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肯定是被抓走的对象。因此我们两人决定，不顾敌人的机枪扫射，拼命也要往外跑，宁死不能被敌人抓住。安平、束鹿我们不熟悉，就往熟悉的深泽境内跑。跑了一段，看到南面有敌人的马队跑过来了，西面有敌人的步兵从杜家庄东口出来，分为两股，一股往东南，一股往东北，成为一个钳形，以继续紧缩包围圈。敌人从飞机上打下来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身边，把地上的土打得“噗噗”地冒烟。我们看准了机会，敌人的马队还没跑到我们跟前，从杜家庄出来的两股敌人的尾巴都已出了村，这正是个空当，我们飞快地从一个交通沟里跑进了杜家庄村里，算是跳出了敌人合击圈。事后听说，被包围在合击圈里的人们，很多被敌人带到安平县角邱村去了。
其实，杜敬他们此时并没有跑出敌人的大合围圈，敌人“拉网扫荡”是多层次的，这一波过去了，不久可能又有一波过来，有时“扫荡”
完这一片，回过头来又“扫荡”一次，有时是一队人马成东西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上一遍，同时另一队人马成南北向拉开在野地里趟一上遍，好像梳头一样，叫“梳笼式扫荡”。
因而，他们还得接着跑。杜敬回忆说：我和张洪在杜家庄没有住脚，继续往西北方向走。每经过一个村，都看到敌人“扫荡”
过后的凄惨景象。街上冷冷清清，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敌人“拉网”拉走了，只剩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在街上哭哭啼啼，有的是家里人被敌人打死了，有的是亲人被敌人抓走了，有的家里房子被烧了。
我们是黎明时分听到敌情后跑出来的，这时已到了下午，大半天还没吃饭，肚子早饿了。
走到一个村，想起我在县文建会工作时认识这村的文建会主任，于是到了他家，想找点东西吃。这家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家，才供得起子弟读点书。所以那时的村文建会主任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在乡知识分子。我们进了他家的大门，正好看见那位主任从二门里出来，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过去见了面总是很热情的老熟人出乎我的意料，很冷淡地支吾了两句就进去了。我们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出来，估计是从这个深宅大院的后门或旁门溜走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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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月11日至15日，“拉大网”（3）
我们又往前走，到了周家庄，张洪的姐姐家在这村。家里没人，我们掀开夹道里的锅，锅里有剩高粱面饼子。正吃着，张洪的姐姐哭哭啼啼地回家来了，原来她父亲被敌人打死了。她要张洪和她一起料理后事。张洪有些犹豫。因为我们估计，敌人从滹沱河往南拉了一次网，把绝大部分人拉走了，回来时还会由南往北再拉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到滹沱河北去，才能躲过敌人。张洪要跟我一起去，但出村不远，毕竟出于父子之情，又回去了。
傍晚，我走到马铺村西，想从这里过河。河水很浅，挽一挽裤腿就可过去。但敌人已经把河封锁了，在河北岸，每隔一段就点起一堆火，并有骑兵来回巡逻。我蹲在河南岸的一棵树下，观察了一会儿，摸清了敌人骑兵来回巡逻一趟所需要的时间，看准一个空子，就很快趟过河去了。一到北岸，遇见一个穿破衣服的老头，一看就是个老贫农。他看出我是个革命工作人员，立即十分关切地对我说：“唉呀！同志啊，你这会子过河多危险呀，敌人的马队刚过去。”我说：“我看见了，正是趁这个空子过来的。”那位老贫农急忙把我领进一个小交通沟，让我在五千村边上往北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也黑了下来，才算比较安全了。
杜敬他们，毕竟是本地人，又是男人，地方熟，有主见，拼死拼活，总算闯了出来。如果是外乡人，又是女性，恐怕就更难了，当年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工作的刘燕瑾女士，在赴外地拍电视剧前夕，抽时间接受了采访。
以下据采访刘燕瑾记录。
刘：在“五一”大“扫荡”时，我们火线剧社都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行动。我是跟指导员解杰在一组。那天晚上一夜走了一百多里，想着已经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了，进村找饭吃。没想到正钻到敌人包围圈里来了。跟着老百姓往村外跑吧，一跑跑散了，就剩我和丁冬在一起，到了村外，就看见日本骑兵在兜圈子，圈子越兜越小，就把人全围在里头了。
问：有多大一个圈子？刘：不大，也就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吧，几百人。这时候敌人的骑兵一边跑着压缩包围圈，一边叫喊着。步兵也上来了。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就过来了。
一边走一边喊：“八路的，八路的？”老百姓都挤成一团了，最后只好都蹲下。不敢抬头，也不敢睁眼看。听着不远处有个人惨叫一声，知道是敌人拿刺刀挑了一个。我和丁冬没在一起，可也离的不远，互相看得见。
赶紧就着点露水，拍点地上的浮土，弄在脸上。可手里空空的，不像个逃难的老百姓。正着急，“啪”
