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如何灿烂，长安皇帝的文治武功如何威震四方，长安帝国的民众，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并没有得到一张能撤换他们管理者的选票。
柏杨先生曾经写过《英雄末路》一文，描写许多中国名将的悲惨下场，中国文明固然有其酱缸的一面，但是西化论者却无法看到长安文明在地理封闭环境中也曾有过的灿烂时刻。
不过，尽管凌沧洲先生致力于在沉没的“长安文明号”残骸中打捞点有价值的东西、打捞其光辉、足以鼓舞人的一面，也无法回避其黑暗面。甚至，我要补充柏杨先生《英雄末路》的故事。
还记得中国英雄班超吗？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为长安帝国立下过奇功。他的长子班雄、小儿子班勇也在西域为祖国效力多年。班雄还带领五营兵马驻扎在长安，并出任京兆尹（长安市长）。班雄的儿子班始在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务，并且高攀上清河孝王，和他的女儿阴城公主成婚。该公主是汉顺帝的姑母，骄横而又淫乱。她和她的男宠同处帏帐中，而要班始爬到床底下。班始憋了一肚子气，永建五年（130年），就拔刀把公主杀了。汉顺帝大怒，把班始腰斩了，班始的同族都被杀害……（见《后汉书》）。帝国君主就是这样对待他的臣民的，即使班始杀人当惩，他的族人被诛灭却充分展示了帝国的残暴和不义，同时帝国的阳刚之气为什么渐渐衰落，这与专制恐怖，与王权扩张，与社会公正无法实现大有关联。
“当我们从历史读到苏丹的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不禁以一种痛苦的心情感到人性的邪恶。”孟德斯鸠这样说。同样，当我们读到中国皇帝们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会不会也感到痛苦？会不会感受到人性的邪恶？还是以一种奴隶和顺民的姿态来歌唱那些好大喜功的帝王，甚至认贼作父，把征服者和奴役者歌唱成英雄，把他们的时代渲染成盛世？！
###院和罗马人民——这就是罗马早期的权力模式和来源。孟德斯鸠把共和国以前的早期罗马政体分为最初五王政体、瑟维里厄政体和塔昆政体。最初五王时期，###院享有最多的选举权。瑟维里厄统治时期，将人民划分为许多个选举团，瑟维里厄是人民选择他为王的，###院没有参与选举。而塔昆不要###院也不要人民选他为王。“他要把三权集于一身，但是当人民想起自己曾经是立法者这一事实，塔昆就完了。……罗马人民比其他人民更易于为悲惨景象所激动，卢克丽霞染血的尸体的悲惨景象结束了王权制度。”（《论法的精神》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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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3）
罗马，它的人民，在其历史上，曾见证了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名叫维吉妮，一个人名叫凯撒。
维吉妮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公元前451年，她的父亲维吉努斯将她许配给了洛修斯。二人还未举行婚礼，洛修斯就奔赴战场。护民官阿皮尤斯垂涎维吉妮的美貌，软磨硬泡都未能得到维吉妮纯洁的心。最后，阿皮尤斯想出了歹毒计谋，让一个大胆的自由民马库斯来完成他的计划。几天后，马库斯在维吉妮经过的广场上，悍然逮捕了维吉妮，说维吉妮是他的逃奴。这姑娘喊叫求援，很快就聚集了一群人，正巧洛修斯也归来在人群中。
双方僵持不下，争执到法院，而法官正是阿皮尤斯。阿皮尤斯判定维吉妮是逃奴。马库斯要将维吉妮带走。维吉妮的父亲多次抗争无效，悲愤交加中，他带着尖刀回到了女儿身边，大声说道：“亲爱的女儿，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恢复你的自由了！”旁观者看到，他将刀刺入了女儿的胸膛。
鲜血使罗马人民看清了阿皮尤斯之流卑鄙凶残的面目。不久，平民收回了自己的权利。在已经做了护民官的维吉努斯的提议下，阿皮尤斯和马库斯被逮捕起诉，阿皮尤斯自杀，马库斯逃亡。（参见《西方名女》，薄加丘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如果说维吉妮是自由祭坛上的祭品，那么，凯撒则是罗马人民恐惧暴政、追求自由的牺牲品。当凯撒击败庞培、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独裁的气息日益浓厚的时候，罗马人的不安浮上台面，正如莎士比亚戏剧中描写的罗马人的怀疑：“可耻的时代！罗马啊，你的高贵的血统已经中断了！自从洪水以后，什么时代你不曾产生比一个更多的著名人物？直到现在为止，什么时候人们谈起罗马，能够说，它的广大的城墙之内，只是一个人的世界？要是罗马给一个人独占了去，那么它真的变成无人之境了。啊！你我都曾听见我们的父老说过，从前罗马有一个勃鲁托斯，不愿让他的国家被一个君主所统治，正像他不愿让它被永劫的恶魔统治一样。”
为了防止即将到来的独裁和暴政，罗马人刺死了大名鼎鼎的英雄凯撒。但是，最后，凯撒的余党还是取得了胜利，罗马朝着帝国演变。
孟德斯鸠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死时说道：“目睹维吉妮的死，促使人们驱逐十大官；凯撒沾满鲜血的长衣，使罗马重新受到奴役。”（《论法的精神》第11章）
当罗马人奋起驱逐塔昆暴政的时候，当罗马人不愿为自己打造锁链而刺杀凯撒的时候，当罗马人拥有选举最高权力者的选票的时候，当罗马的法律在制约权力滥用的时候，罗马的光芒掩盖了其血腥残暴的阴影，今天的文明世界无不在分享着罗马共和与自由的传统。
谈到罗马与长安，我们不禁还要谈一谈罗马与长安的精神源头和信仰力量。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基督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相比基督徒遭受的迫害，孔子的信徒在长安帝国的命运要好得多。从两种教派提倡的爱和人道关怀而言，我认为两种教义都闪耀着光芒。但是，基督教作为被迫害者的宗教、受难者的宗教，基督徒对追求信仰自由有着比儒教子弟更深刻的体验，虽然基督教执掌权力后也迫害异端，但是，在西方世界，追求信仰自由一直是一种驱动力，无论是来自基督教内部的纷争，还是来自外部别的宗教的竞争。北美的首批移民之一，“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就是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漂洋过海，从而带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大量提拔儒生充当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学之博士皆被罢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员几乎全由士人充任。同时，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又设太学、办学校、察举孝廉，使儒家理论渗透到各阶层、各领域，成为国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论根据。儒教升级为垄断性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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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4）
