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出没风波里- 第1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作了重要发言。###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来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地计算,证明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的肩膀说:“质量!质量!”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当顾问。这样,###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17日起,###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在甘肃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
  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有很大的关系……
   。。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6)
在北京的大量采访,使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有了扎实的基础。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完成之后,香港版迅即出版,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出内地版。
  由于这部长篇属重大题材,必须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前花费很长时间办理逐级审批手续。
  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此书得以在1998年初,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后,我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进行评论。我没有订《中###史研究》杂志。那位朋友便送我一册。
  《中###史研究》杂志的评论上万字。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党史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也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第章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1)
虽说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奔走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我也穿行于上海的弄堂和高楼,寻访诸多历史老人。我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时,很多采访是在上海进行,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写作《“四人帮”兴亡》,很多采访也是在上海进行,因为“四人帮”又称“###”。
  自从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上海就成为我写作、生活的基地。
  上海是一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作为南方人,作为在海滨长大的我,完全融合到这个海派文化的大本营。我爱上海。正因为这样,我宁可一次次前往北京采访,却始终把根据地扎在上海。
  温馨之中,夹带着潮润,上海盛夏的夜风轻轻地推开窗帘、轻轻地吹拂着……
  家住高楼,而窗口又朝着东南,对于昼夜有着特别明显的感觉。夏日的清早,才五时多,耀眼金色的朝阳,已经把光芒射进我家。到了傍晚,一轮夕阳西下,窗外开阔的天空从橙色转成淡灰。灰色不断加重,一幢幢高楼的轮廓变得模糊。窗外终于变成一片浓,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我家正处十字路口。俯瞰窗下的马路,车如长河,喧嚣不已。遥望远处,长长的黄浦江上的大桥亮起一串串明灯,像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夜上海的前胸。
  我的诸多夜晚,在书房中度过。特别是在赶写长篇的时候,往往夜以继日。书房里耀如白昼,我的十指在电脑的键盘上飞舞。
  我也休闲。我喜欢与妻下楼,在夜色中漫步。我家楼下,就是一家一千多平方米的大饭店,灯光一片雪亮。前后左右,二十多家酒家、烧烤店、火锅城、小吃铺、泡沫红茶店、肯德基,组成“吃的连锁”。与二三朋友在餐馆小聚,边吃边聊。我喜欢雅静的所在。一家餐馆老板为了招徕顾客,在店堂里搭了丁字台,时装表演队的小姐们在台上款款而行,音乐声震耳欲聋,我反而从不光顾。
  夜色中的人行道,变得拥堵不堪。彩色地砖被各种各样的地摊覆盖,卖“毛栗子”(上海话,即鲜荔枝)、手机皮套、长筒丝袜、沙滩裤的喊声响成一片。我最爱去的是盗版书摊。林林总总的盗版书装满“黄鱼车”(上海话,即三轮车)。据说“黄鱼车”高度“机动”,一有“情况”可以随时“转移”。在那里,我常常买到我著作的最新盗版本——我已经“收藏”了整整一书架的盗版本。
  夜十时之后,地摊收场,取而代之的是折叠桌、白色塑料椅,“大排档”上场了。虾肉馄饨、大排面、炒田螺、海瓜子、花蛤汤、白斩鸡,应有尽有。尽管许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却从来不敢做座上客。我一看那污浊不堪的洗碗水桶,就敬而远之。
  离我家二百米处,是一家电影院,而楼上则是图书馆。我只看“大片”、“名片”。有时,倒喜欢在图书馆里翻看各地报纸杂志,犹如在铅字间散步,名曰“文学散步”。
  有时候与妻“打的”外出。很多朋友劝我买车。我们这座大楼里拥有“私家车”的人颇多,入夜,院子里停满各种牌子的轿车。我却喜欢“打的”,以为多了一辆车,还得花费不少时间“伺候”。上海的夜色是迷人的。我在欧洲,发觉商店在六时就关门,而上海的商场往往在十时还人声鼎沸。卷扬电梯、大理石地面、中央空调,上海商场的购物环境是一流的。在商场信步,也是一种休闲。
  也有时就在家附近散步。家对过就是街心花园。五十米处,是一条颇宽的河。一般我们几乎不愿在河边走,这倒不是怕湿鞋,而是受不了那臭气。这条河是苏州河的支流,直通黄浦江。最近,随着苏州河的河水变清,臭味随之消失。河边漫步,成了夜晚的舒心事。当然,有朝一日河上开通小艇夜游,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银波粼粼,轻风徐徐,当会更舒心。
  当一轮明亮的朝阳又一次早早照进我的卧室,新的一天开始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温馨的上海(2)
我又开始坐到电脑前,开始我的写作。也有的时候,我背起照相机和录音机,在上海进行采访。
  上海这个“海”也很深。我在这个“海”中,寻访了那些格外敏感的人物……
  

闯入托派禁区(1)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四时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二十七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享年九十八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在8月10日发表了这一消息。
  当天,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因采访而结识郑老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九十七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郑超麟的记忆力极好,可以说是“活字典”。李谷城先生写《中共建政前领导核心之研究》一书,在香港查不到朱锦堂的资料,托我代查。我在1995年2月8日请教郑老。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随口便说:“朱是安源人,我与他在中共‘四大’见过……”
  他回忆了许多关于朱的事情,以至于朱的音容笑貌都说得一清二楚。
  在郑超麟晚年,他的一部书稿,曾送邓小平看过。此事鲜为人知:
  那是我在北京看望王力时,他说起邓小平有一次在北京外出,正好路过王辩家,嘱停车,派人前去敲门。因事先无通知,适值王辩外出,未能见面。王辩乃王力夫人王平权之大姐,过去曾与邓小平共事。
  我即对王力说,我看过郑超麟一部未出版的手稿,叫《记尹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尹宽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奔赴陈独秀麾下而成为托派大将,又与郑超麟一起因托派问题关押于上海市监狱。《记尹宽》一书,曾用相当篇幅写及尹宽前妻王辩。
  王力一听,托我回沪后向郑超麟借《记尹宽》手稿。
  后来,我把郑超麟的《记尹宽》手稿复印,把复印稿交给王力,而王力则通过“内部途径”,送呈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得知郑超麟仍健在……
  郑超麟坐冷板凳坐了那么多年,到了晚年,忽然“红”了起来,来访者应接不暇。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
  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