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闯入托派禁区（2）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
“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内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六时，他昏迷了，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
郑超麟的命运乖戾，还不仅在政治上。他漫漫二十七年铁窗生涯终于熬到头的时候，分到那二居室新房，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了，而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恰恰在这个时候死去！当郑超麟晚年在电视中频频出镜，国内外来访者纷至沓来，那二居室房子显得太旧太狭小，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特批，分给他高层新楼一套二房一厅。他刚刚迁入新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得享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三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走”后，我最初得到的通知是，告别会在8月7日举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八七会议”出席者，特意选择“八七”向亲友告别。但是，上海有关部门突然要求提前举行，改为8月5日上午。
我很少出席追悼会，因为追悼会那种压抑的气氛往往使我几天无法正常写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尽量不出席追悼会。但是，戴厚英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著名右派分子陈修良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这一回，郑超麟的追悼会，我也决定参加。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据晓方统计，送花圈、花篮的共二百一十九人，唁电挽联五十份，出席告别会的约一百五十人。作为托派领袖，郑超麟去世时能有这么盛大的场面，已是很不错的了。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郑超麟的家，离西宝兴路殡仪馆近，而送别会却在离他家颇远的龙华殡仪馆举行，据云因为他曾在龙华监狱关过七年，所以他选择了在那里作最后的告别。
郑超麟晚年很“红”。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三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郑超麟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最初是在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
那是在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来沪时，曾去访问了耄耋老人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
本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被写入《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郑超麟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曾被“冷冻”了多年。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使许多知道内情的人惊讶不已！
闯入托派禁区（3）
后来，他居然走上屏幕，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更是非同寻常。
我望着郑老安详的遗容，记起1984年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却如同闯进了禁区，进入“地雷阵”——因为在那个时候，托派仍是可怕的名声，尤其是他这样的托派领袖。尽管当时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几乎不为记者、作家的笔所触及，而且行动并未完全自由。
当时，我是在上海市监狱采访时，得知了他的特殊经历，要求前去采访。上海市监狱告诉我，必须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得到批准，方可前往。不然，你会“说不清”的！
这“说不清”三个字，表明了郑超麟的特殊。也就是说，弄得不好，我会被怀疑跟托派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托派，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温州是托派相当活跃的地方。我的一位表兄就因为托派嫌疑而被拘捕。经过“学习”、审查，他终于获得自由。他到我家来，反复向我父亲讲述审查结论：“确非托派！确非托派！”从此，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知道托派是很可怕的名声。
然而，我却又是一个没有太多顾忌、没有“势利眼”的人。三教九流，只要我以为是值得交往的人，值得采访的人，不论他是否受监控，即便是在狱中，我也会坦然前往。
我遵嘱向监管郑超麟的有关部门提出采访郑超麟的要求。想不到，竟然获得同意。
这样，我来到他鲜为人知的住所，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
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的托派领袖人物。过去，托派在中国几乎等同于“反革命”。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千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 转载了那一千多字。
此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他。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后来，我在出一本我的报告文学集时，“塞”了进去。可是，在审稿时，别的稿子因为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用的是剪报，唯有这篇是手稿（那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这样，这篇手稿引起特别注意，仔仔细细地审看，被删去了！
接着，在出版我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时，我又“塞”了进去。责任编辑倒很“识货”，以为此文“挖掘”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特地在新书预告的内容提要中标了出来。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此文又引起注意，还是被出版社领导删去。我几乎要跟那家出版社领导“顶撞”起来，仍是不行！内中的原因是很明白的：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
《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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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4）
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室”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此后，我仍采访他。在1996年8月8日，我还陪同香港作家李谷城先生去访问他。那时，他已经九十五岁，居然还每天自己走下楼梯去取报纸、信件！他跟我们谈起邓小平时，记忆很清楚。他送书给我，能够亲笔在书上题字……
郑超麟，当时健在的资历最深的中国托派，曾担任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托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简称。过去，我只闻托派其名，不知其详。长时期以来，郑超麟先生一直在云里雾中，不为人知。自从采访了郑超麟先生之后，我开始对这位特殊人物的曲折经历有所了解，对托派也有所了解。
他住在上海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里。我在1984年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钝。
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近年来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茅盾、尹宽等。手头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