支配了长安帝国的文明。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下了一道诏谕，此诏谕并未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也没有禁止异教崇拜，但它却远超过加利流在公元311年下的容忍基督徒的诏谕。米兰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并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和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直到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才宣布它为国教。
这是东、西两个帝国对信仰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在长安帝国从来就没有被意识到，虽然在春秋时代东方专制权力失控时期各种信仰的萌芽成长过；而在罗马世界，信仰自由，是基督徒流血几百年才争取来的权利，从罗马皇帝尼禄到哈德良、图拉真等人，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处于被严酷打压和迫害的状态。但是当基督教取得垄断性的地位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同样面临为异端的权利奋斗的困难局面。
罗马的辉煌与长安的复兴
罗马人和长安人都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和繁荣的文化。
在理性思辨上，罗马人独步当时；在建筑艺术和工程服务上，罗马更是创造了古世界的辉煌。公元1世纪，罗马的大道四通八达，你只需持一本护照，就能从埃及到达法国。罗马的竞技场、拱顶、圆柱……甚至罗马的建筑风格，你都能在新世界的美国发现其影子。罗马人创造了世上罕见的输水道工程，高大的水渠将山间的水引到城市供人们饮用、洗浴，这种建筑和卫生成就，是一些国家20世纪初期都没有达到的。东罗马帝国在拜占庭也创造了建筑艺术的辉煌，从公元5世纪起陆续建成的那些教堂，如圣索菲亚教堂，其雄伟壮观，其对物理学恰到好处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至今，土耳其人都可以坐享这些雄伟的教堂作为旅游产业带来的丰厚的回报。
而在感性艺术上，长安帝国的人们则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长安帝国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经由唐诗这种艺术形式，长安帝国的人们，把他们对生活无尽的热爱、对黑暗和不公的控诉、对暴政的蔑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战争的反对和对和平的向往诉诸纸上。
但是，长安，没有能在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任何成就。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按照孟德斯鸠等人的研究，亚洲的平原地理条件和气候等因素，促成了东方的专制。而人类学家则有一种“领先遏制”的理论，东方在文明进化中曾经处于较优势的地位，而这种缺乏周边文明竞争的优势地位，在工业革命来临时无可避免地落后和衰败了。（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正如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崩溃，长安文明在10世纪后也已经进入衰败期，帝国的余脉——“东方拜占庭”宋、明帝国，屡屡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遭到重创。帝国的生活，除了还信仰儒教外，已经全然改变，连发型和服装都已经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如果一个长安帝国的唐代人，来到17世纪的大清帝国，将会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因为头上多了一根辫子，而奴性更加深重了，残存的那点独立、尊严、风骨将在奴才们的请安声中消失。
美好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长安帝国的光环脱尽，汉唐的辉煌只留在人们的回忆之中。今天，当长安帝国的后裔，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们号称要进行复兴时，首先就必须厘清：我们要复兴这古老文明中的什么东西，是它的武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是它的自信？是它的风骨？还是它的人文关怀？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菩萨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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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东方拜占庭（1）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国家的灭亡，一个民族的被征服；讲述这个国家在末日来临前后它的臣民的抉择、勇气与悲壮。这个故事讲述了一艘航行了几百年的帝国船只如何在世纪变迁的风浪中沉没，并打捞在被风尘掩盖的历史后面那些勇敢的心和自由不屈的灵魂。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