听话。醴陵县长没跑，病了，住院，找我们说要“起义”，枕头下还放支枪。我说你这叫什么起义呀？他脸都吓白了。民运队南下时没有枪，到湖南后装备齐整了，清一色20响，东北人叫“20搂”（读lou）。都是筹粮时没收乡长、保长的。湖南、广西土匪多，还有特务，到下边工作挺危险的。
从湖北到广西，筹粮是大事。大军云集，所到之处，物价飞涨。更要命的是有些地方，白花花的大洋硬是买不到粮食，那也得想方设法弄呀。不能让部队吃饱，怎么也得吃个半饱，对付着能够行军打仗呀。
最后一次筹粮是在钦州附近。广西战役俘虏那么多敌人，士兵好办，给点路费让回家了，5千多军官要船运梧州，每人带15斤大米。这抠那弄的，8万多斤粮食忙活得差不多了，来命令了，让我们奔雷州半岛，去打海南岛了。
下面是40军后勤部政治处主任李金明，1949年8月10日写于醴陵的《40军后勤工作队征粮总结》中的部分文字：
正是休整时期，征粮地点为醴陵县清泉乡，全乡8个保，人口约两万余，地约两万余亩，一至五保平地多，山村少，柴困难，六、七、八保山村多，但六保三个甲和八保五个甲没稻田，依靠山林和种红薯维持生活。
该乡人员健全，乡公所有主任和干事，均有保甲长，但没有人口、地亩册子。全乡共摊米206000斤，柴412000斤，规定9号完成，到9号只征八万余斤，部队准备行动，工作队要回来了，仍在缴送中。
工作队组成，粮秣科三人，政治处一人，第一工作队七人，宣传队十七人，共二十八人。集中住宿，分六个组工作，早出晚归，开会交流经验。先由乡召集各保长开会，说征借意义及数字，然后确定各保应摊数目，各保回去召集甲长开会，先派大户或估计摊派民主评议，就让开始送粮。先搞清有多少大户，工作队指名征借，让乡公所直接通知大户。
开会讲话听不懂，找当地小学教员当翻译。
二保地主肖昌隆只报400石租，开会追出800石地租。有的地在几个保，分散，就一块块查。稻田收两季，就按两季的40％收地主粮草。征借是草随粮走。部队急等粮食下锅。地主不让佃户交粮，佃户就不敢交，工作队就做佃户工作，并保证发现一个，教育全体。保甲长有的阳奉阴违，当面答应好，工作做不到，有的包庇地主，替地主叫苦，瞒地亩，想平均摊派，有的受地主控制、拉拢。恶霸地主肖昌隆组织些人反对保甲长，保甲长吓得不敢干了。六保地主易雨先虚报田亩，保长明知有假也不敢纠正。给他们讲我党政策，胜利形势，天下是共产党的了，让他们安心老实的办事，安慰、鼓励他们，布置工作要具体、细致，随时检查、督促，甚至看着他们干，并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其撑腰。
肖昌隆大摆酒席请佃户中人吃饭，当场说大家不要交粮，保甲长派得不公，你们不认字不明白，我都知道。还写标语、传单到处散发，群众想交也不交了，保甲长吓得要辞职。肖家有手枪，哥哥当过营长，侄当银行主任，还有当县长的。对保甲长一面防止他们被地主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