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杨秀贞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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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3）
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五年徒刑。
杨秀贞虽不是中###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
宣判后，张纪恩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
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
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
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
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当他得知她是任弼时夫人时，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旧金山的《星岛日报》上……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1）
1998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我创作了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你又去北京！”记得，在1996年5月，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说。
这一回，我去北京，依然是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远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我忙于长篇新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的创作。这本书当时已经写了近四十万字。由于需要作补充采访，所以我又去北京。预计全书为五十多万字。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写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本书香港版的书名一目了然，叫《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过程（当然这一取代过程还延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姊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另外，对于我来说，《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从时间上正好与《“四人帮”全传》相衔接：《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开头，正是从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写起。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早在十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三年前，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一千二百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二十二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二十二部的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所以不得不又去北京“百老汇”。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2）
篇名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１９７８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这回去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
有一回甚至采访到夜里十一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八天里采访了二十多人，录了近四十盒磁带，拍了三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在北京诸多的采访中，对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6年5月29日，我访问了胡德平。他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我，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 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
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化大革命”。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九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亮着台灯，传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化大革命”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由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