的一下，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扔过来，吓了我一跳，睁眼一看，是个旧包袱。是边上一个很瘦小，还有点喘病的大娘扔给我的。大娘小声说：“闺女，快拿着，”我赶快两手抱着。回头一瞧，觉得丁冬比我更不像老百姓，就又扔给她了。这会子听见日本兵大马靴踩着就过来了，赶紧低下头。日本兵端着刺刀先走到丁冬那儿，丁冬把头低下来，双手紧紧抱着包袱。日本兵一刺刀把包袱挑到地上，一看都是些破衣服，破布头，只看了一眼，就朝我走过来，猛然吼了一句：“什么的干活？”我赶快回答：“老百姓，老百姓。”那日本兵又问了一句：“哪个村的有？”
我想回答就是附近那个村的，可又不知道村名，这不急死人吗？亏得我旁边那位大娘抢着回答：“就是这村的，太君，她是良民。”说着把我往她身后拉。日本兵瞧了瞧我，反正我一半是真的，一半装的，那么半真半假吧，做出直哆嗦害怕的样子。日本兵就端着刺刀往前去搜索别人去了。听得见远近日本兵一个个挨着用半拉子中国话问：“什么的干活？”“八路的？”
问：这要是汉奸就坏了，你们都是外乡人，一张口就能听出来不是本地人。
刘：不用张口也能瞧出来。别看都换了便衣，可许多地方还是和老百姓不一样。亏得那天都是日本兵。就这么着，还抓走一个男的——不是我们剧社的人。
也穿着便衣，可衣服上有那么点钢笔水。老百姓不用钢笔。
日本兵抓了些人，骑上马就走了。听见马蹄声越来越远，可我们还是一动不敢动。我看看丁冬，丁冬看看我，好像做梦一样。不相信又闯过了一关。这会已是过晌午了。就听见村头上有老头和小孩在喊：“维持上了，不要紧了，回家吃饭去吧！”藏在麦垅里的老乡们一个个陆陆续续地回村了。那位给我包袱的大娘，也要回家了。我们把包袱拾起来，拍打拍打还给她，道了谢。她对我们说：“闺女，跟我回村吧。”这村里情况怎么样不摸底，我们没敢去。她走后，我和丁冬赶快去找自己的人，附近的各个麦洼都找过了，一个我们的人也没找着。老乡都走了，茫茫无边的大麦洼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了。东望望，西望望，不知道村名，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怎么办呢？刚才还满是人的麦地里这会人影也没有。
只听见微风吹着麦子窸窸地响，天上一上一下地掠过打食的飞鸟。
我们俩都是外乡人，口音不对，本地汉奸一听就听得出来。虽然参加八路军也四年多了，可是过去光是跟着主力兵团打游击，一切服从指挥，过惯了集体生活，今天突然单独行动，由我们两个姑娘独立自主地应付这种瞬息万变的敌情，实在没有经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没个主意。再加上从昨夜行军一直到今天晌午，水米没打牙，渴得饿得心发慌。脚掌子上都磨成了铃铛泡，太阳又毒热毒热地，一步也移不动。
25月11日至15日，“拉大网”（4）
正在没奈何的当儿，从道沟里走来一个高鼻梁，大眼睛，走起路来麻利快的大娘。她一手提着饭罐子，一手里提着饭篮子。像是平日给在地里干活的人送饭去。我们一见有人来。
心里也就有了希望，等她走过来，就向她打听村里的情况。一边说着话，一边两眼泪汪汪的光盯着她手里的饭罐子、饭篮子，心想：“吃点东西才好，哪怕喝口汤解解渴也好。”
那大娘一听就听出我们是外乡人，看出我们是八路军。就把村里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了。原来日本人在村里还没走。我们问她是给谁送的饭，说大娘，能不能给我们点吃，从昨夜到现在，一口水一口饭没吃呢。大娘说她是给在地里藏着的儿子送饭去，说着把饭罐子递给我们，说：“闺女，你们先喝点稀的，等一会打发我儿子吃了，我回来带你们进村上我家里吃去。鬼子们在村当间打尖呢，我家在村边子上，看不见，你们又都是女的，跟我回去不打紧。”
老大娘走后，我们俩三口两口渴了饭汤，又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娘进村吧，鬼子就在村里，太冒险了，别弄个自投罗网。不跟大娘进村吧，别处也没个投奔。
正在犹豫不定，大娘回来了，说：“闺女，咱们走吧。”我和丁冬相互看了看，也只好壮着胆子闯一闯了。
进了村，她家果然是住在村边上，出道沟就可以拐进她家的大门。进了屋，大娘就招呼我俩说：“闺女，快上炕吧，你们再喝碗饭汤，我给你们烙饼。”我俩喝了碗饭汤。
丁冬帮她和面，我帮着烧火。大娘说：“快歇着吧，走了一夜路哩，歇着吧。”可是我们怎么肯吃现成的呢？她烙完饼，又拿出鸡蛋说：“你看，家里也没有菜，净跑反啦，给你们两个鸡蛋吃。”我们说：“大娘，您留着。”
她推开我们说：“又不是买的，自己的鸡下的，这年头，省着干什么？省着也是叫鬼子汉奸抢了去。”
她炒完了鸡蛋往焦楞楞的大饼里一卷，一下子塞在我们手里，说：“闺女，快吃吧”。
我和丁冬咬一口饼，心里酸了一下，眼泪直流（流泪）。
吃完了，我和丁冬互相看看，该走了，鬼子就在村里住着，别给大娘找麻烦。可又往哪走呢？大娘看出我们的难处，边收拾东西，边安慰我们说：“快躺下睡一觉歇歇，天黑了你们还要赶路呢。”这当儿，听见大街上有人喊：“乡亲们，维持上了，开会去吧，一家去一个。”大娘说：“别管他们，你们睡你们的，我去瞧瞧。”说完就出去了，我和丁冬背靠背坐在炕头上，谁也没说话。后来我听见丁冬隐隐地哭，想安慰她，可刚说了一句：“别难过。”自己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大娘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又黑又壮，不爱说话的青年，天黑才回家。大娘问我们要投奔哪儿？我们说要朝西北走过路西去。大娘又做了一顿饭叫我们吃了，还给我们带上明天吃的干粮，然后叫她儿子送我们出村，指明了道，才回去。于是，我们在茫茫的黑夜里，又走上了茫茫的道路。
唉，这些事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要流眼泪。
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