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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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 第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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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晚到10分钟的杀头。准时到达的马上排队,跑得满身大汗,却被逼的脱光衣服赤身卧在冰上,不久人和冰冻在一起,小久保再叫日本兵使劲拉,看到中国人肚皮拉破,鲜血涂冰,哈哈大笑。然后再视其“情绪”,不高兴时再扔几个中国人进冰窟窿。这就叫“冰炸肉油条”。
  “听收音机”,这是驻饶阳日本人的“乐趣”,他们把人抓来活埋,土一过胸,人透不过气,难受得直哼哼,日本人就爱听这人临死前的呻吟声,说这是“听收音机”。“五马分尸”,这是驻高阳北归还村据点日本骑兵的“高招”。他们在小连口村抓住王洪卓、王自成两人,探问我军伤员的事。两人至死不说。于是日本人把王洪卓双脚、两手、头用绳子绑上,五马分尸了。王自成眼睛精灵好看,日本人就用刺刀刺瞎了他双眼。“拉蛤蚂弓”。地上置刺刀,刀尖向上,人弯着腰刺刀紧接肚子,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引线。人体力不支,稍一向下刺刀扎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引线又被扯断爆炸。“滚毛驴”。大冬天让人脱光衣取用冷水从四面浇,浇得人在地上打滚。“人造自来泉”。一位游击小组长被俘,日本人灌了他一肚子冷水,肚子膨胀,然后使其仰卧,用板子一压,水从口中喷出。日本人大笑道:“人造自来泉”。“睡钉床”。在一木板上满钉铁钉,尖头朝上,把人放在上头用鞭子抽,钉子入肉,鲜血淋淋。“活闷人”。把人的脖子齐着板凳一头,脑袋向下仰垂着,在胸膛、臂部、大腿捆上3道绳,又弄来几桶水,放在他们的头下边,日本人把板凳一抬,人头便浸入水桶中,一会儿便把人憋晕。如不想让你死,把板凳一放,人头又出来了。“火烧”。从村里弄来些糊窗户纸,塞到人裤裆里点火烧。
  …………
  “那日本人就是不把中国人当人,”冀中的老人们说。
  冀中的作家孙犁曾写过一篇散文,说他见了远房嫂子二十多岁时的一张照片,不明白怎么这么一个活泼爱笑的人,却照得如此呆板。远房嫂子说:“那是日本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还顾的笑?”孙犁一细看才发现,这是张从“良民证”上揭下来的照片,照片角上有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反光,还有半个“验讫”的戳记。
  “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照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远房嫂子说。
  亡国奴,怎么笑得出来?孙犁还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位叫浅花的妇女要生孩子,地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只能到地道里去生。浅花笑着说:“那不成耗子了?”后来,她在地道里产下一个女婴。除了浅花,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亡国奴,哭都没有人听!
  在物质生活贫困,人身安全无保障的情况,相当一部分百姓在精神上觉得十分压抑,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算完呢?听见咱们的队伍打了胜仗,都高兴得流泪,烧香磕头,说“ 八路军可回来了,不打真叫人活不下去了。”
  处境悲惨的群众在看不到头的苦日子中,宗教势力又抬头了。人们把精神寄托在宗教中,似乎得到了一点解脱。当年在之光县公安系统工作的刘剑华老人说:“在1943年,一贯道盛行一时,各村都在设‘坛’,坛主都是由地主、富农分子担任……每个道徒交费两元钱,坛主欺骗群众,对女道徒的不轨之事,更是不可言及。”不过,冀中毕竟是老根据地,百姓们都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民族意识很强烈。真正沉迷于宗教的是少数人,真正认贼为父的更是极少数人。百姓们看见汉奸们神气活现,看见日本人为所欲为,心里觉得憋气,一有机会,这股怒气就要冒出来。
  冯亚钧是安国县伍仁桥镇的一个普普通通理发手艺人,30多岁。“五一”大“扫荡”以来,他耳闻目睹鬼子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心里气得慌,老想着哪天杀个鬼子报仇。这个镇子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里头有个伍长,叫皇代子,20多岁,罗圈腿,矮个子,比三八枪高不了多少,可杀起中国人来却最凶狠。据说因他杀中国人有“功”,还特许他每年回国探亲一次。1943年8月的一天,正逢集日。许多百姓都来赶集。皇代子脚穿一双日本木板鞋,下头穿着条女人的花裤子,在集市上乱窜,看见喜欢的东西,就过去要“新交新交”,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在集上转了一圈,皇代子手里提着只大公鸡,嘴里还啃着个猪蹄,又跑来找冯亚钧剃头。冯亚钧一看这家伙满嘴酒气,东倒西歪,心中暗喜,边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说:“太君,今儿集上人太多,这儿太乱,到大乡公所去理吧。”“哟西”皇代子很满意地回答,到了乡公所,找了个清静地,冯亚钧一边给他剃头,一边和他聊天,以麻痹他的警惕性。皇代子正夸冯的手艺好,冯亚钧顺口说了句:“今天会更好。”右手一使劲,剃头刀把皇代子的脖子都割断了一半,一声没吭就一命呜呼了。外头伪大乡宋乡长,拎着水壶还正要给皇军送水,一推门,蓦地瞧见皇代子像头死猪似地躺在地上,冯亚钧正在脱身上衣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立刻明白了,便说:“你这宝刀又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可你该早说一声,咱好准备,是信不过咱怎地?”冯亚钧忙说:“要信不过还到这儿来宰他?”说着挑起理发担子,说声:“那东西和以后的事,就请你们处理吧。”然后大步流星出了门,投安国游击队去了。这边宋乡长找把菜刀,“咔嚓”一声,把皇代子的头砍下来,然后找鬼子报丧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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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4)
王景希,是定县东旺村一个普通农民,20多岁,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村里人都说他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东旺村和相邻的李村店,都安上了据点,驻扎在这两个据点的日军,属一个小队的建制,经常三三两两,甚至单个,从这村到那村,互相串门。王景希瞧在眼里,心想要有支枪多好,乘机可以干一家伙。
  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位抗日干部跑到王景希家,老两口忙不迭地烧水做饭,放风瞭哨。这位干部吃罢饭,十分疲倦,就倒下睡了。随身带的一把托盒手枪,就压在枕头底下。起晌的时候,李村店据点的一个鬼子,扛着挺轻机枪,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到东旺村炮楼来看老乡。在村边耕地的王景希瞅见了,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这鬼子下午准还得回李村店据点去。心里一下子“咚咚”跳起来: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悄悄回到家,从枕头底下抽出枪掖在腰里,又拿起耪地的家伙,来到村南红薯地,面朝着炮楼的方向,一边装着耪地,一边留神观察。
  太阳平西的时候,那个鬼子果然扛着机枪,从东旺村炮楼里出来,回李村店据点去。这家伙一边走一边还哼着日本小调,根本没注意村边地里的王景希。鬼子越走越近,从没打过仗的王景希心跳得愈来愈厉害,一下子蹿上去,抽出枪对准鬼子,喊道:“别动。”那鬼子一下吓愣了,然后扔下枪,撒腿就往李村店跑了。王景希也没追他,满心欢喜地扛起机枪,跑回家中。
  这会子家里正翻了天,那位干部和王景希的父母三个人,正满头大汗地找枪呢。正在着急,忽见王景希一脸高兴地跑进来,把挺机枪往炕上一架,又把托盒枪往炕上一扔,说:“还给你的枪,你认识这两条腿的家伙是什么?”老两口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似的,傻看着他,那干部一时也愣住了。后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事,都感叹说:“这年头,过去成不了气候的人,也叫鬼子给逼得成了气候了。”
  杜占纪,是安平县南侯町村一名乡村教师,40来岁。他虽不是党员,但民族意识非常强烈,1942年春天,动员自己年仅18岁的独生子参了军,大女儿在区妇救会当主任,二女儿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扫荡”后,安平县一下子由老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先去报到,然后去当伪教员,教奴化课本。对在县里有较高威望的杜老师,更是发出最后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将参加抗日工作的儿子女儿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县城当伪教员。杜老师拿起最后通牒一看,是原来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县教育局长的张麟阁亲笔写的,气得一把撕掉,对家人说:“一不叫子女回来自首,二不去城里给鬼子干事。叫孩子们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赶走。”接着悄悄写下长长的遗书。然后来到村边的柳树林,边走边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丧,共服汉德威……最后,杜老师就在林中上吊自杀了。以死来抗争,来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听说后,都惊呆了,哀叹:“占领中国的一块地盘不难,难的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
  …………
  像这样的事迹,还有许多许多,这些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庄稼人和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杀鬼子、缴鬼子的枪,以死来抗争,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谁强迫他们这么做。不过,这些自发的反抗,毕竟是势单力薄。要想把这变了的天再翻过来,还得靠咱们的队伍打回来。可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鬼子、汉奸们造谣说:“岗楼儿钻了天,八路军钻了山,马猴子(指游击队)全消灭,实现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五一扫荡闹浑了天,敌人到处把岗楼安;奸淫抢杀抓青年,杀人消息天天传;白天无人街上走,晚上谁敢把灯点;这样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着八路下高山,拨开云雾见青天。”
  不过,百姓们心里也明白,日本人势力这么大,八路军暂时来不了,眼下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王林曾回忆说,冀中的百姓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冀中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除了很多老同志讲的原因外,还有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冀中党政军民对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宣传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是不向群众做普遍宣传的。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出版,冀中新华书店就大量翻印。阎素同志还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后我看全国各地的文物,当时所有翻印的《论持久战》都没有主席像,就是我们冀中印了,很有特点。我见到阎素开玩笑说,你功劳不小哇!冀中军民对这本伟大文献宣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周小舟这些负责人走到哪讲到哪。各群众团体也讲,识字班里也讲。到了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就感到宣传起到什么作用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堡垒户老大娘们见到我们就问:“现在是什么阶段了?”“什么阶段”,是《论持久战》上的语言。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学分析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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